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举涉及民主的价值本原，体现出政府权力向社会和公众回归的历史趋势。政府适当缩小权力范围，由公共性向社会性转化，具体做法有两种，即“地方政府分权”和“权力非集中化”。权力分散的好处在于反映了人性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本质，利于激发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增强政府服务意识和责任心，使政府接近社会、接近民众，获得民间的回应和互动，加速公共服务社会化。瑞典政府在上世纪80年代普遍实行各部自主权，以其众多自治机构或代理机构（第三部门）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承担广泛的公共服务职能，为其他国家树立了典范。其后，丹麦政府的“契约局”、法国政府的“责任中心”、加拿大政府的“特别执行局”、澳大利亚政府的“国家公司”都与瑞典的做法有异曲同工之处。
2.公共服务民营化
政府提供纯公共产品和纯公共服务，第三部门即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组织，提供准公共服务，推动服务主体由一元化向多元化转变。第三部门代表社会性，在新行政管理运动中，第三部门规模、作用越来越大，发展十分迅猛。其发展有两个途径。其一是由民间组织依据自身条件去发展；其二是由政府采取“瘦身”行动，剥离、独立出来的承担公共服务的机构，通过民营化道路去发展，从而达到由“大政府、小社会”向“小政府、大社会”的过渡，进而促进公共服务社会化。在英国、加拿大、新西兰、日本等国家，对于政府内部可以提供公共服务的行政部门，那种既不能撤销又不能出租，同时可以与政府核心决策职能分开，并承担一定规模服务的业务部门，将其从政府原部委整体机构中剥离或独立出来，进行民营公司化运作，在政府主管部委政策指导下，专门履行公共服务的供给职能。这一部分民营公司逐渐和社会上现存的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融合起来，承担越来越多原属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职能。代表社会承担公共服务职能的第三部门则同时得以长足发展，民营、民治、民众参与公共服务，利于社会和谐和稳定。
3.公共服务市场化
把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公共服务，这是世界各国行政改革普遍采用的手段。
具体做法多种多样。主要有四种：非垄断化、强制推动竞争、公对公竞争和公对私竞争。非垄断性与竞争性机制的建立主要是打破以往政府对某些公共服务的垄断性，在公共服务领域引进市场竞争机制，提高公共服务质量，降低成本。比如：在原有独家国有公共服务部门之外成立若干相同职能的新部门。
强制性竞争主要途径是对于带有自然垄断性的基础设施，如电网、煤气输送管道、铁路等行业强行开放，使这些行业成为同类公共服务供应部门可以租用和招标的“公用承载器”，高度公开，透明，确保合理竞争。至于公共部门之间的竞争，主要是通过建立内部市场来实现。目的在于打破传统体制中围绕国家公共福利供给而形成的集中配置，划片服务，实现公共服务的市场竞争。如英国的“医疗券”发给公民，让患者自主择医；美国把“教育券”发给民众，让学生自主择校。公对私的竞争就是政府确定某种公共服务项目的质量标准，如市政建设、环保等招标承包给私营企业或非营利组织，以提供公共服务。
4.公共事务国际化
这是公共服务更广泛的社会化形式，可以分为四类：一是国家公共事务；二是政府公共事务；三是社会公共事务，主要是指国家和政府以外，非营利组（第三部门）领域内的公共事务；四是国际公共事务。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各国第三部门服务快速发展，国际与国内，外交与内政的界限，不再那么清晰，各国的社会化服务、民众的共同利益已上升到跨国层次，已成为全球性问题。例如：环境保护、扶贫脱贫、防灾救灾，防止污染，卫生防疫、禁毒等，这类超越地区、民族、国家地理疆域层面的公共事务，急需为解决这类国际公共事务的而提供的公共服务，希望通过协商与妥协达成集体行动的契约，摒弃仇外情绪使全球公共利益得到应有的维护。由于国际社会对公共服务需求迅速增长，同现有公共服务水平低下形成鲜明反差，一些跨国公司、慈善机构、公益性民间组织及其联合体逐渐担此重任，导致了“全球治理”理念应运而生。赛拉克伦斯认为：“治理被视为由多数协议形成的一种规范系统。它可以在没有政府的正式授权和具体批准的情况下，贯彻实施某些集体行动项目。各种政府间组织，以及由非政府组织或跨国公司推动的非正式调节程序，也都包括在这种治理之内。所以，它既是各国参加国际谈判的产物，也是由个人、团体、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形成的混杂联合的结果。”①我们认为，全球治理是全球化时代全球公共服务的管理方式和提供方式。充分反映公共服务在更高层次和更大范围的社会化。
5.电子政务网络化
电子政务的实质是对现有的、工业社会的政府形态进行信息化改造，即运用现代电子信息技术来构造更适合信息社会的政府结构和运行方式，以适应虚拟性、全球性信息化浪潮，适应社会的根本性变化。②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迅猛发展，在政府管理领域出现了崭新的公共服务，这就是电子政务。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0年调查，有89%的国家着力推进电子政务的发展，美国、新加坡、澳大利亚、丹麦、英国、德国、法国名列前茅。
电子政务的普及应用，使公共服务的内容，形式和效果发生了重大变化，反映了公共服务方式和服务客体的社会化趋势。信息化、网络化时代的来临，要求现代政府管理模式、服务方式发生变革，要求政府机构精简、工作高效、公正透明、公开公平、廉洁反腐，而电子政务正是实现这一系列社会目标的最佳方式。
时代的发展，要求政府模式由传统的管理主义向较为宽松、双向互动的“网络”模式转变。双向互动网络化是公共服务社会化的新形式，是一个突破。
二、中国公共服务社会化、市场化的途径
中国行政改革要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结合中国国情，大胆创新，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服务社会化、市场化的新路子。
1.坚定不移地进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行政审批制度本身是政府、市场与社会沟通的桥梁，是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管理社会的必要手段。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需要在推动政府模式的变革方面发挥作用，以维护公共利益作为价值导向，实现从服务型政府的理念向服务型政府的现实转变。凡属管制型的审批项目一律废止；对于管理性的审批项目，适当修改，使其符合公共服务的需要。我国经过两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实践，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对我国现存的行政审批项目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大幅削减，一定程度上政府放松了规制。但是，对于改革过程的设计、目标模式等方面，还存在许多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改革的任务还很艰巨，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地深化行政审批制改革。
2.积极推动第三部门的发展
何谓第三部门，目前尚无定论。一般指的是各种非国家或非政府所属的公民组织的总称。它包括非政府组织、公民志愿性社团、协会、社区组织、利益团体和公民自发组织起来的运动等。它区别于第一部门政府和第二部门营利组织企业，它具有公益性、非营利性、非政府性、独立性或志愿性等特性。中国正进行行政改革，直接催生了第三部门的兴起，并为第三部门今后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当前，应继续坚持以缩小和重新界定政府作用范围为主要内容，构建“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政府在公共管理职能方面进行“有条件收缩”和“后退”，将职能转移给市场和社会。依据“新公共管理理念”提出政府与市场、社会互动关系论，果断采取不同程度的“非国有化”和“民营化”措施，放松了政府管制和干预。政府“卸载”，第三部门“承载”政府转移出来的公共服务，使政府和第三部门良性互动。我国第三部门还不成熟，扶持第三部门发展在当前具有紧迫性。目前，世界各国均选择了以适度分权为指向的行政管理模式改革。新西兰的公司化改革和我国的“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群分开”改革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通过向所属单位和社会团体分权，使过去封闭式政府逐渐转为“开放一参与”式政府。我国这些重大举措，尤其深化事业单位改革，促进其向第三部门分化和发展，使承担公共服务的民间力量得以在适当领域迅速扩张和壮大。第三部门的发展是公共服务社会化的推动力。
3.加大行政改革的力度，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推行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我国行政改革，要转变治理观念，转变政府职能，在政府模式选择上要有所创新。应该看到我国行政改革是在“管理行政”发展不足的前提下进行的，有别于西方“管理行政”高度发达的特点。我们应当借鉴西方行政改革的经验，但不能照搬。我们的行政改革处于后发历史阶段，利于扬弃“管理行政”的弊端，依据公共服务社会化、市场化的方向，创建新型的“服务中心”型行政体制。
4.繁荣公共管理文化
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一种公共管理、公共服务行为的成败，不仅取决于它拥有的物质性要素，也取决于甚至主要取决它拥有的精神要素，即文化要素。现在流行于全球的新行政管理和行政改革运动，本质是一种新行政文化、新行政观念，破除旧行政文化、旧行政观念的一个文化创新的历史过程。公共管理文化，就是从社会文化的视角去考察、评价、探索公共管理、公共服务现象的文化底蕴，是在行政活动、公共服务实践中人类在思想、观念、心态、范式、传统等方面的创造。如今，公共服务社会化、市场化社会实践的发展，也需要观念转变，也需要崭新的公共管理文化来推动。繁荣我国公共管理文化，在当前具有格外重要的社会价值。公共行政理论研究的突破会带来公共管理文化的繁荣。当今，新公共行政学向人们提出的一个问题，即这种公共服务是否增进了社会公平？当前全世界对这一问题广泛探索，必将促使公共管理文化跨越到一个新阶段。我国公共管理文化属于社会主义行政文化，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先进文化。它必将打破一切旧的思想枷锁，对我国公共服务的社会化和市场化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