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少女
鲁迅
在上海生活，穿时髦衣服的比土气的便宜。如果一身旧衣服，公共电车的车掌会不照你的话停车，公园看守会格外认真地检查入门券，大宅子或大客寓的门丁会不许你走正门。所以，有些人宁可居斗室，喂臭虫，一条洋服裤子却每晚必须压在枕头下，使两面裤腿上的折痕天天有棱角。
然而更便宜的是时髦女人。在商店里最看得出；挑选不完，决断不下，店员也还是很能忍耐的。不过时间太长，就须有一种必要的条件，是带着一点风骚，能受几句调笑。否则，也会终于引出普通的白眼来。
惯在上海生活了的女性，早已分明地自觉得这种自己所具的光荣，同时也明白着这种光荣中所含的危险。所以凡有时髦女子所表现的神气，是在招摇，也在固守，在罗致，也在抵御，像一切异性的亲人，也像一切异性的敌人，她在喜欢，也在恼怒。这神气也传染了未成年少女，我们有时会看见她们在店铺里购买东西，东西暗，侧着头，佯嗔薄怒，如临大敌。自然，店员们是能像对于成年的女性一样加以调笑的，而她也早明白这样调笑的意义。总之：她们大抵早熟了。
然而我们在日报上，确也常常看见诱拐女孩，甚至于凌辱少女的新闻。
不但《西游记》里的魔王，吃人的时候必须童男和童女而已，在人类中的富户豪家，也一向以童女为侍奉，纵欲，鸣高，寻仙，采补的材料，恰如食品的餍食了普通的肥甘，就想乳猪芽茶一尝。现在这现象并且已经见于商人和工人里面了，但这乃人们的生活不能顺遂的结果，应该以饥民的掘食草根树皮为比例，和富户豪家的纵恣的变态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但是，要而言之，中国是连少女也进了险境了。
这险境，要使她们早熟起来，精神已成人，肢体却还是孩子。俄国的作家梭罗古勃曾经写过这一种类型的少女，说还是小孩子，而眼睛却已经长大了。然而我们中国的作家是有另一种称赞的写法的：所谓“娇小玲珑”者就是。
上海的儿童
鲁迅
上海越界筑路的北四川路一带，因为打仗，去年冷落了大半年，今年依然热闹了，店铺从法租界搬回，电影院早经开始，公园左近也常见携手同行的爱侣，这是去年夏天没有的。
倘若走进住家的弄堂里去，就看见便溺器，吃食担，苍蝇成群的在飞，孩子成队的在闹，有剧烈的捣乱，有发达的骂詈，真是一个乱烘烘的小世界。但一到大路，映进眼帘来的却只是轩昂活泼地玩着走着的外国孩子，中国的儿童几乎看不见。但也并非没有，只因为衣裤郎当，精神萎靡，被别人压得像影子一样，不能醒目了。
中国中流的家庭，教孩子大抵有两种法。其一，是任其跋扈，一点也不管，骂人固可，打人亦无不可，在门内或门前是暴主，是霸王，但到外面，便如失了网的蜘蛛一般，立刻毫无能力。其二则终日给以冷遇或呵斥，甚而至于打扑，使他畏功退缩，仿佛一个奴才，一个傀儡，然而父母却美其名曰“听话”，自以为是教育的成功，待到放人到外面来，则如暂出樊笼的小禽，他决不会飞鸣，也不会跳跃。
现在总算中国也有印给儿童看的画本了，其中的主角自然是儿童，然而画中人物，大抵倘不是带着横暴冥顽的气味，甚至于流氓的模样的，过度的恶作剧的顽童，就是钩头耸背，低眉顺眼，一副死板板的脸相的所谓“好孩子”。这虽然由于画家要领的欠缺，但也是取儿童为范本的，而从此又以作供给儿童的仿效的范本。我们试一看别国的儿童画罢，英国沉着，德国粗豪，俄国雄厚，法国漂亮，日本聪明，都没有一点中国似衰惫的气象。观民风是不但可以由诗文，也可以由图画，而且可以由不为人们所重的儿童画的。
顽劣，钝带，都足以使人没落，灭亡。童年的情形，便是将来的命运。我们的新人物，讲恋爱，讲小家庭，讲自立，讲享乐了，但很少有人为儿女提出家庭教育的问题，学校教育的问题，社会改革的问题。先前的人，只知道“为儿孙作马牛”，固然是错误的，但只顾现在，不想将来，“任儿孙作马牛”，却不能不说是一个更大的错误。
我的童年
许地山
小时候的事情是很值得自己回想底。父母底爱固然是一件永远不能再得底宝贝，但自己的幼年的幻想与情绪也像孤云随着旭日升起以后，飞到天顶，便渐次地消失了。现在所留底不过是强烈的后象，以相反的色调在心头映射着。
出世后几年间是无知的时期，所能记底只是从家长们听得关于自己底零碎事情，虽然没什么趣味，却不妨记记实；在公元一八九三年二月十四日，正当光绪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八底上午丑时，我生于台湾台南府城延平郡王祠边的窥园里。这园是我祖父置底。出门不远，有一座马伏波祠，本地人称马公庙，称我们的家为马公庙许厝。我的乳母求官是一个佃户的妻子，她很小心地照顾我。据母亲说，她老不肯放我下地，一直到我会在桌子上走两步底时候，她才惊讶地嚷出来：“丑官会走了！”叔丑是我底小名，因为我是丑时生底。母亲姓吴，兄弟们都叫她“妪”，是我们几个弟兄跟着大哥这样叫底，乡人称母亲为“阿姐”，“阿姨”，“乃娘”，却没有称“妪”底，家里叔伯兄弟们呼称他们底母亲也不是这样，所以“妪”是我们兄弟对母亲所用底专名。
妪生我底时候是三十多岁，她说我小的时候，皮肤白得像那蜕皮的螳螂一般。这也许不是赞我，或者是由乳母不让我出外晒太阳的缘故。老家底光景，我一点印象也没有。在我还不到一周年底时候，中日战争便打起来了。台湾底割让，迫着我全家在一八九六年日（原文空掉日子）离开乡里。妪在我幼年时常对我说当时出走底情形，我现在只记得几件有点意思底，一件是她在要安平上船以前，到关帝庙去求签，问问台湾要几时才归中国，签诗回答她底大意说，中国是像一株枯杨。要等到它底根上再发新芽底时候才有希望，深信着台湾若不归还中国，她定是不能再见到家门底。但她永远不了解枯树上发新芽是指什么，这谜到她去世时还在猜着。她自逃出来以后就没有回去过。第二件可纪念底事，是她在猪圈里养了一只“天公猪”，临出门底时候，她到栏外去看它，流着泪对它说：“公猪，你没有福分上天公坛了，再见吧。”那猪也像流着泪，用那断藕般底鼻子嗅她底手，低声呜呜地叫着。台湾底风俗生到十三四岁底年纪，家人必得为他抱一只小公猪来养着，等到十六岁上元日，把它宰祭上帝。所以管它叫“天公猪”，公猪由主妇亲自豢养底，三四年之中，不能叫它生气、吃惊、害病等。食料得用好的，绝不能把污秽的东西给它吃，也不能放它出去游荡像平常的猪一般。更不能容它与母猪在一起。换句话，它是一只预备做牺牲的圣畜。我们家那只公猪是为大哥养的。他那年已过了十三岁。她每天亲自养它，已经快到一年了。公猪看见她到栏外格外显得亲切的情谊。她说的话，也许它能理会几天。我们到汕头三个月以后，得着看家的来信，说那公猪自从她去后，就不大肯吃东西，渐渐地瘦了，不到半年公猪竟然死了。她到十年以后还在想念着它。她叹息公猪没福分上天坛，大哥没福分用自养底圣畜。故乡底风俗男子生后三日剃胎发，必在囱门上留一撮，名叫“囱鬓”。长了许剪不许剃，必得到了十六岁的上元日设坛散礼玉皇上帝及天宫，在神前剃下来。用红线包起，放在香炉前和公猪一起供着，这是古代冠礼底遗意。
还有一件是妪养的一双绒毛鸡。广东叫做竹丝鸡，很能下蛋。他打了一双金耳环带在它底碧底色的小耳朵上。临出门的时候，她叫看家的好好地保护它。到了汕头之后，又听见家里出来底人说，父亲常骑的那匹马被日本人牵去了。日本人把它上了铁蹄。它受不了，不久也死了。父亲没与我们同走。他带着国防兵在山里，刘永福又要他去守安平。那时民主国底大势已去，在台南底刘永福，也没有什么办法，只好预备走。但他又不许人多带金银，在城门口有他底兵搜查“走反”的人民。乡人对于任何变化都叫做“反”，反朱一贯，反载万生，反法兰西，都曾大规模逃走到别处去。乙未年底“走日本反”恐怕是最大的“走”了。妪说我们出城时也受过严密的检查。因为走得太仓卒，现银预备不出来。所带底只十几条纹银，那还是到大姑母底金铺现兑底。全家人到城门口，已是拥挤得很。当日出城底有大伯父一支五口，四婶一支四口，妪和我们姊弟六口，一共二十多人。先坐牛车到南门外自己的田里过一宿，第二天才出安平乘竹筏上轮船到汕头去。妪说我当时只穿着一套夏布衣服；家里底人穿底都是夏天衣服，所以一到汕头不久，很费了事为大家做衣服。我到现在还仿佛地记忆着我是被人抱着在街上走，看见满街上人拥挤得很，这是我最初印在脑子里底经验。自然当时不知道是什么，依通常计算虽叫做三岁，其实只有十八个月左右。一切都是很模糊的。
我家原是从揭阳移居于台湾底。因为年代远久，族谱里底世系对不上，一时不能归宗。爹底行止还没一定，所以暂时寄住在本家底祠堂里。主人是许子荣先生与子明先生二位昆季，我们称呼子荣为太公，子明为三爷。他们二位是爹底早年盟兄弟。祠堂在桃都底的围村，地方很宏敞。我们一家都住得很舒适。太公的二少爷是个秀才，我们称为杞南兄，大少爷在广州经商，我们称他做梅坡哥。祠堂底右边是杞南兄住着，我们住在左边的一段。妪与我们几兄弟住在一间房。对面是四婶和她底子女住。隔一个天井，是大伯父一家住。大哥与伯父底儿子们辛哥住伯父底对面房。当中各隔一间厅。大伯底姨太清姨和逊姨住左厢房，杨表哥住外厢房，其余乳母工人都在厅上打铺睡。这样算是在一个小小的地方安顿了一家子。
祠堂前头有一条溪，溪边有庶园一大区，我们几个小弟兄常常跑到蔗园里去捉迷藏；可是大人们怕里头有蛇，常常不许我们去。离蔗园不远的地方还有一区果园，我还记得柚子树很多。到开花底时候，一阵阵清香教人闻到觉得非常愉快；这气味好像在现在还有留着。那也许是我第一次自觉在树林里邀游。在花香蜂闹底树下，在地上玩泥土，玩了大半天才被人叫回家去。
妪是不喜欢我们到祠堂外去底，她不许我们到水边玩，怕掉在水里；不许到果园里去，怕糟蹋人家底花果；又不许到蔗园去，怕被蛇咬了。离祠堂不远通到村市底那道桥，非有人领着，是绝对不许去底，若犯了她底命令，除掉打一顿之外，就得受缔佛的刑罚。缔佛是从乡人迎神赛会时把偶像缔结在神舆上以防倾倒底意义得来底，我与叔庚被缔底时候次数最多，几乎没有一天不“缔”整个下午。
儿女情长儿女
朱自清
我现在已是五个儿女的父亲了。想起圣陶喜欢用的“蜗牛背了壳”的比喻，便觉得不自在。新近一位亲戚嘲笑我说，“要剥层皮呢！”更有些悚然了。十年前刚结婚的时候，在胡适之先生的《藏晖室札记》里，见过一条，说世界上有许多伟大的人物是不结婚的；文中并引培根的话，“有妻子者，其命定矣。”当时确吃了一惊，仿佛梦醒一般；但是家里已是不由分说给娶了媳妇，又有甚么可说？现在是一个媳妇，跟着来了五个孩子；两个肩头上，加上这么重一副担子，真不知怎样走才好。“命定”是不用说了；从孩子们那一面说，他们该怎样长大，也正是可以忧虑的事。我是个彻头彻尾自私的人，做丈夫已是勉强，做父亲更是不成。自然，“子孙崇拜”，“儿童本位”的哲理或伦理，我也有些知道；既做着父亲，闭了眼抹杀孩子们的权利，知道是不行的。可惜这只是理论，实际上我是仍旧按照古老的传统，在野蛮地对付着，和普通的父亲一样。近来差不多是中年的人了，才渐渐觉得自己的残酷；想着孩子们受过的体罚和叱责，始终不能辩解——像抚摩着旧创痕那样，我的心酸溜溜的。有一回，读了有岛武郎《与幼小者》的译文，对了那种伟大的，沉挚的态度，我竟流下泪来了。去年父亲来信，问起阿九，那时阿九还在白马湖呢；信上说，“我没有耽误你，你也不要耽误他才好。”我为这句话哭了一场；我为什么不像父亲的仁慈？我不该忘记，父亲怎样待我们来着！人性许真是二元的，我是这样地矛盾；我的心像钟摆似的来去。
你读过鲁迅先生的《幸福的家庭》么？我的便是那一类的“幸福的家庭”！每天午饭和晚饭，就如两次潮水一般。先是孩子们你来他去地在厨房与饭间里查看，一面催我或妻发“开饭”的命令。急促繁碎的脚步，夹着笑和嚷，一阵阵袭来，直到命令发出为止。他们一递一个地跑着喊着，将命令传给厨房里佣人；便立刻抢着回来搬凳子。于是这个说，“我坐这儿！”那个说，“大哥不让我！”大哥却说，“小妹打我！”我给他们调解，说好话。但是他们有时候很固执，我有时候也不耐烦，这便用着叱责了；叱责还不行，不由自主地，我的沉重的手掌便到他们身上了。于是哭的哭，坐的坐，局面才算定了。接着可又你要大碗，他要小碗，你说红筷子好，他说黑筷子好；这个要干饭，那个要稀饭，要茶要汤，要鱼要肉，要豆腐，要萝卜；你说他菜多，他说你菜好。妻是照例安慰着他们，但这显然是太迂缓了。我是个暴躁的人，怎么等得及？不用说，用老法子将他们立刻征服了；虽然有哭的，不久也就抹着泪捧起碗了。吃完了，纷纷爬下凳子，桌上是饭粒呀，汤汁呀，骨头呀，渣滓呀，加上纵横的筷子，欹斜的匙子，就如一块花花绿绿的地图模型。吃饭而外，他们的大事便是游戏。游戏时，大的有大主意，小的有小主意，各自坚持不下，于是争执起来；或者大的欺负了小的，或者小的竟欺负了大的，被欺负的哭着嚷着，到我或妻的面前诉苦；我大抵仍旧要用老法子来判断的，但不理的时候也有。最为难的，是争夺玩具的时候：这一个的与那一个的是同样的东西，却偏要那一个的；而那一个便偏不答应。在这种情形之下，不论如何，终于是非哭了不可的。这些事件自然不至于天天全有，但大致总有好些起。我若坐在家里看书或写什么东西，管保一点钟里要分几回心，或站起来一两次的。若是雨天或礼拜日，孩子们在家的多，那么，摊开书竟看不下一行，提起笔也写不出一个字的事，也有过的。我常和妻说，“我们家真是成日的千军万马呀！”有时是不但“成日”，连夜里也有兵马在进行着，在有吃乳或生病的孩子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