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只要有钱，仍可得到你想要的。前提是，钱须多到令人瞠目的份。美景资源太有限，想亲近和占有的人又太多，只好竞拍和悬赏了。它再也不是大众消费品，再也不是布衣之物，而成了镶金边的连衣裙，戴安娜和梦露的连衣裙……在我今天的祖国，像我这样劳作的人，是注定掏不出那笔钱的。而且还有消费信仰，比“我有一个梦想”更重要的是“我有一个原则”，根据这个原则，我任何梦想的实现都不能以优越和凌驾于大众平均福祉为前提。我渴望富有，但应是一种普及的富有，而非少数人独享的优势；我喜欢高贵，但不愿通过成为贵族以求高贵；我珍视尊严，却厌恶居高临下的尊严……我认为，若一个人的梦想要以客观上杀死许多人的梦想为代价，那这样的梦想还是没有的好、自灭的好。在一个每平方米地皮需安置5个人的年代，若有人占据几百、几千平方米的豪地，意味着什么呢？这是个可敬的人吗？这样的幸福值得夸耀和推广吗？
一个书生，一个穷人，即使有这样那样的委屈和不快，但毕竟灵魂尚自主，人格尚清白，精神上尚有一间大房子，某种意义上，生命舒适度并不亚于那些豪宅之人。我发誓，我将永远以平民的名义栖息、行走、劳作一生，永不会择取一种超出正常水准的资源配置和消耗方式。作为人，应照顾其他人；作为动物，应体恤其他动物。否则，既不是一个高尚的人，也不是一个高尚的动物。你既挤压了同类，也欺负了异类。
虽然，这样的许愿对一贫穷者而言，有空头支票之嫌，但我确实这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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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科技是伟大的，时间是伟大的，生产力是伟大的，它们将帮人类实现所有梦想。我说这是胡扯。因为，再伟大的生产力也只是消耗资源，而非创造和再生资源。
谁能把消失的森林、江河、绝种的动植物唤回来？谁能把丢失的童话、诗歌、心灵再找回来？
18岁时，我最喜欢的外国诗是这样一句——“临别时，特纳力夫的一位土著少女把她的一个海岛送给了我。”
（注：特纳力夫，大西洋一个原始群岛）天哪，天下竟有这等事，竟有这等美丽的赠予和慷慨？
我羡慕，更怀念。怀念那个天真烂漫的场景，那个自由而辽阔的时代，那群海豚般简单而光滑的心。我一直忘不掉这个大西洋上的故事，忘不掉那份伟大的礼物。
我一直贪婪地遐想那个海岛，遐想上面日日夜夜发生的事。
我想，换了我，会怎么办呢？留下来做一个土著吗？若不能，我会回去看它吗？许多许多年后，我会不会因突然爆发的思念而泪流满面？
我的海岛，你好吗，长大了吗，有无人欺负你，商议出卖你？若有人登上你，赖着不走，我该不该像救海伦那样，发动一场特洛伊战争？
我不会忘，有人早把你许配给了我。
给了一个不负责的现代人。
2000年2月
（四十四）1976年的孩子
我3岁那年，当医生的父母被下派农村，一个叫“裕”的人民公社。
在那里，我几乎耗去了整个童年时光。
气球每到初夏这个节眼，天上就会飘来一些奇怪的气球。
听大人讲，是从台湾那边顺风过来的，气球开始很高，可架不住路远啊，飞到这儿便精疲力竭，碰巧山多峰高，撞上即天女散花了，花花绿绿的啥都有：传单、标语、小册子、衣裳……还有小孩子眼红的饼干。
据说，有人捡回一个黑匣子，塑料的，巴掌大，开始欢喜得不得了，很快便怕了，疑心定时炸弹，跑到公社武装部交了，武装部也怕，连夜送到县上，县上一看便笑了，原来是架收音机。
还有件让本地人丢脸面的事：那年，一个放牛汉在半山腰捡了包硬邦邦的干粮，碰巧人饿了，就着泉水，狼吞虎咽啃个精光，抹抹嘴往家走，走着走着便挪不动了，肚子胀，口也渴，便不停喝水，竟给活活胀死了。事后，公社喇叭称这干粮是压缩的，且喂了毒，吓唬社员捡了东西一定要交公。
我在小学校也见过不少，农娃去山上薅草或放羊捡的。有一种彩色小卡片，很漂亮，印着山水风景、汽车洋楼，还有蚯蚓一样的字母（多年后，当我第一次看到明信片，惊呆了，原来就是它啊）。孩子们不舍得交，藏起来当宝贝，还贴在墙上当年画，比门神好看多了，有的家里还用来糊鞋衬……为此，公社还专门到学校开大会，贴了好多“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标语。
我8岁，听不懂“阶级斗争”。在我心里，那些气球一点儿不可怕，反觉得很神秘很亲切，像童话里的魔袋，咒语一念，要啥有啥。
直到一件事儿改变了我的印象。
卫生院有一姓林的，不知怎的，突然举着一枚青天白日徽章去了武装部，愣说是在我家发现的……结果，父亲被停职，公社派人去老家政审。不久，姓林的酒后说漏了嘴，那玩意儿是他自个儿捡的。
我第一次对那些神秘气球有了敌意，觉得它们是些不祥的东西。一个晚上，我偷偷钻进茅房，将辛辛苦苦攒的卡片丢进便池，再不沾来自气球的礼物。
不过，气球依旧在每年那个节骨眼准时来，成群结队，大雁似的。田间的社员依旧兴奋地撂下锄，手搭凉棚：嘿，那儿！那儿！娃崽们更是大呼小叫，撒开欢往山上跑。每到这会儿，我身上总痒得难受，心里空落落的，鼻子发酸。我多想跟着跑啊跑，越过所有的孩子，跑到离云彩最近的地方，拥抱那些美丽而有毒的诱惑。
1976年，封闭的大山里，对一个孩子来说，那气球便是他唯一可触的“远方”了。在他眼里，它们有着不可抗拒的魔力，那么神奇，漂洋过海，像一个个梦……它们代表“外面的世界”，代表很远很远的另一个地方。远，就是美。
多年后，在京沪线的一趟列车上，我意外地遇到一位儿时伙伴，这个当年在追气球赛跑中总是冲在最前面的光腚猴，正在这趟车上当列车长。惊喜之余，我问：现在还有气球吗？他一愣，似乎没懂，等我比画一番后，他笑了，早没了早没了。
他突然敛住笑，眼圈发红，说：那么远的事你还记得……同桌罗柳青她本来啥也不叫，无姓无名，村里人只唤她“妮”。
这不是个名，大人管每个女娃都叫“妮”。
罗柳青，是妮10岁才得的名。被送去上学那天，校长给起的。
罗柳青没有娘，只有爹。
是干爹。听人说，干爹本是个货郎，就是摇着皮鼓走街串巷、吆喝拿破烂换针头线脑的小贩。干爹不仅穷得叮当响，身板还有缺陷，是个“罗锅”，也娶不上媳妇。有一年，“罗锅”在山沟里赶路，听有哭声，寻声去找，见一女婴，便抱回来当闺女养。
弃婴在当地很平常，孩子大了也不会有人来强认。一来因为穷，特别是女娃，认了等出嫁时还搭嫁妆，不值；二来穷人家还是讲良心的，你替他们收养孩子，逢年过节总要朝你家方向磕个头，一辈子不会捅这层窗户纸。
于是，“罗锅”再走村时，挑子上便少了头筐货，多了个会哭的娃。乡亲一听见娃哭，便知货郎来了。“罗锅”心肠善，人缘好，村里人听见娃哭便端碗粥汤出来。
妮长到7岁，“罗锅”突然生了场蹊跷的病，碰巧公社新添了卫生院，一诊，是麻风。乡亲这下怕了，都说这病没治，还传染，村干部一商量，决定让“罗锅”留下孩子，自个儿搬山上去住，有间守林的茅屋闲着。
“罗锅”很通理，立马应了，只是舍不得妮，便跪下求乡亲帮着照顾，大伙也跟着抹泪。临走，“罗锅”朝村子磕3个响头，石头都红了。
妮很孝顺，隔三差五溜上山见干爹。干爹开头还欢喜，后来变了，见了妮便骂她走，实在不行就动手，打完再将手狠劲撞墙，妮疼爹，只好哭着跑下山。后来，妮捡了一狗崽，叫大黄，等大黄稍大些，妮便支使它去看爹，顺便在大黄脖上拴块芋头煎饼啥的。
大黄通人性，妮给爹的东西总一样不少，爹掰它块煎饼也不吃。妮每天给生产队割牛草，挣半个工分。
6岁那年，父母送我进公社小学读书。报名那天，我见妮背草筐蹲在墙角，一旁趴着大黄。是乡亲们动员了干部让她来的，大伙说，咱得对得起“罗锅”，这孩子命苦，10岁了不识字咋成？管她头午上学过午割草行不？
轮到妮报名了，可连自个儿姓啥都不知道，羞得她老拿柳条抽草筐，校长打量了妮一会，呵呵笑了：就叫罗柳青吧！罗锅的罗，柳树的柳，青草的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