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或许就这德行,当生活庸常平淡时,内心即生出许多乌七八糟的玩意儿,比如蝇头小利、功名虚荣、尔虞我诈、明争暗斗、男盗女娼之类,而一旦突降一件惊天动地、和每个人生死攸关——尤其“机会”均等的大事时,情势即变了:在这样的大危机——足以将生活毁于一旦、将财富和地位洗劫一空的大难前,旧有的生存秩序、契约和规则都将失效,那些曾被趋之若鹜、争得头破血流的东西,将统统作废,一文不值。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命之不保,物又何益?尤其地震这样的大难,人的干预能力几乎为零,在生死一事上,可谓绝对平等:机会平等,处境平等,遭遇平等,无论你财力、权能、名气有多大,都无法改变这残酷而原始的平等。在这点上,地震迥异于旱荒洪涝。
休戚与共的命运降临了。灾难笼罩着生活,威慑着人心,也凝聚着人心。或许大敌当前,有着共同的害怕和脆弱罢,大家不自觉地往一块凑,就像企鹅因怯冷而紧紧偎依。人际关系中突然注入一种新型而神圣的共性:命运一致!恐惧一致!愿望一致!祈祷一致!除了“活着”,还有什么更大的事要做呢?竞争被取消了,敌视被取消了,隶属被取消了,你多我寡的利益博弈被取消了;“共患难”的平等,成了社会关系和解的密码,迅速实现了人与人的亲密与融合……总之,危机赢得了人对大自然的敬畏、对生命的自怜,这情绪很快分解出人对所有同类的悲悯和重视,同情心诞生了,爱心诞生了,一个“同病相怜”“惺惺相惜”的共同体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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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好景不长,冉冉升起的新生态、新文明、新气象,仅飘扬了两个月就破产了。由国家、省市地震局组成的调查组,经探测论证,宣布该地区无发生危害性大震的可能。
生活又回来了,丢失的东西欢呼着回来了。
那天夜里,城里响起了激动的鞭炮,公园湖上燃放起烟花,有关部门也懒得制止。据说,当晚有10万人通宵达旦地以各种方式狂欢,饮酒、搓麻、卡拉OK、做爱……无数人失眠了。
接下来——时间在继续,平庸而安全的生活在继续。日子重复日子,习惯重复习惯,人重复人。一切原路返回,像什么都未曾发生,像演了一场“狼来了”的闹剧。
对照以往的生活,人们急急地校对,重操旧业,调生物钟,恢复角色和逻辑,还原经验和心理,按班就部续上日子,续上一度中断的分房、评职、晋升……一切像断肢一样,忙于归位,忙于“恢复性训练”:行贿受贿、营私舞弊、阿谀奉承、诽谤损贬、明争暗斗——重新启动,人在旧秩序里再次就职。有人甚至为一度反常的道德表现而自嘲,觉得难为情,不仅如此,他们还开始报复,报复遭受的那场虚惊和“精神损失”:官老爷和大款们抖起更大威风,更大汗淋漓地挥金如土;酒楼歌肆加班加点、通宵营业,新上岗的小姐以更浓的口红描画姿色;菜市场又撕扯不断、骂声不绝;楼下的自行车又开始疯狂失窃,加倍失窃……一切一切,意图很明显:为了和过去一模一样!
一点没变。仿佛一条迷路的狗,重又趴回了老窝。我为自己的城市感到悲哀。
大地算是白白折腾了一场。灵魂也白白虚痛了一回。70个日日夜夜,竹篮打水,白忙乎了。
我想,生活、社会、历史、习俗、伦理……或许从来即如今天这般罢,即使有变的瞬间,但开头和结尾是不会变的。人或许有过激动和纯真的表现,末了却当作失态,仿佛受辱般矢口否认。
像一枚不幸露馅的饺子,食客们总要及时将之缝好、捏严、掐死。饺子最讲究水泄不通。
水饺状的生活向来害怕“震动”,尤其精神和灵魂上,万一发生了,也要打扫干净,不留痕迹。
1998年
(二十九)最后时分
报上见一则外国小幽默:
某天,人们正在大街上走,突然,广播里传出一消息:地球将在5分钟后与某行星相撞。大家惊呆了,随即,纷纷跑向附近的电话亭排队,不约而同对着话筒说:“亲爱的,知道我有多爱你……”
这样的幽默并不轻松。
我不觉得它有何可笑。相反,在我眼里,那是个可敬的举止,有一股悲壮的生命美学意味。数年后,当我坐在影院里看《泰坦尼克号》,看到甲板上男人与女人的永诀和最后回首,我又想起了这故事,它们在危机模式、情感原理和行为抉择上,竟如此相似。
我在想,电线的另端连着谁呢?恋人?情人?妻子或丈夫?暗恋一生竟从未表白的某个人?不管怎么说,一定是生命中最重要的另一半。
此刻,一切无须遮拦,一切将趋于零。在没有未来时日可供消费的前提下,任何经验、顾虑、得失、伪装、面具……都失去了意义,只剩最后的赤裸和诚实。
“爱”,一滴最高浓度的酒,一记汁液甜美和体温滚烫的词,一个最贴近肌肤和心灵的动作。若人生只说一句话,就是它了。若人生只干一件事,就是它了。生命最本源的含义、最永恒的向度,都指向它。没有它,人将寂寞至死、干燥至死、空洞至死。
爱,无法战胜死,但可抵消死。其他人间事务,政治、经济、伦理、荣辱、竞争、业绩、财产,只有当人无毁灭之虞,在稳定的生存框架和日常秩序下,它们才有日常价值,才显得有声有色、神采奕奕——否则,一切将烟消云散,化为乌有。
我想,换了我,换了我走在那条大街上,那个词,那颗樱桃般的“爱”,也一定会从我苍白的嘴唇里飘出来。
其实,这故事给庸常状态的人出了道难题,一道挑衅题:若你的生命只剩下最后一刻,你用它做何?什么才是你认为最重要、最刻不容缓和必须完成的——唯此才了无遗憾?
当我们尚感未来遥远、日子充沛时,常溺于一种无忧的懈怠:对一切都不警觉、不在乎,对人生的重大任务毫不敏感,对心灵的使命一误再误。在我们的知觉中,似乎没什么是必须说和马上做的,于是岁月和精力一点点、一天天被蚕食,被慢腾腾蒸发掉……这情形有点像那个古老实验:将青蛙放冷水里,然后徐徐加热,青蛙将在不知不觉中死去,没有挣扎。
但此刻不同了。你的日历从厚厚一本减至为零。
纵然平时你有种种借口劝自己不要这样那样,有一万条理由为违心混日子而开脱,但此时一个也不需了,无须任何怯懦、权衡和作难了。你唯一要的即真实,奋然不顾的真实,让灵魂恢复它的真相和本来面目。
你可以斗胆野上一回、疯上一回、肆无忌惮一回。
这是生命最后的节日、最高的沸点、最后的愚人节和狂欢节。
灵魂一下子显形了,自由了。理智露出了最深情的“破绽”——就像枝头上的花苞,有了这破绽,鲜艳才得以吐放。
爱是事业,是人生最大的成绩和宣言。
爱是灵魂的身份证。临终时,你一定要不知羞耻地将它掏出来——你要亮给你思念的人看。
然后,请微笑。
1998年
(三十)塔与坟
祖宗留下的建筑,最好的要属塔了。
西方有教堂隆顶,东方有淡淡的塔影。二者皆指向高阔,皆与缥缈的灵魂有关……这是大地上最美的形体之一。
一般说,有庙的地方即有塔。我厌恶庙,却热爱塔。在我眼里,庙是病态、阴郁、萎靡、虚构的,显得造作而矫情。而塔疏朗、健正、嘹亮、挺拔,有沉静和生长的气象。
而且,它埋藏深沉的根。
抛开宗教寓意不谈,我以为传统建筑之林中,塔最健康、最豪迈、最端庄,最具清明和抖擞之感。注视塔,不仅是视觉享受,也是灵魂滋养和精神审美。
塔的气质各不同,或祥和、太平,或峻急、忧愤,或淡泊、隐逸,或刚毅、坚忍。但无论怎样,不变的是一种“矗”,一种垂直的定力,一种清洁的风骨,一种不群的境界。像一把剑,它远离江湖,却洞悉风雨,聆听沧桑。像一面旗,飘扬而不跪伏,沉默却不袖手,它对着天地苍茫说“是”或“不”。
塔和塔从不重复,相互独立,彼此遥望。它拒绝雷同,拒绝攀附和结党。
塔是一种海拔,一种对清高的纪念。
塔,使你必须仰望它。
每遇一座古老且寂静的塔,总肃然起敬。
塔的姿势最像人:活着,站着,守着。
塔的背景,以远山、薄雾、松林、青竹、钟声为佳。其所在未必毓秀绮丽,但须气正、开阔、坦荡。塔不容忍狭仄和龌龊,多年来,我得出如是印象:一个不善待塔的时代,必世俗险恶、政治污秽;一个留不住塔的地方,必民风歪斜、水土拙劣。
尤爱野塔,民间的布衣塔,未受册封、未被镀金的荒野之塔。
具体说,我偏爱砖木灰石的素塔,不喜铁塔或琉璃塔。前者自然、含蓄、朴实,像土里长出的笋,有温度、呼吸和毛孔,更像一种精神材料砌成,有“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之象。后者华服雕饰,却像棺材,像囚室,像水泄不通的龛笼,捆着一团死气和谥号。
无塔的版图不值一看。无塔的山水不配留恋。
望塔,总有一种隐隐的痛,一股淡淡忧伤与凄凉。
它是裸的,赤手空拳,形影相吊,宿于荒郊野岭。
塔是负伤最多的建筑,高度亦是靶子,独立即成钉子,遭忌恨和敌视最深。风雨既淬之,又育之、沐之。世间的野塔,皆憔悴,往往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但瘦得直,瘦得硬,瘦得干净。
塔就是塔,和信仰一样,它极不实用,既不适于居住,也不适于仓储。孤孤单单、高高瘦瘦的塔,是为最不谋利的人而立的。
世上最悲的事,莫过于塔的倒掉。
塔毁于虫蠹,毁于雷电,毁于战火。可这都不足致它精神上的死。
塔死于漠视,死于寂寥,死于诽谤,死于群氓践踏,死于日落后无际的黑……中国本来就少塔的地基、塔的材料、塔的空间和图纸。塔一样独行的荷戟之士,则更鲜见了。我一直相信,塔是人的背影,信仰走过的地方才冒出塔。而一个遍布塔的时代,必是理想风起云涌的时代,必是精神高寒、人格峭拔、灵魂嘶昂的时代。
如今,真正的塔已难觅,只剩稀疏的塔影了。
遇见过很多攀塔者,他们和塔并无缘分,纷杂的一顿脚踩和推搡,胡乱的一阵吆喝与折腾,并非仰慕和祭拜,而是为了居高临下。
想想也是,当今之人,只配和塔合影了。
将自个的矮小掩在斑驳的塔影里,也罢。
现代中国,再不是一个造塔的年代。连尚塔者也寥寥。
我以为,塔的故事到五四那一代也就到头了。鲁迅们的倒下,即意味着“塔时代”的结束。塔之遭遇实为人之遭遇,塔被毁、被焚、被扒,人挨整、挨揪、挨斗——形影相伴,一式两份。
风雨寂苦,塔也寂苦。庙的命运比塔要好,性情似庙者也更易安生。
现代人只会仿造各种庙坛和圣殿了。
想想鲁迅那一拨人和身后的凄清,就不禁怀念起中国的塔。所谓“中国的脊梁”,也就是它了。
总爱在风雨之日去野外访塔。寻它支离破碎的瓦砾,祭它的灵,祭乱草中的魂。我是中国人的儿子,我爱中国的塔,哪怕它的坟。
1996年8月
(三十一)影子的道路
“就在这样一个时刻,行人稀疏的街道,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影子。他头上举着一支小火炬,在每盏路灯下停一下,引燃灯油,随即又像影子一样消失。”
读普鲁斯的《影子》,我总久久陷入一股虔敬、哽咽的圣徒情绪中。他用缓慢的牺牲的语调讲述了一则寓言——关于“国家街道”和一个迅速生活过的“点灯人”的故事。我读它的第一感觉是:那些文字刚流出来就凝固了,像橡树的伤口裸露在冬天里……那背景是巨幅的,无声,苍凉,岁月的沙丘向远移动……天穹像旧时代的海盗旗,有着猩红的暮色和盐的咸味,犹如沉船上捞起的囚衣——这类幕景适于排演早些时候,比如蒙昧时代或中世纪宗教剧的章节,而普鲁斯却把它献给了自己的19世纪。
夜霾低回。月光,像猪尾巴弯向大地。如果说腐烂能让什么肥沃的话,那就是它了:昏迷的大地。
隐约的地平线上,立着几棵獠牙树、仙人掌和向日葵。它们是罪恶、绝望、富庶、理想——飞沙走石与欣欣向荣的遗迹。
之后,一个国家的王城开始浮现。
逶迤的街道,看上去像被遗弃的盲肠,空洞又愚蠢。正值饭后时分,散步的人突然冒了出来,情侣、乞丐、马车夫、公务员、女眷、密探模样的人……稀稀拉拉,像烂土豆泌出的芽粒,然而很快你会发现,他们身体里装的不是“散步”,而是紧张、迷乱、狂躁、焦虑、恍惚、恐惧之类的玩意儿。
有路灯。但全无亮色。原来这也是假的,那路灯只不过是一些柱子,冰凉的摆设,“光荣”和“盛世”的假象。正如那些散步者,他们只把“散步”像假肢一样绑在腿上,胡乱地抖动而已——以显示日子的悠闲、美好和太平。
这个国家需要阴霾和沉沉的酣睡。需要路灯,但不需要灯光。
光,会让人不甘于沉眠。
月亮遁入了云层,他们开始急急逃回家。抵紧房门、挡板,将窗户裹严,窸窸窣窣,像鼠类那样过一丁点可怜的私生活。
这时候——一个神秘的影子闪了出来。一个幽灵。一个随时处于危险中的叛逆。他要做对夜晚最具威胁的事:把路灯点燃!
点灯。为此降临、生活和死去。临行前,他向神请求火种,回答是:没有可拿在手上的东西,火种就在一个人的体内,必要时,请把你的肋骨拆下,用它去引着灯油……于是他赤条条来了,寻着可以刺杀的暗夜。但没有被赋予任何多余的东西,没有铁器和用以搏斗的实物,除了随身的少量肋骨。
如果不能永远生活,那就迅速地生活。
这个黑暗的敌人,这个为播光而必须减寿的孤独者,在市民集体酣睡时,在空荡的国家街巷中,在积雪和枯枝的路面上,踽踽而行……无人知晓他是谁,他的来历和任务。
那些紧闭的窗户,那些冷不丁瞅见他的人,只把他当作流浪的瞎子,不畏寒的乞丐。
就这样夜复一夜,肋骨一寸寸减少。
终于有一天,在往常那个时刻,激动人心的影子迟迟没露面,街道仍是死寂和阒黑……究竟发生了什么?
普鲁斯决心去找他,弄清他的住址和生活,并致以敬意和答谢。因为他确信,这不仅是个影子,还应是个具体的名字,一个和大伙一样的人。
终于,普鲁斯找到了,实际上并没找到。
因为,那人死了。
他已被下葬到一群不知名的穷人中间去了。
“昨天才下葬的。”房东正色道。
“点灯人?谁知道他埋在了哪儿?昨天就埋了30个死人。”掘墓人不耐地说。
“不过,他是埋在最穷的人那个区域。”泪流满面的普鲁斯提醒他。
“这样的穷人昨天就埋了25个。”掘墓人的语调听起来比墓穴里的铁铲还要冷。
“要知道,他的棺材没上漆。”
“这样的棺材昨天就来了16副。”掘墓人头也不抬地继续挖土。
就这样,普鲁斯只知他是个穷人,一个替穷人做事的影子,最默默无闻者中的某一个——某个肋骨不全者。
最后,普鲁斯以怀念亲人的语气凄叹——“点灯的人也是人生道路上的匆匆过客。活着时无人知晓,工作不被重视,随即便像影子一样消失。”
影子怎会有“影子”外的存在呢?他只会把不记名的遗产留在世间。
这类道路从来就这样。
但我确信,神已收回了他,而另一个影子已悄悄上路。不久,夜里就会再次出现火炬,贫民窟就会再现他的兄弟……一个一个地走,正如一个一个地来。
影子和我们的区别在于:沙漠里,他愿做一滴水,一滴迅速被瓜分和吃掉的水。而我们只甘为一群沙粒。我们感激、怀念并吃掉它。
沙粒是沙漠表面的主人、实质上的奴隶。
一滴水。默默无闻的先知。
1997年10月
(三十二)英雄的最后
普罗米修斯把光亮偷出来送了人,所以被锁在高加索最寒冷的岩石上,让兀鹫吃他不断长大的肝脏。
后来呢,后来怎样了呢?
卡夫卡暗示过一种可能——“人们对这种变得枯燥无味的事感到厌倦,神变得不耐烦,兀鹫也不耐烦,伤口也渐渐愈合了。”
再后来呢?
再后来就是:老普被本就不喜欢悲剧的世人给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