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是1941年5月份从亚洲回到纽约的。6月初，《午报》主编英格索尔对海明威进行了一个下午的访谈。这篇访谈录是经海明威亲自过目后加以认可的。海明威后来在《午报》上发表了《海明威说俄日条约未能阻止俄国帮助中国》《中国空军需要飞行员和飞机在空中打击日本》等六篇报道，英格索尔的访谈录作为这六篇报道的序文发表。
这篇访谈录可以看做海明威远东之行的自述。
海明威夫妇于1941年2月初离开美国，坐船经夏威夷稍加停留，然后飞往香港。海明威在香港待了一个月，同各类人物进行了交往，了解中国的战局，其中有英国人、日本人和中国人，中国人里还分主战派和主和派。海明威对香港的印象是繁华而又腐朽，“情绪高，道德低”。他在香港同英国将军莫里斯·柯恩来往较多，据说这位英国朋友当过孙中山的警卫，会说广东话，是个中国通。他向海明威介绍了不少中国政界和军界情况。他对蒋介石印象不好，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海明威。
他们在香港住了一个月，就乘机飞越日本占领区，来到南阳，再从南阳坐车到韶关的第七战区。海明威说，对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斯诺和史沫特莱已经作了精彩的报道，他要看正规军的情况如何。他在第七战区待了一个月，对从司令部到军、师、团以及前沿的先头部队进行了一系列采访。他们跟着军队活动，坐船、骑马、步行，当时天气潮湿，有时绵绵细雨，十几天都没有穿过干衣服。玛莎抱怨不止，尤其不满意居住卫生条件，但海明威情绪始终很好，对玛莎的抱怨，他的回答是：“谁叫你来的？”
海明威对第七战区部队的印象是这个部队有很强的防御能力，士兵们生活、医疗条件很差，但很能吃苦。
他们在前线待了一个月，接着坐小船，换车去了桂林。他们原本没有计划去桂林，但一路上人人都说桂林美，他们就去了。桂林果然是“最美丽的地方”，“那里有成千上万座小型的山，看起来像大山的山脉，却只有300英尺高。你可能在中国印刷品和绘画里见到过许多美丽的景色，以为是艺术家想象出来的，其实桂林山水照下来就是这个样子。那里还有一个有名的山洞，现在用作防空洞，它能藏三万人”。他指的是七星岩。
从桂林到重庆，他们是搭乘一架运钞机去的。在重庆，他们会见了蒋介石夫妇，还有财政部长、教育部长、交通部长等官员。他们同蒋介石谈了一个下午，由宋美龄当翻译。海明威发现重庆食品贵但丰富，这一点不同于内战期间的西班牙。他认为：仗打了四年，能维持目前的生活状况，比欧洲同德国打仗的各国都强。待了八天之后，海明威夫妇去成都一所军校参观。海明威认为，中国的训练是德国式的，教官都是德国培养的中国人。他们从成都飞回重庆，再从重庆坐飞机南下缅甸。
经缅甸到昆明是当时国外物资运进中国的西南通道，日军为了切断这条路线，连续进行轰炸。海明威发现“有几座桥炸没了，但中国人有非常有效的渡船办法用来代替桥梁。这条路经常被炸——昆明每天挨炸——但炸桥的作用不大，一则因为有船摆渡，二则中国人修桥的速度很快”。
海明威夫妇来华，自然也成了中国媒体争相报道的新闻。有一则报道这样描述了采访海明威夫妇的情景：记者在8日下午走进了宋氏的别墅，通报以后，等了不久，即跟着侍者穿过客厅，进到一座三丈见方的晒台上。一位金色头发、面容美丽的妇人，很安闲地坐在晒台中间的藤椅上。她穿着米黄色衣服、肉色丝袜、白色凉鞋，戴着黑色眼镜，正在翻阅外国杂志。她看见记者就将杂志放下，热烈地和记者握手寒暄，并且很和蔼地道谢。
然后她又笑嘻嘻地说：“你是来看海明威先生吗？他正在写作，今天恐怕不能同你交谈，真对不起。我是他的太太。”记者也就表示不愿打扰他的意思，“但是我可以和你谈谈吗”，她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记者尚未发言，她一边摸着那金色头发，一边用脚敲打着洋灰地，面对着记者说：“我说什么好呢？对于中国要说的话太多了，无论是韶关、桂林，或是伟大的重庆，在残暴的日本人不顾人道的轰炸之下，中国人民仍能各自在岗位上努力工作。尤其是在重庆，你看许多炸过、烧过的地方都已修建了小巧玲珑的房子。这种精神，使得我们非常钦佩。”
记者知道海明威来华的目的是要搜集有关中国抗战的小说材料，因此询问海明威夫人。她便接着说：“我们回国以后，一定写一本有关中国的小说，尤其特别加重描写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英勇行为，把中国这种精神介绍给我们美国人。”接着她又说：“重庆天气太好了，可惜不能多住……”
室内时钟当当地敲了五下，记者即与海明威夫人握手道别，并且对她说：“希望9日上午能够在飞机场上和海明威先生见面。”
关于海明威夫妇此次来华，报纸上热热闹闹，而且到处把他们当做正义与和平的使者，当做贵宾来欢迎，可是他们却有说不出的苦衷。玛莎在《我和另一人旅行记》中相当详细地描述了她和海明威的中国之行。书中玛莎用U．C．（Unwilling companion：不情愿的伴侣）称呼海明威。他们对国民党官方政治部派给他们的陪同翻译马先生不满意。玛莎关于中国之行的那部分文字标题叫“马先生之虎”。原来在马先生陪同他们的途中，玛莎发现野外山上尽是些黑糊糊的焦树茬，就问马先生农民为什么要烧山。马先生莫名其妙地回答说：“是为了赶跑老虎。”马先生进一步解释说：“老虎吃一种嫩细的树根和甜草，这些东西全烧光后，它们饿得发慌就跑掉了。”在中国竟然有吃素的老虎，这是他们闻所未闻的。马先生自吹在密执安大学念过书，可是他的英语实在不敢恭维，经常翻译不出来了，就加上“怎么怎么的”“叫什么来着”之类的用语，搞得海明威夫妇莫名其妙。所以他们认为好心的马先生是个傻瓜。
令他们感到十分头疼的是他们在中国所到之处看到的贫穷、落后、肮脏、疾病。尤其是玛莎，她是个极其讲究清洁的女人，当她来到下榻的“韶关之光”旅馆时，一看里面的情况，顿时就起了反感。
他们在桂林的住地也同样糟糕，虽然名字叫得好听，什么“皇宫饭店”，可是臭虫满处爬，厕所臭水到处溢。这样的苦他们哪吃到过？然而，住得不好只是他们这一苦难历程的一小部分。玛莎对什么都感到不满，包括旅途中看到的一幕幕景色，空气中弥漫的气息。
有一次，玛莎在一个村子里要上厕所，却找不到一个让妇女解手的体面地方，结果只好到村子里的公共厕所——一个用草毡盖着的竹塔楼，“下面有一个五英尺高的阿里巴巴式的大坛子摆在地上，用来收集那宝贵的大粪”——去方便。当她爬到竹塔顶上时，正赶上空袭警报，村里的人都跑光了，连猪也赶走了，弄得玛莎上不上，下不下，左右为难，眼看着一个中队的日本飞机从头顶上飞过去。当她从梯子上走下来的时候，海明威笑嘻嘻地对她说：“噢，可怜的玛莎，如果刚才给炸死，那是多么光荣啊！勇敢的战地记者玛莎在执行公务时以身殉职。不过，国际新闻界将会问，死在什么地方？是怎么死的？”
当时的中国是如此贫穷落后，老百姓的生活如此艰难，如此节俭，连大粪都舍不得浪费，要好好收集起来作为肥料。中国的士兵风里来雨里去，过着非人的生活，每月却只有2.8美元的津贴。可是玛莎在重庆看到那些达官贵人的奢侈糜烂的生活，例如孔祥熙夫人那种骄奢淫逸的做派，她的豪华的衣着，使玛莎深感这样的国家没有希望。中国的伤病员没人管，中国的麻风病人没人管，到处沿街乞讨。当玛莎见到蒋介石夫人宋美龄时，向她提出了这个问题，宋美龄竟大发脾气，说中国人人道、文明，不像西方人那样把麻风病人关起来。她还教训玛莎说：“当你们的祖先还住在树上，浑身涂成蓝色时，中国就早有了伟大的文化了。”玛莎听了大动肝火，可海明威却不以为然，还教她要懂得如何应付这种颐指气使的女人。玛莎愤愤然地对海明威说：“他们为什么不为他们的人民做些事，而是一味吹嘘过去如何如何呢？我们所见到的大人物，除了金钱和权势外，他们对其他任何东西毫不在意。我对他们谁都不信任。这个腐败的地方，他们是怎么搞的呢？”
海明威夫妇对国民党政府接待他们时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的那一套也甚为不满。他们一路上到处看到“欢迎正义与和平的使者”“欢迎我们的国际友人”“加强一切民主国家的团结”等标语口号，军队政治部还专门让人搭牌楼欢迎他们，还有欢迎会、演讲会等等。有一天晚上，政治部为他们安排了文艺节目，让1800名士兵坐在刚下过雨的潮湿地面上，请他们和将军坐在贵宾席上。大家等了45分钟，晚会才开始，先是大会发言，然后节目开始。节目上演的是两出宣传抗日的戏：一出讲几个想找中国“花姑娘”的日本军官被击毙；另一出描述了日本兵在中国人的大刀下跪地求饶的情节。玛莎对国民党军队不做实事抗战，却把日本兵丑化得如此无能，让士兵们陶醉在这种虚构的胜利喜悦之中的做法感到很可笑。晚会在寒风中持续了三个小时，结束时他们终于松了一口气。
中国之行中真正给海明威夫妇留下了良好印象的，是同中国共产党驻重庆代表周恩来的会见。有一次在重庆的市场上，一个金头发的荷兰女人走到玛莎跟前，问她是否想见一见周恩来。玛莎对周恩来这个名字连听都没听说过，不知他为何许人也，不知为什么荷兰女人会认为他们想见此人。她很谨慎地回答说得先问一问海明威，但是她答应给她一个回音。玛莎回去向海明威描述了那个荷兰女人，海明威听了很高兴，原来是他的老朋友荷兰导演伊文思在这里，想安排他和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人物见面。海明威欣然答应。于是，当那荷兰女人再次出现时，玛莎给了她回话。第二天，在那荷兰女人的安排下，海明威和玛莎甩掉了跟踪他们的国民党特务，坐上一辆黄包车，蒙上眼睛，被带到了一间简朴小屋里的周恩来跟前。他们看到周恩来衣着朴素，平易近人。虽然需要翻译，但是他们之间相互有很好地理解，所以谈得非常投机。玛莎认为，这是他们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和一个中国人谈得如此无拘无束。海明威大概给周恩来讲了广州前线的情况。由于他们对中国的情况不太了解，尤其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不太了解，所以他们主要是听周恩来讲，只是他们当时兴奋之中没顾得上做记录，所以当玛莎37年后发表有关当年的回忆录时，已经记不清周恩来讲了些什么。
海明威夫妇在重庆会见过蒋介石夫妇，当时的财政部长孔祥熙夫妇，以及教育部长、国防部长、交通部长、许多将军和总参谋长，他们都没给她留下什么好的印象。
当他们回到美国后，在给白宫官员汇报中国之行的印象时，他们非常有预见性地指出，这场战争结束后，接管中国的将是中国共产党人，“因为蒋介石一伙太糟了，奢谈中国的民主纯粹是虚伪的废话。那里不仅没有民主，而且比没有更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