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有了同桌罗柳青。
罗柳青是我见过的最瘦的女娃，像一棵绿豆芽，走起路来飘飘的。她只上一年级，直到我上三年级并离开那个公社，她还上一年级。不过那时她已很少上课了，偶尔背草筐来学校站一会儿，身后是脏兮兮的大黄。
罗柳青上课老瞌睡，碰得桌子咚咚响。她背书的声音又细又尖，像一只蚊子在肚里叫。有次，她的一颗牙掉了，满嘴是血，老师说：拿来！可她忘了吐哪儿了，全班人一起趴下找，愣没找着。老师狠狠地嚷：牙是牙根掉下的，牙根连命根，要是给长虫（蛇）舔着了，人就没命了。
罗柳青吓得呜呜哭，怎么哄也不中。我回家告诉了父母，母亲说你送一本田字格给她吧。其实我早就送了，上学第一天就送了。我总共送了5本田字格。
不仅送了田字格，还送了一块黑袖纱。
那年，周总理逝世。整个公社都在哭，大喇叭从早到晚放哀乐。
晚上，卫生院的大人们围着汽灯做纸花，缝黑纱，母亲也给我缝了个小号的。我求她再缝一个，我猜罗柳青肯定没黑布，要是明天全班都戴了黑袖，唯剩下她，她多伤心啊。
第二天，除了老师，全班就我一个人戴了黑袖。第三天，戴的人又多了几个，但罗柳青比他们都早，她是全班第二。
“罗锅”死那年，大黄也死了。
它是被武装部用步枪打死的。那年春，村里传言出了“疯狗”，家家户户都把狗拴上，不让出门。那天，大黄来学校找主人，与民兵们撞个正着，大黄傻，不躲不叫，闷着头迎上去……罗柳青抱着浑身冒血的大黄晕了过去。大婶们气不过，搭了伙骂街，骂“哪个丧良心的瞎了眼，狗都不如……”
父亲也念叨那条狗。
父亲常背了药箱去给“罗锅”打针，赶上夜里，一路“护送”父亲的，便是大黄。父亲说，开头还吓一跳，以为是狼呢。
若狗也分族群贵贱，我想，大黄是最像“穷人”的狗了。莫非它来到世上，就是为了陪主人过天下最苦的日子？
我几乎从未见它叫唤或嚼东西，嘴永远闭着，像没嘴一样。
吃公家饭的我不是社员的孩子，按当地说法，是吃“国库粮”和“公家饭”的。在那个清一色贫下中农的地盘上，我为自己的身份倍感耻辱。
那些敢于光腚墩的农家娃，一年四季脸上挂鼻涕——在我眼里，鼻涕简直是贵族的族徽。虽然在学籍的“出身”栏里，我填的也是“贫农”，但这“贫”比起人家的“贫”，简直就是赝品。
鼻涕，简直让我羡慕死了，好不容易自己生养出一点，母亲总要“除四害”一样及时灭掉，烦不烦？农村娃似乎也意识到鼻涕的分量，对这黏糊糊的东西很爱惜，竟宝贝似的变出些戏法：让鼻涕尽情地耷拉，耷拉，如大象鼻子威武地甩来甩去，眼看到嘴边了，猛地一吸，嗖一声……再比如，让鼻涕黏在指尖上，绕几圈，猛一弹，便皮筋般射出去，一道亮晶晶的弧，有时命中黑板，有时命中额头（比如我的额头）。
我偷偷练过这技法，没成，大概鼻涕黏度不够罢。现在想，那会儿，山里娃实在没啥乐子，这也算玩具一种？
我“吃公家饭”，在学校就成了“极少数”。虽然同样的异类还有几个，可大家都忙于崇拜周围的“大多数”，顾不上结伙。班上的异类就我一个，所以处境很不妙——上课的序幕很隆重，老师先挺胸喊“上课”，班长以洪亮的声音叫“起立”，老师转身，仰望黑板上方的一溜领袖像（画像常变，有时马恩列斯毛，有时毛主席周总理华主席，有时就剩毛主席），带头呼“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再呼“向伟大领袖毛主席鞠躬”……就在鞠躬的当儿，我的板凳上便多了块坷垃头，或草蒺藜、墨水瓶之类的“地雷”。所以，我对“向伟大领袖鞠躬”这事儿总心惊胆颤。
我常怀念和罗柳青同桌的日子，大概就这原因。在我印象里，班上唯一不欺负我的便是我的同桌，她常在大伙鞠躬的时候不鞠躬，而是猛一甩头，看是否有人害我……我打心眼里佩服罗柳青，不仅是得到了保护，更因为她竟敢不向毛主席鞠躬。
我绝对不敢。好在老师也不敢，所以她的事从未被发现。
一天，学校请村里当过兵的老汉来上“忆苦思甜”课，他在忆苦时，说“想当年，红军打日本鬼子……”我在家常看小人书，对革命队伍、敌我名称很清楚，便不知天高地厚地嘟囔：不是日本鬼子，是白狗子……这下闯了祸，下面哄堂大笑，鼻涕从四面八方飞来。一放学，我便被几个大班生围上了，罗柳青突然冲过来：“欺负人？他爸是好人，你们谁没让他爸瞅过病？说啊，有本事说啊……”大伙呆住，她是村里最穷的，她的话最代表穷人，只好听她的。
最让我为“吃公家饭”羞愧的是那件事——学校下了任务：每个人捐5分钱或一个鸡蛋或两个核桃，支援公社建设。第二天，大伙把东西掏出来一亮，我傻了，多丢人啊，人家都是一个鸡蛋或两个核桃，只有自己手里是一枚锃亮的钢镚。手一松，钢镚在地上蹦来跳去，发出刺耳的声音……大伙吃惊地望着我：你，使钱？
那天，快放学时，罗柳青才风风火火闯进教室，边擦汗边摸出一个很小的鸡蛋，椭圆的，不太像鸡蛋，还粘着少许血丝和绒毛。她告诉我，为这个蛋，她整整在鸡窝旁趴了一上午。你摸摸，还热哩……她执意要我摸。
我不敢摸。至今，我仍记着它的壳那样薄，那样软，纸一般。我再也没见过如此脆弱的鸡蛋。
刘老师新学期，来了个女老师，姓刘。
刘老师很年轻，看上去和那些该叫姐姐的人差不多。刘老师是县城来的，教我们语文和唱歌。刘老师还把县里一架脚踏风琴给弄来了。
我们都喜欢刘老师上课，喜欢她的嗓音和酒窝，更惊叹她的手指，在黑白键条上轻轻一抹，就流淌出那么美的声音，还有她来回摆头的姿势，像海浪一样，那时我还没见过大海。大人们都夸刘老师长得好，像电影里的人。
很快，刘老师成了学校的骄傲，成了公社最出名的人。夏天，刘老师是全公社唯一穿裙子和用手卷扎小辫的人。
刘老师宿舍前有一棵大榆树。一个周末，我到校园里玩，忽见一个人正踩着凳子，用竹竿够树上榆钱，见有人，她慌忙跳下，竟是刘老师。刘老师的脸刷的红了。
学期开始，总要发新书。当时有个习惯：新书发下，第一件事便是用结实一点的纸包封皮，到学期末，书面还是新的。有件事便和这包封皮有关，也和刘老师有关。
过去父母都是用一种作废的医疗挂图替我包。那种纸，正面是人体的生理解剖图，尽是些手臂、血管、心脏啥的，背面则光滑、挺括、白净，包出来的新书漂亮极了。
这回不知怎的，新书发下几天了，还没包好，母亲说等等。终于，新书包好了，和从前一样漂亮，但奇怪的是，封皮的折角被糨糊粘死了，也就是说，除非将书皮扯破，不然拆不开，母亲说这样牢靠。
出事了。
那天下午，学校大扫除。大伙去池塘抬回了水，在教室里泼起来，地面是土夯的，凸凹不平，水一浇，有了水洼。冷不丁，我的书包被谁蹭了下，掉地上，我惊叫，晚了，书皮上全是泥水，滴滴答答……我不知所措，眼泪在眶里打转，有人喊：扯书皮，快扯！七手八脚，书皮被扯下，突然，大伙惊呆了，我也惊呆了：内面是一种妇产科用的挂图！甭说大伙没见过，虽然母亲在妇产科上班，我也从没见过。我又羞又恼，上前去抢，一片哄笑，书皮在天上飞来飞去，昏天黑地中，我和无数个身体缠在一起，摔倒在地。
刘老师跑来了，气喘吁吁，沉着脸：拿来——刘老师胸脯剧烈地起伏，将东西展开，脸嗖的红了。
所有的脸都红了。我们耷拉着头，不敢看老师。
后来，我就第一次坐在了刘老师的宿舍里。
在那儿，胳膊肘被抹了红药水；在那儿，书又有了新外套，那是我从未见过的一种画报纸；在那儿，我还单独听了一首歌……我还闻到了一股淡淡的香味儿，但不是雪花膏。
许多年后，一个偶然，我同母亲聊起这事。母亲很吃惊：你还记得？
母亲说，刘老师第二天就来家访了，担心你心理受影响……“真是个好孩子哩。”母亲幽幽道，不知是说我，还是说刘老师。刘老师只教了一年多就走了。据说考上了大学。
音乐课停了，学校没人再会弹那架风琴。
我们问老校长，刘老师上完大学还回来不？校长若有所思，呆呆看天上的云……末了，他舒口气，轻轻说：刘老师有出息哩。
199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