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里夫人的倔强不足以克服种种困难。波兰在长期的奴役之后，元气大伤，一切都很缺乏，如缺乏财力、缺乏专门人才等等。而居里夫人根本就空不出时间来亲自安排，没有时间亲自募集基金。而这一切在她晚年的时光中都得以进行。在一个晴朗的早晨，波兰共和国总统砌了研究院的第一块砖，玛丽·居里砌第二块，华沙市长砌第三块……
在和居里夫人的接触中，波兰元首斯塔尼斯拉斯·吴哲其耶贺夫斯基惊讶玛丽·居里出国多年后，祖国语言依然说得极好；他这样说并非只是出于客气。他在巴黎的时候，还是斯可罗多夫斯基小姐的同伴。
这位总统问玛丽·居里：“你还记得么？33年前我带着秘密的政治使命回波兰，你借给我一个旅行用的小枕头，那个枕头很有用！”
她笑着回答：“我还记得你忘了还我！”
过了几年，研究院还没有修建好，玛丽·居里和布罗妮雅的努力尚未完结；她们两个都已经把大部分积蓄用在这项工作上，但是还缺款项以购买治疗癌肿所必需的镭。
玛丽·居里没有失去勇气，她考虑了一下，又把注意力转向西方……转向以前曾给她很大帮助的美利坚，转向麦隆内夫人。这个慷慨的美国妇女了解她爱护华沙研究院的心，不次于爱护她自己的实验室。她又创出一个新的奇迹，募集购买1克镭所需的款项——这是美国赠与居里夫人的第2克镭。一切又重新开始！像1921年一样，她在1929年10月上船前往纽约，代表波兰向美国致谢。像1921年一样，人们给她许多荣誉头衔。这次旅行中，胡佛总统还邀请她在白宫住了几天。
1932年5月29日，玛丽·居里、布罗妮雅·德卢斯卡和波兰国家共同的工作圆满完成；共和国总统摩斯齐茨基先生、瑞果教授也出席了这场庄严的华沙镭研究院的揭幕典礼。布罗妮雅的办事能力和审美观念使得这座建筑宽敞，线条和谐。在过去几个月，这里已经开始用放射治疗法为病人治病。
这是玛丽·居里最后一次看见波兰，目睹她出生的城市的街道，慰藉她每次到波兰总怀着的思乡情绪，并且差不多近于懊悔地去看的维斯杜拉河。她在写给艾芙的信里，一再描述她极热烈地依恋的这条河、这片土地和这些岩石。
玛丽·居里每次旅行归来，总有一个女儿在车站的月台上迎候，等待她在特等车厢的一扇窗户前露面。而这位伟大的女性学者，一直到死都像一个匆忙的贫穷妇人，她总是那样小心地拎着一个很大的棕色手提皮包，永远是这一个，这是多年前波兰妇女联合会送给她的，里面塞满了各种纸张、文件、纸夹和眼镜盒子。她的一只手臂抱着一把萎谢了的花，这把很普通而且硬邦邦的花是那些热爱她的人赠给她的，虽给她添了许多麻烦，但她不肯扔掉。回到家里，在她看邮件的时候，艾芙跪在几个敞开的小皮箱前面，替她整理带回来的行李。
每天晚上，玛丽·居里坐在地板上，周围散落着纸张、计算尺、小册子等。她从来不按照一般“思想家”的习惯，在写字台前坐着圆椅子工作；那些文件及画满曲线的图纸需要无限的区域，而她认为思考更不应局宥一个写字台的范围。
实验室的“仆役”和工人，也和别的人一样，经常感叹于玛丽·居里那深藏不露、世上少见的吸引力。她雇私人汽车司机时，人们可以看见乔治·波阿德热泪横流，因为他想到，从此以后每天把玛丽·居里由彼埃尔·居里路送回白杜纳码头的，是另外一个人，而不再是他了。乔治原是研究院里的杂役，既是干粗活的工友和技工，又是汽车司机和园丁。
玛丽·居里不大爱把深厚的感情表达出来，但她依恋所有那些与她共同作战的人，并且她能够辨别出这个大家庭里最热心、最高尚的人。
对于合作者的成绩，她从来都不吝表示赞赏，如果他们的论文通过或是获取了文凭，或是被认为有领受某种奖金的资格，她就会为这个人举办一次“实验室茶会”。夏天的时候，这种聚会就在室外花园的椴树下举行；冬天的时候，餐具的响声会不小心打破这座建筑中最大的屋子——图书馆的安宁。
如果是一个试验的结果不尽人意，那对于她来说那将是一件不幸的事情，她会表现出一种气恼的表情——对自己。她坐在椅子上，两臂交叉，背是驼的，眼神空虚，她的样子会突然像一个很老很老的农妇，因为遭受了巨大的悲痛而沉默忧伤。那些合作者看到她这样，怕是出了事故，怕是发生了悲剧，都来问她出了什么事。她会凄然地说出一句总括一切的话：“没能使锕X沉淀……”
玛丽·居里时常谈到自己的死，她表面上很镇定地谈论着这一不可避免的事，并且预计到实质的影响。她常常冷静地说这一类的话：“我的余年显然已经不多了。”或是：“在我去世后，镭研究院的命运如何，使我不安。”
但是玛丽·居里内心并不真正平静，她不甘心这样，她的全部本能都无不排斥“寿终”这个概念。从远处赞美她的人们，都以为她过了一生无与伦比的生活；但是由她自己看来，她这一生无足轻重，与她担当的工作是不相称的。
三十年前，彼埃尔·居里因为预感到死神要用偶然事故来夺取他的生命，便怀着一种悲剧的热情埋头工作。现在轮到她了，她也接受了这种隐晦的挑战。为抵御忧虑的袭击，她狂热地用计划和责任在自己周围筑起一道壁垒。她轻视那种一天比一天明显的疲乏，轻视压迫她的一些慢性疾病，如不好的视力，风湿性肩痛，时常发作的耳鸣。
居里夫人异常匆忙地工作着，而且还带着她惯有的那种对自己身体漫不经心的态度。她严厉地要求学生们作种种预防：用夹子拿装着放射性物体的试管，不碰没有遮护的试管等。而她自己却永远不注意这些。她勉强遵照镭研究院的规则，允许人验她的血。她的血液成分是不正常的。这有什么关系！……35年以来，她一直在接触镭，一直在呼吸镭射气。在四年战争期间，她还受过伦琴仪器发出来的更危险的射线。她冒了这么多危险，使血液略有变化，手上受了一些讨厌而且痛苦的烧伤，有时干枯，有时化脓，她觉得这也算不上很严重的惩罚！
1933年12月，玛丽·居里短期患病，这次的病让她产生了比较深刻的感受。X光照相显示她的胆囊里有一块结石，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就是死于这种病症！……为了免做她所害怕的手术，她才开始注意饮食调养，稍微留心身体的健康。
这位学者多年来不顾及自己的身体，她计划在梭镇乡间建一座房子，在巴黎搬一个新的住处，但是一再迟延，直到现在才匆匆开始进行。她审查工程预算，毫不迟疑地决定支付巨额费用。只等天气好的季节一到，就开始建筑梭镇的别墅，并且到1934年1月，便离开白杜纳码头的房子，搬到大学城里新建的一所现代化的房子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