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当我翻开诗人叶夫图什科的一本书：《提前撰写的自传》，里面关于妇女的一件事突然唤醒了我——1944年，母亲和我回到莫斯科。在那里，我才第一次有机会看到敌人。如果没记错的话，那是二万五千名德国俘虏，排成一长列，通过首都的街道。”
“俄罗斯妇女做着繁重的劳作，手都变了样，嘴唇上没有血色，瘦削的肩膀承担了战争的主要负担。这些德国人，很可能对她们每一个人都作下了孽，夺走了她们的父亲、丈夫、兄弟、儿子。妇女朝俘虏队走来的方向，怒目而视……走来的德国兵，又瘦又脏，满脸胡子，头上缠着沾血的绷带，有的拄着拐杖，有的靠在同伴肩上，都低垂着头。街上，死一般静。只听到鞋子和拐杖缓缓擦过路面的声音。
我看到一个穿俄式长靴的女人，拿手拍一下民兵的肩头：“让我过去。”
这女人声音里含有点什么似的，民兵当命令一般让她过去了。她走进行列，从上衣袋里拿出一块用手帕仔细包好的黑面包，递给一个疲惫不堪的俘虏……这一下，其他女人都学她的样子，把面包、香烟掷给德国兵。
这些不再是敌人了，已经是人了。
人——诞生了。
她似乎在对那个满脸胡楂的男子说：活下去，但不要再杀人！
我突然明白了那些俄罗斯妇女心底的理由：比胜利更宝贵的，是和平！把一个敌人变成“人”，比打败一万个敌人更重要！
我猛然醒悟：和平，“和平气质”——不正是最美丽的女人气质吗？
其实，无论宁静、柔软、善良、慷慨，还是“无辜气质”“哺乳气质”……它们都有一个更饱满更贴切的名字：和平。
比拼杀更耀眼的，是温存。比血腥更有力的，是芬芳。
显然，士兵邦达列夫所幻想的，正是这个。战争中最优雅的女人属性、最宝贵的女性品格，正是那种避开炮火磨损和仇恨侵蚀、不受血气浸泡——完好保留下来的人性芬芳：天然的“和平气质”！无数男人的英勇杀敌和血流成河，要换取的正是她。
保卫女人，更要保卫她们的和平气质。没有比看到女性身上的“和平”芳香不被涂改，更令战士鼓舞和欣慰的了。
这比杀死一百个敌人更像战士的成就。
而对女人自己来说，保卫身上的“和平”气质，比亲手扣动扳机更伟大。
2001年5月
（二十七）生活在别处
忧郁的心，为何不肯安息，是什么刺得你双脚流血地奔逃。
——尼采《最孤独者》
长大小时候，最让我激动的是那些“出远门”的书，那些海蜃般幻美却遥不可及的人和事。《海底两万里》《鲁滨逊漂流记》《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们》……这在我的童年意境中犹如注射了一支红色吗啡，那亦真亦幻漂流瓶般的臆想，使我的心灵发育得扑朔迷离，多了一份恍惚、一份孤单和自恋，比周围的童年多出些歪歪扭扭的醉意来。
那个孩子常以主人公自居，遐想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像英雄船长的后裔那样在家族光辉中长大，直到某一天，母亲温柔而严肃地说，是时候了，孩子，像你的先辈那样去吧……那一刻终于到了，一个雾蒙蒙太阳尚未出世的清晨，海滩上站满了送行的人群，那情景略含咸苦却激荡人心，他一定被感动哭了，他在心里说：再见了亲人，等我踏浪归来……接下来，飓风、海盗、迷航、触礁、杀人鲸——都算不了什么，在一个孩子的头脑里，这算不了什么，仿佛那只是上帝的考验，是命运故意的设计（多少年后我发现，“理想必胜”——这个先入为主的信条对一个孩子来说影响多么大！它是上帝向一代代童年作出的最伟大承诺，正因冥冥中有了这样的保证，现实才变得可以忍受并前赴后继地寻梦下去）。
既然苦难的真实意图是为了“考验”——而非“毁灭”，那么我绞尽脑汁地梦见种种遭遇便只是为了深深感动自己，多么矫情又纯洁的行径啊。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得算一个优秀的孩子。我有一个盛满感动的童年。
如今的问题是，我是一个优秀的大人了吗？一个优秀的孩子注定会是一个优秀的男人吗？或者说，一部优秀的童年能延伸多长？
想想那些“出远门”的漂流梦，想想自己已沦至28岁的年龄，便觉得酸楚，觉得愧负童年太多。
“远方”是什么？它究竟在哪儿呢？
我至今蒙在鼓里。只隐约觉得它像一轮闪闪发光的幻体——一个充满神秘未知和无限可能的集合，一座永远也注不满的愿望容器。犹如地球人心目中的“飞碟”，浑圆、博大、充盈、深邃、惊险，近在咫尺又遥不可及……它以拒绝抵达的姿态接受远眺，像蒙面女神那样只露一双明眸，吝啬而慷慨，冷漠又热烈。
但一个人的信仰，总和“远方”有关。
梭罗在《瓦尔登湖》里说：“我觉得一个人若生活得诚恳，他一定是生活在一个遥远的地方。”
我虔信不疑。同时我也知道，这“远方”一定是指“另一地方”，是他在而非此在。可我又如何解释眼下生活呢？若说它不值得过和毫无价值，我岂非一直活在自己的监狱里了么？
我无言以对。《魔鬼辞典》对“成人”的注释是：一个愧对童年的堕落者。
人生就这样一步步自童年下放到今天：鸟从天空落到树上，又从树梢跌至地面，鸟沦为了鸡——梦褪变为生计，翅膀的意义竟被胃给消食了。
小小“出远门”的决心，一度矗成我生命枪管上的准星，它瞄准了天涯海角和全世界……却又战战兢兢挪开了，这是枪之耻辱。其实，我多么祈愿它能不顾一切地搂响啊，哪怕是一记走火，让那枚沉抑已久的念头呼啸着冲出去，像婴儿逃离母腹，那哭声不也是新生么？
生活总千方百计让人相信：这就是生活！活着就是继续，就是重复……究竟什么叫“好好活着”？
智者在云端哈哈大笑：
亲爱的兄弟，不要让生活太容易了啊，不要以为这就是生活！不要以为你可以忘记——童年、诺言和英雄船长的故事……我惊恐地上下打量自己，就像小偷打量别人的钱包。
在路上远方，真有那么大的美性，值得如此寄望么？
“是的，只剩下它了……只有远方，是唯一可去的地方。”一个暴风雨特别大的夜晚，那个人喝着烧酒，阴郁地盯着窗外，对我说。
“那棵树就要落光了。”顺着他的眼神，那棵树瑟瑟发抖，院里躺满叶子的尸体。
“它马上要成为木头了。”我一愣，随即明白了，是啊，丧失叶子的树还有资格叫树么？
雨更激烈了。朋友一声叹息，站起身。
他说：“难道要等一切都落光吗？”
他终于摇摇头走了。丢掉公职和不移动的房子。
我不清楚我的朋友今在何处，亦猜不透他的“远方”究竟乃一地址，还是一记信仰、一项秘密事业……难道会是一个女人？
的确，没有比“远方”更富诱惑和悬念的了。它模糊又完美，优雅且险象环生。我也知道，一个在路上的人是不会丢失心灵和才华的。他不愁写不出诗。
我从不为这类朋友担心。他们比我有血性和主见，行动上远大于我。
我本质上属于那类文本式的诗人，而他们，却消灭了所有技巧、扔掉了所有纸和笔——靠行为表白生命和爱情。
正是这行为，养活了真正的诗歌精神。
为此，我将感激并努力地怀念他们。我将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深情地提到那一个个名字……永远的纯真和生机勃勃。
今夜，在这座以物质命名的城市里，我在读你们的诗，抚摩你们当年的冲动和忧郁，因感动而泪湿双颊。
我用笔向你们年轻的额头致敬。你们。
流浪的经典海明威在小说《乞力马扎罗的雪》中，以大理石般的平静说道——“乞力马扎罗是一座海拔19710英尺的常年积雪的高山，据说它是非洲最高的山。在西高峰的近旁，有一具已风干的豹子的尸体。豹子到这样高寒的地方来寻找什么，没人有过解释。”
是啊，这匹遗世孤立的豹子因何而来？发现它的旅人又何以不辞劳苦来到这儿？什么念头使之放弃舒适——踏上这条惊险的旅程？
他们离自己的生存地盘和集体营地，都太远太远了。
这已非普通探险者的生命路线图，而是一种“出走”精神的象征。没有辉煌，只有悲壮。
“出走”——可理解为一种形而上的精神叛逆——对惯常生活秩序和世俗定律的反抗或突围。像弹起暖瓶木塞的气浪，它为自己踢开一扇门，沉闷太久，压抑太深，它需要释放，需要狂奔和逃逸……流浪往往意味着孤独、劳累和种种不测，但也赢得了最大限的个体意识和精神自由。一股神秘的未知与陌生刺激着他、汹涌着他，久违的野性奔脱出惊人的生命劲道和灵魂张力……犹得神助，他焕发成一个新我，一个视野磅礴、拥有新状态新体验的自由之人。
19世纪末的一天，画家高更忍受不了欧洲的沉闷，向着茫茫大海进发了。表面上，此乃一次漫游式的视界移动，但其意义却是英雄式的：一个人与时代规定的生活相抗衡！正如诗人马拉美祝酒时所言：“高更在才华横溢的时候到远方去，在异国及其本人身上寻找新的力量！”
这是一次寻求神谕和救赎的漂流，试图将新的启示和生命发现带回大陆。
高更登上了南太平洋深处一片陆地：塔希提岛。在那儿，静候他的是粗犷的海岬和原始地貌，云天渺渺，沧浪无极，触不到一丝现代气息，人与自然只有赤裸裸的对视，没有躲闪和回旋的余地。那是一座怎样难以名状的生命场啊——在巨大的苍茫面前，生命支点何在？一个人的内心会空荡到极限，精神变得无所依赖和投靠，像一颗离群的沙粒，他丧失了同伙，丧失了确认自我的坐标与经验，也褪去了文明人那种世故的成熟和狂妄，那狂妄正在欧洲的沙龙里横冲直撞。
多少个日日夜夜，浩之水撞击着这个没有屏障的灵魂，一次比一次凌厉，他的脑膜、耳鼓、心房，几要穿透，几被叩裂……文明的记忆篝烬般黯淡下去，代之的是婴儿对原始时空的惊骇、无助，对生命真相的迷惘和清醒……终于，一道神谕般的画外音蓦然响起——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
一座蜃楼般的哲学金字塔，就这样矗立在烟波浩荡的南太平洋上。
没有答案。拷问本身已粉碎了所有答案，语言的寻找纯属徒劳。
上帝铸造了这把锁，钥匙却化作一滴水坠入更大的水中。
这是高更献给20世纪最盛大最不祥的祭礼。这道隐含着人类身世和终极悬念的谶语，将被存在主义哲学和现代艺术一轮轮传抄下去。
当高更赤条条回到欧洲，它石破天惊地向人群敞示：生命本就没有家啊！一切皆自偶然，一切无法确认，无所来兮，无所去矣……颇似陈子昂当年的喟叹：“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人生的密密麻麻、浑噩与喧腾，不过虚妄一场；繁花乱锦、巷闾游戏，即使演得再逼真，到头来仍了无痕迹……这是何等的沮丧和疼痛啊。
从此，以神学和理性雄踞的欧洲将不再傲慢，将羞惭地耷下头去。
我突然领悟了一件事：何以那些对人类文化有过重大影响的精神事件多在流浪中产生？因为生命本质上即“流浪”啊。自由的精神只存在于自由的肉体，只有真正的旅人才能摆脱经验的遮蔽，更近地贴近生命，获得对自我和真相的实质性触摸。
失乐园即使人类没有终极之家，但并不意味着人无法为自己筑一个心灵之巢，尤其那些极度敏感又严格生存的人。
诗人把梦中一次次潜入的彼岸，称作故乡——那永远躲在心里的“远处”。唯故乡才能予生命以最大的温藉、庇护，予个体以最大自由和任性。
叶赛宁称“我回到故乡即胜利”。这故乡非村庄地理，而是诗意的精神乐土，否则，这位俄罗斯自然之子，即无须借死亡返乡了。他拒绝交出幻想却交出了性命，是黯淡时代的天罗地网窒息了其轻盈的诗魂，纤弱的美学翅膀覆满了现实的泥沙和铅坠，终于在绝望的滑翔中筋疲力竭。
“我是浪子/我载着水浪的帽子/我载着漂泊的屋顶/我要还家/我要转回故乡，头上插满鲜花……”
公元1989年3月26日，诗人海子在服下几只透明的橘瓣后，横卧在山海关冰凉的铁轨上，睡着了。
仿佛一个优雅而残酷的仪式：在路上，在路上。那最后一个念头莫非诗中所唱：我要还家，我要转回故乡……那丝缕不绝的乡愁领走了他？
海子和叶赛宁是极度相像的兄弟。俨然同一底片的重复显影，都那么青春、倔强，那么热爱乡村，那么忧郁和激动。
不该责备他们的轻生和精神洁癖。其实，他们爱世界已超过了爱自己，追求梦想已超过追求生计，精神遭遇已超过了肉体遭遇……其血液里奔跑着一股类似酒精的烈性，始终有勇气将惊险的念头抖落于现实——打破了虚与实、夜与昼、梦想与生存的界限。
他们最忠实地代表了时代的危机与挣扎，替一代人贮存了够用几辈子的心灵稻谷、美之甘露和梦幻之盐，并因此落落寡合、不合时宜。高尔基曾感叹叶赛宁：他来到这个世上真是太早了，或者说太晚了。
顾城是另一类极端的孤独者。我们会发现，用语言诠释他多么困难。一个清洁得近乎神性的诗歌守墓人，一个自闭得近乎囚徒的梦游者，一个冷漠乖张的杀人犯……那原本美丽的乡愁，由于暴力事件的袭入而罩上一层荒谬的阴影。我们无力为其申辩，虽然这愿望是多么强烈。
一个曾多么让人喜爱的生命，他去了异国（仿佛自愿又仿佛被驱逐和绑架着），渴望在岛上耕种一块自己的童话：放牧养鸡种菜、采集木耳松果……在工业主义的今天，这小小的申请真是太乌托邦了。
他走得太远了，像一个贪玩的误入森林的孩子，他乐坏了，忙坏了也累坏了，终于在潮湿的丛林里迷了向。夕阳隐落，光线愈来愈暗，恐惧随夜霾一齐降临，湮没了他细弱的叫喊。
像一架失事的纸飞机，它不该飞，否则就掉不进沼泽。却不会不飞，否则就配不上那双翅膀。
他对不住妻子。同时，这世界亦有对不住他的地方。一个露珠般的生命如何升起血腥的念头？一个见落花都要流泪的穿大号童装的孩子，怎搬得起斧头？
一个害怕人群和社会的小动物。他辛辛苦苦吐出美丽而透明的丝，却将自己给堵在了里面。他无法冲出，只有和灵魂一起飞走。
这就是顾城。戴牧羊帽的缪斯童子。
诗歌不能没有家，顾城的童话王国便是其不顾一切要保护的家当，当眼睁睁看着它即要被情人弃绝、被现实颠覆……他急疯了，发狂了，爱情昏迷成了毒药。他以杀人的方式完成了自杀，天使与魔鬼一起来抢夺这个不能自持的生命。
结局叫人沉默。对此，他或许是有预感的，在那首叫《墓床》的诗中，已隐约透露出某种约定——我知道永逝降临并不悲伤松林中安放着我的愿望下边有海，远看像水池一点点跟随我的是下午的阳光……人时已尽，人世很长我在中间应当休息走过的人说树枝低了走过的人说树枝在长无论怎样的聒噪，诗人都已不再理睬，他在年轻的松林里永远休息了。
安静吧。让安静的青草和泥土，敷住一切伤口和嘴巴。于生于死，安静都是一种美德。
诗意地栖居荷尔德林说：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是“大地”而非“大街”）这诗意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行为的自由奔放、灵魂的舒适、自我的确认、精神的纯粹和辽阔……它使生命呈现一种有乐感的流动或飘扬，像林风、瀑布，像河流和鸟的飞翔。这与肉体的安逸无关，甚至背反，因为与安逸伴生的常常是慵倦和歇止，意味着生命被豢养、灵魂被怠慢，意味着激情与灵性的丧失，如同缸里的水和鱼——等待它的是陈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