拜伦一行到了士每那，就暂住在当地英国领事的家中，等待去君士坦丁堡的机会。此时的拜伦似乎对前途感到彷徨，他写信给母亲说：“我越走越远，就越来越懒，每天都昏昏沉沉的！”其实拜伦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他终日回想着过去的事，另一方面是由于东方的气候，以及他们缓慢的生活步调对他所产生的影响。事实上他并未像他信中所描述的那么懒散，因为，他一直在写《哈洛王孙游记》。
他对东方人的看法是：
我觉得他们和土耳其人并无多大分别，他们穿长袍我们穿短衣；我们爱说话他们比较沉默，仅如此而已……
除了报道这些旅行中所见的新奇事物外，拜伦还写下了对自己的期望：我们在国外已将近一年了，我也希望在这些绿意盎然的地方，多看看那些与国内不一样的景色……等我回去后，希望你会发觉我和以前已不相同——不是体型方面，而是态度、气质方面的改变。因为，我开始了解：在这世界上，只有本着“道德”而为，才行得通……我希望回去以后，能远离那些使我败坏的朋友、酒和荒淫，专心在政治和社交方面去求发展……
1811年5月13日的下午2点，他们从烟雾中看到处处都是回教寺的尖塔和柏树的君士坦丁堡。第二天中午，他们登岸并经过苏丹王的宫墙。他们还在墙外看到两只狗在噬咬一具死尸。然后，他们到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罗勃·艾·耳家去。
拜伦对土耳其没有多大好感，他极端厌恶土耳其的草菅人命和独裁的政府。而且，比较起来，在希腊时他们还能与当地人来往，可是，在土耳其却没有一点机会。虽然土耳其的苏丹王也邀请他们去参加王宫的宴会，但拜伦觉得似乎并没有像在阿里·巴夏的王宫那样受到重视。不过，据当时另一位英国人说：“苏丹王对这位英俊的英国贵族，似乎有极大的兴趣！”
7月14日，拜伦再度回到雅典，虽然此时雅典的气候十分炎热，但拜伦还是觉得比在土耳其愉快多了。他回到麦可莉太太家，但却发现一切都改变了，于是他把所有的行李和家仆都迁往卡布钦修道院，因为麦可莉太太拼命要把女儿泰莉莎嫁给他（泰莉莎后来嫁给了布列克先生，她曾因在拜伦的诗中被称为“雅典少女”而名噪一时）。
有些证据显示，拜伦此时恢复在伦敦的那种放纵情欲的日子，原因也和以前大致相同——无法获得绝对完美的爱情，也不期盼再去追求，而且对自己的前途（不能符合他幼年时的梦想）感到灰心丧气。
他曾对霍豪士表示：
我的生命，除了片刻的时间之外，只是无聊、无聊……我也出来看过了这世界最古老的部分。我浪费了生命，也享尽了各种荣华富贵，现在，我已没有什么企盼。也许，我正考虑用什么方法能走出这个世界……我希望能找到使苏格拉底致命的那种毒草……
他写给母亲的信中却说：“我的经历足以使我成为世界公民……”另一方面，拜伦心中却酝酿着一种新的思想——他极盼望希腊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民主国家。他仔细观察过人民的情形后表示：“……希腊人并没有失去希望，只是，他们意见分歧太大了！”
在《哈洛王孙游记》一书中，他写着：
雅典——除了这个名字具有魅力外，凡是喜欢艺术和自然的人，都会尊崇这个地方。这里的气候，至少对我来说代表着永恒的春天。雨很少，雪也不曾覆盖过平原，偶尔的阴沉天气还颇令人满意。
当然，拜伦所谓的“气候”，自然不仅指天气而已，也包括了人民、土地、风俗等，事实上，也是指当地人的一些生活方式。而且，只有在当地生活过一段时期的人，才能了解他所谓的“气候”是怎样一回事。对于来自寒冷以及浓雾密布的英伦的他来说，晴朗、阳光普照、绿意盎然的希腊，可说是东方风土人情的一种象征。
他曾说过：“如果我是一个诗人……希腊的空气就是使我成为诗人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