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0年开始，海明威一直留在古巴写作。4月，他写信告诉潘金斯，小说正式定名为《丧钟为谁而鸣》，书名取自英国16～17世纪诗人约翰·堂恩的《祈祷文集》。
此书出版后，销售大为看好，12月底已售出18.9万册，出版不到半年，销售量达49.1万册，到1943年底，累计销售量高达78.5万册，成为自《飘》出版以来美国最畅销的一部小说。不久以后，小说又由派拉蒙电影公司搬上银幕，英格丽·褒曼等著名影星担任主要角色，轰动一时。
文学和社会批评家埃·威尔逊初读《丧钟为谁而鸣》后非常高兴，认为海明威已经走出20世纪30年代创作的低谷，虽然他对小说的爱情描写不满意，说“海明威这位艺术家又回到我们身边，好像老朋友回来了”，“《丧钟为谁而鸣》对社会、政治现象的想象，是海明威过去所没有的”，“海明威描写西班牙战争不是作社会分析，而是道德上的评判”，“有智慧”，“有同情”。剧作家罗伯特·安德生对比了海明威前后不同的作品之后说，“海明威能够作自我批评，能够自我开拓”，给人“一种隽永的感觉和高贵的精神”。列奥奈尔·屈里林说海明威“完全明白实际生活情况中的道德上与政治上的紧张的力度”，“他把他的创作能力发挥到极限”，并认为他写游击队“聋子”这一仗“达到托尔斯泰写战争的最高水平”。著名的英国小说家格拉姆·格林在批评海明威写爱情“过于罗曼蒂克”的同时，赞扬海明威“写西班牙内战透出一种精细的观察和同情，而这在过去是从未有过的”。许多参加西班牙内战的国际纵队中的非文化人士也同样肯定了这部小说。
文化人，尤其是左翼文化人，反应就不同了。有些人给《工人日报》《新群众》杂志写信，说海明威歪曲了西班牙内战，对纵队的领导、对苏联的领导不够尊重，甚至说他“出卖了自己的才能，出卖了人民”。
但是，最致命的批评来自西班牙批评家阿图罗·巴雷亚，他是西班牙人，左翼人士，又参加过内战，他的意见自然被当做最内行、最有权威的意见。他的一个总的评价是：“读了《丧钟为谁而鸣》，你确实能了解西班牙人性格和生活的某些方面，但是你对更多的方面会发生误解，而这更多的方面是更为重要的方面。”他对作品肯定的地方是很有限的，如海明威笔下的“卡斯蒂尔农民有几个是真实的，栩栩如生的”，“某些游击战士，尤其是老安塞尔莫和艾尔·索多是属于这块土地上的”。还有，比拉尔“讲述的袭击宪警队营房的经过，这部分故事完完全全是现实主义的”。
巴雷亚肯定之处大概就是这一些，否定的地方就多了。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点。首先，比拉尔是吉卜赛巫婆，巴勃罗是斗牛场里的马贩子，由他们来领导山区游击队简直是荒唐，“吉卜赛老荡妇和她的情人马贩子跟那些旧卡斯蒂尔的农民凑在一起显得格外不协调”。所以海明威“用似乎真实的手法歪曲了我的同胞和悲剧性暴力行为的原因和具体表现形式，而且还不知道自己进行了歪曲。这是因为海明威所了解的是斗牛场上的西班牙”。第二个致命的缺陷是玛丽亚的形象。巴雷亚说他从来没有听说过长枪党徒会对一个姑娘“进行集体强奸”，“这种行为完全违反了西班牙人的心理”。她见到一个外国人，“当天晚上就请求让她睡到他的床上去”，这是“不真实的”，因为“西班牙农村中产阶级的女孩子是在摩尔人后宫和天主教寺院两重影响的传统下熏陶成长的”，她们不会是天生的荡妇。主人公乔丹当着众人的面戏称她为“兔子”，“这个西班牙词却正好常常被用来作为女性生殖器官的低级代用语”，说明海明威缺乏起码的常识。巴雷亚的结论是海明威“犯了一系列严重的语言学和心理学的错误”，“他笔下正在进行战争的西班牙人的全部图景是歪曲的和不真实的。”
从上面简略介绍的阿图罗·巴雷亚的批评来看，他对海明威的要求很严格，甚至可以说是苛刻的。怎么能要求一个非西班牙人对西班牙人性格的了解达到像巴雷亚这样的程度呢？这好比指责美国作家赛珍珠笔下的中国农民不如鲁迅写得深刻一样，有点为难人家。巴雷亚批评海明威在有些地方对西班牙无知，那可能是确实的，但是写小说不是写历史，一方面不能脱离历史的真实，另一方面也不能拘泥于历史的事实。我们只能从总的倾向上加以评论，用我们习惯的用语说，看大方向对不对。
从这部小说看，海明威对待战争的态度与他20世纪20年代的态度相比，有了全方位的改变，中心问题是个人如何对待战争。《太阳照常升起》中的男男女女都是战争的受害者，战后他们放荡不羁，在他们眼里一切社会价值都是虚妄的，战争更是一场噩梦，巴不得忘得一干二净。《永别了，武器》，就像题目所示，“战争”，我跟你“永别了”。那个志愿帮助意大利人打仗的美国人几经挫败，不得不与战争“单独媾和”。就是当了逃兵，战争也没有放过他，让他彻底失去个人的幸福。《丧钟为谁而鸣》跟它们不同，作者引用约翰·堂恩的话作为题词，就亮出了海明威本人对这次战争的态度。
这是说，人类不存在“小我”，只有“大我”。任何战士的死亡，都不是他个人的事，而是大家的事。这是海明威从“我”走向“我们”。《有钱的和没钱的》中的主人公最终意识到“一个人不行了，现在一个人不行了”，但来不及表现在行动上；《第五纵队》的主人公在爱情与事业的矛盾中选择了事业，比《有钱的和没钱的》进了一步。《丧钟为谁而鸣》的主人公乔丹在思想境界上比他们都高出一筹。他没有迷惘、失望的情绪；他不厌恶战争，不逃避社会；他虽然处于热恋之中，但这种爱情不再是与战争矛盾的个人幸福，他始终把个人的东西放在服从于战争需要的位置。他考虑的主要是如何履行他的职责。
从思想立场上分析，海明威是站在民主主义位置上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主人公的种种表现，从接受炸桥任务，到同山区游击队的接触，到与玛丽亚的恋爱，到炸桥任务的完成，到一个人断后狙击敌人……无不反映着海明威反法西斯主义的坚定立场。他还通过人物之口，说明法西斯势力是一个世界性势力，要教育人民“认识它，打击它”。乔丹说：“我相信人民，相信他们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愿望来管理自己。”小说中，主人公在等待敌人时，也就是牺牲之前有一段内心独白，作者让他想到的不是死亡的无奈，不是个人的无能为力，而是用海明威特有的风格鼓励后来者继续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
这部小说具有悲壮的气质。海明威不是简单直抒反法西斯的主题，他并不认为反法西斯主义的阵营因为它反法西斯、因为它属于正义的一方就应该染上玫瑰色。小说中，既有质朴善良的农民，英勇善战的反法西斯战士，也有贪生怕死的游击队长；优秀的反法西斯战士既有强烈的责任感，又有无法挽回危局的失败感；领导层中间互相牵制，官僚机构的混乱、无能以及某些人士气的低落……敌我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但败方是正义的，因而败得英勇壮烈。
海明威的传记作者卡洛斯·贝克尔说得好：《丧钟为谁而鸣》是一部研究西班牙人民由于内在、外来原因而被出卖的作品，而且它采用了既满怀同情地介入又保持头脑冷静地超脱的写作方法，这种特殊结合是真正艺术家的标志。不能说这部小说是骑墙的，然而它的倾向性超出了这个词的通常涵义。这部小说倾向的是人类博爱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