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后的欧洲动荡不安。
墨索里尼指使他的黑衫党大举进军，拿下罗马。许多记者和政治评论家竭力为他涂脂抹粉，大肆鼓吹这个意大利法西斯头目是意大利人民的救星。
战后的德国正在经受着急剧的通货膨胀的威胁。10马克买不到一个面包，流通货币每小时都在贬值。失业以及对法国这样的战胜国的仇恨像癌症一般摧毁着这个国家的国民精神。
土耳其的解放者和独裁者凯马尔帕夏指挥手下把希腊人赶出小亚细亚，以无谓的混乱方式排除异己，使无辜的平民百姓背井离乡、流离失所，其惨状不忍目睹。
在这有如污泥浊水般的政治漩涡中，作为驻欧记者的海明威必须区别出哪是马林鱼、哪是鲨鱼、哪是淡水鱼、哪是阴沟里的小鱼，他必须亲自去看、去听。
于是，他去了意大利，并最先报道了墨索里尼拿下罗马的消息。但是他没有把墨索里尼美化为意大利的救星，而是反其道而行之，把这个法西斯头目写成一个危险的“品性很坏的人”。
他去了小亚细亚，和希腊难民一道撤出。
第二天天刚亮，六名希腊内阁大臣遭到枪决。他们被带到一家医院的墙根旁，一字排开。其中一人患有伤寒，走不动路，是两个土耳其士兵架着他出来的。那人站不起来，只好抱着脑袋坐在泥地里，就这样给一枪打死了。
海明威的报道感情强烈，有股震慑人心的力量。他在报道完这一事件之后又加上一笔：“有一个被处决的人高高举起一个小小的耶稣受难像。”
这个驻欧记者把新闻报道和个人叙述写完以后，累得精疲力竭，躺在地板上没两分钟就进入梦乡。这是一家被捣毁的希腊人旅馆，房间里没有床，外面仍淅淅沥沥下着雨。
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战祸迭起，风云多变。海明威一闻到战争的气息就像蝙蝠飞进夜幕一样迫不及待，战争打响第一枪时他就已经赶到现场。
1923年，法军占领了鲁尔区。
海明威继热那亚经济会议之后又参加了一些会议，包括巴洛会议和洛桑会议，还会见了当时的苏联外交代表契切林。
他报道了这些会议，也报道了墨索里尼的罪恶行径。当别的政治家都只看到这个法西斯头目身上的优点时，他却一再发出警告。“不可低估墨索里尼，”他在一篇稿子里写道，“墨索里尼不是傻瓜，他是个了不起的组织家。”
不过，他对大众心理比对当权人物的个性更感兴趣。他这样写道：“法西斯党徒对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共和主义者或者合作会社的成员一概不加区分，统统把他们看做赤色分子和危险人物。”
就在三个星期前，这位法西斯的领袖率领手下进军罗马，接管了旧政权，成了意大利的统治者。在洛桑会议上，他趾高气扬地走来走去，显示他的领袖身份。有一次他在自己套房的接待室里举行记者招待会，记者们涌入房间。海明威报道说：“墨索里尼坐在他的办公桌旁，读着一本书。他的脸扭曲成闻名于世的那种愁眉苦脸的样子，一副独裁者的神情。”他摆了好一会儿那样的姿势，好像已经忘记了有记者在场。海明威想看看他到底在看什么书，便踮起脚尖走到他的后面，发现是一本法英词典，墨索里尼竟然还把它拿倒了。如果说，上一次在米兰见到墨索里尼时，海明威对他还没有什么恶感，那么，这一次海明威对他的态度显然有了明显的转变。海明威说：“一个人穿黑衫，罩着白鞋罩，即使是在舞台上也不免有点毛病。”他称他为“欧洲最大的虚张声势者”，“你将在他口中看到迫使他绷起他那闻名于世的墨索里尼式怒容的弱点”。
海明威对这个法西斯头目的洞察在当时来说是很有先见之明的，因为当时还有许多人没有看透这个独裁者，甚至还有不少人赞扬他、崇拜他，其中包括邓南遮、皮兰德娄、马里内蒂、普契尼、克罗齐等著名的意大利人，也包括像丘吉尔、萧伯纳等一些著名的英国人。海明威很希望哈德莉赶紧来到他的身边，他想等洛桑的工作一结束，便和哈德莉一起到香比镇去度个长假。他催哈德莉乘飞机来，可哈德莉却决定乘火车，谁知却遇上了大麻烦。原来哈德莉从巴黎出发前，在收拾行李时想到海明威在休假期间也许会有空余时间要修改他的手稿，于是就小心翼翼地把她所能找到的所有她丈夫的短篇小说稿和诗稿统统装进了一个单独的旅行袋里。这几乎是海明威在欧洲所写的全部文学作品（《在密执安那边》和《我的老人》除外）的原稿。她拿着行李乘出租汽车前往巴黎的里昂火车站，搭乘去瑞士的火车，下出租车时她请一个挑夫帮她把行李拿上火车，谁知她的旅行袋在这时被偷了。海明威的三年心血付诸东流。为了看看是否还能找回些什么，海明威找了个人来代理他在洛桑的工作，自己匆匆赶回巴黎。如果说，他在一路上还存有一点侥幸心理的话，那么，他到家以后便彻底死心了。情况正如他妻子说的那样，一切都完了。绝望之余，他做出了他自己声称他一生都不能忘记的事，但是到底是什么事，他从未向人透露过。第二天他到斯泰因那里寻求安慰，斯泰因和托克拉斯小姐热情地款待了他，他还同斯泰因谈了一个下午有关斯泰因的近期创作问题。那天晚上他坐夜车回洛桑，在餐车里喝了一大瓶葡萄酒。回洛桑不久，在圣诞节即将到来之际，海明威放下了手上的工作，决心把一切不愉快的事情扔到脑后，就和哈德莉一起到香比镇和朋友们会合，然后到山里滑雪去了。
他也去过德国，但那是工作需要，他没带哈德莉去，带她去不安全。
哪里有行动，哪里就有海明威。
科隆的城市广场上发生了一场暴乱，海明威就造访了科隆大教堂，在那儿从头至尾俯视了这场暴乱。
将近五年时间，海明威代表《多伦多明星报》游历了欧洲的许多地方，参加了各种政治会议和经济会议，会见过不少政界要人。他既注意看，又注意听，就是不引用政治理论。他也无意装成能预卜占凶的先知，所以他的观察特别准确。他预先指出了希特勒德国的危险性以及墨索里尼意大利内部的毒瘤，但是世人当时并不介意，真相大白要等到千万人丧生之后。
就这样，作为一个优秀的新闻工作者，海明威树起了自己的声誉。他开始了新的尝试。他想采写独家报道的内幕新闻，还专门会见了法国总理克列孟梭，写了一篇很有见地、充满激情的报道。可是《多伦多明星报》拒绝采用这篇稿件。这事很伤海明威的自尊心。他气愤极了，真想辞职不干。考虑到每星期的工资，他才暂时作罢。但是这事在他心里埋下了对新闻工作失望的种子，后来他还是离开了报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