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是汉族的一个支系，同汉族的其他民系一样，客家妇女的地位随着时代的进步也在不断地提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客家妇女的社会地位有很大的提高，她们的自我意识不断觉醒，在社会生活中起到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下面以杨辛禾的妻子、女儿、孙女三代妇女为代表，旁及其他，从生活、婚姻、受教育、自主权、自我评价、外地评价六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与论述。
一、旧时代的客家妇女广东省大埔县百侯镇南村有一个叫杨辛禾的人，他的妻子没有名字，今年82岁，乡人以其夫名呼之，叫辛禾伯姆。我采访过她多次。她的过去是悲惨的，她的身世可以代表老一代客家妇女。在旧时代，大多数客家妇女所受的压迫是深重的，除了受封建主义、官僚主义、帝国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她们还受到来自神权、族权、夫权三个绳索的捆缚。可以说旧时代大多数的客家妇女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
杨辛禾的妻子对我讲述过她的苦难历史：“我是住在半山腰的山区女孩，十五岁时，父母听信媒婆的花言巧语，说男家有田、有地、有店铺，还有大屋舍，伯父在南洋，家中光八仙桌就有二三十张，酒壶一百多把。没想到结婚才几天，便看见窗户外面有人来回张望，原来是赌友来索取赌债，这才如梦初醒，原来嫁了一个‘烂斋头’——赌博鬼”。
杨辛禾因为赌博成性，家中东西不断变卖，最后连嫁妆、蚊帐也偷出去卖。为此，她几次逃回娘家要求离婚。可是她娘家的人却用“家和万事兴”、“忍为上”、“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了狐狸满山走”的话规劝她。她一次又一次想逃出这个家，又一次一次被父母兄弟送回这个苦难的深渊。这是她在婚姻问题上只能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能有自己选择权利的结果。
她开始与命运抗争，一次一次地跑回娘家，后来怀孕了，生了孩子，有了拖累，转而相信命运。当时算命先生画出了一张图，告诉她“这个挟着雨伞拿着包袱的就是你，你走了几次又回来了，你走不成”。从此她向命运屈服，自认命苦，命中注定要与赌博鬼过一生。
她为了生活，为了养活儿女，除了担负一切大田山林的劳作，农忙时还为别人犁田插秧，以换得“打禾埔”(打下稻秆中剩下的瘪谷)的权利，以多挣一点口粮。
为了挣来买盐钱，她为商人当挑脚跋涉在几十里的山路上。尽管这般辛劳，她仍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她回想过去担的日子说：“为了挣点脚钱常常星夜赶路，因太过劳累，不管地上是干是湿倒头就睡。两条红薯、一头咸菜、一个饭包(用草编织的口袋装进米放入水锅中煮熟)，对付一天。”至今她还记得描写担的苦情歌：“担生活最苦情，一步不得一步前……”对于妻子的劳苦，杨辛禾是怎样想，怎么看的呢？辛禾伯姆告诉我：“杨辛禾对别人说：‘妇人家，头发长，见识短，吃了饭就去干活，不要管别的事。不听话就要打，女子人，贱骨头，跟牛一样，不打不会转角。’”在旧时代，在客家男人眼中，妇女大田劳作，侍奉公婆、丈夫，养育儿女，吃苦耐劳，是祖宗传下来的规矩，是天经地义的。那里有一首童谣反映了人们的价值观以及对妇女的基本规范与评判：“勤俭姑娘，鸡鸣起床；梳头洗面，先煮茶汤；灶头锅尾，光光张张。
煮好早饭，刚刚天光；洒水扫地，担水满缸；吃完早饭，洗净衣裳；上山捡柴，急急忙忙……”只有做到以上规范才称得上勤俭姑娘。
旧时代客家男子普遍视妻子为侍奉公婆、丈夫的奴仆，那么客家妇女又是如何自我评价的呢？辛禾伯姆至今对我这样哀叹：“我是女子人，菜籽命。‘舂杵打倒不识一’，不识字能做什么？只能卖苦力出大汗。我命苦，认命就是了。”在旧时代，客家地区全社会都重男轻女，男人轻贱妇女，女人自己也轻贱自己。女孩子从一出生便被轻贱。他们鄙视女孩为“妹仔屎”，“赔钱货”，将来出嫁如同“泼出去的水”，是为别人传宗接代的。不少女婴刚离开娘肚便卖给别人当童养媳。个别家庭歧视女婴到了极点，竟然把女婴按入尿桶溺死。在那里，当童养媳的如果生不出男孩便抬不起头，轻则受婆婆丈夫的讥讽，重则受到休弃。
辛禾伯姆告诉我，她恨死了赌博成性的丈夫，常常诅咒他快些死去，因为他死后不会再偷家中的钱和米，挣来三角钱不会变成一角钱。她们的婚姻早已死亡，然而孩子却接连不断地出生。我怀着十分不解的心理问：“既然家中生活那么困难，为什么还生五个孩子？”她长叹一声说：“没办法啊，男人要生，我们女人有什么办法？”一句话道出了旧时代客家妇女在生育及性的问题上没有自主权、决定权。生育的权利紧紧地掌握在男人手中，妻子只是男人的附属品。
在旧时，客家社会包括客家的男人与客家的妇女都轻贱客家女子，那么邻近的潮州人、广府人又是怎么看待客家妇女的呢？他们对客家妇女的苦难有所了解。他们既佩服客家妇女的刻苦耐劳，又看不起她们的麻木愚昧与不觉醒。潮州人、广府人、香港人认为客家地区是蛮荒之地，不开化的地方，所以把女人当奴仆，女人也把自己当奴仆。香港、广州妇女吵架，骂得最恶毒的语言是：“你这个毒妇，你后世会变成客家女人，活得辛苦，没得吃穿，还会做活寡妇。”有的家长为恐吓啼哭不止的女孩，就说：“你再哭，就把你卖到客家去。”这里说到“活寡妇”又是指什么呢？在20世纪前半叶，客家地区出现了许多“看家婆”。这些“看家婆”，表面上有婚姻，实际上是守活寡的“活寡妇”。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客家山乡的青年以至十二三岁的少年为了糊口、为了谋生，大批的随水客到南洋去当矿工、橡胶工、店员、理发员、油漆工、船工或修路工。有些青年在离乡之前与童养媳成婚，这些青年到了南洋，因为生活条件恶劣，有的病死，有的因战事紧张封了海口回不了家，有的则是弄不到盘缠回不了家，他们便在南洋又娶妻生子，国内的妻子便成了守着一间破屋、二亩地的看家婆，代替丈夫侍奉公婆、祭祀先人。有些老人为了稳住媳妇不让改嫁，替媳妇买来养子承继香火。这种人便是看家婆、活寡妇。她们常年承受着精神的苦痛，以下山歌便是她们心情的写照：亲哥走后守空房，哭哩一场又一场，叔婆伯姆来相劝，伤心愁急泪两行。
床头食饭床尾眠，无人比更苦情，出门无个亲伯叔，夜里无个痛肠人。
紧想亲哥心紧愁，朝晨起来懒梳头，三餐茶饭无滋味，样般前世柬无修。
至于年青守寡的妇女，因宗族势力的压力不能再嫁，以下山歌可以窥见她们内心的悲苦：十五不敢看月光，过年不敢着新装，心中有话无人讲，一生孤枕守空房。托盘无底样般扛，米升无底样般量？十八妹子来守寡，塘里无水鱼难养。
以上可以说是旧时代客家妇女的一曲曲“长恨歌”。因为她们沿袭了“讲贞操”的传统习俗，既不觉悟又无力冲破樊笼，只能忍受苦痛，苦熬一生，成为旧时代婚姻的殉葬品、牺牲品。
综上所述，旧时代的客家妇女生活极端艰苦贫困，社会地位低下。因为她们没有受教育的权利，所以自我意识差。客家妇女因能吃苦耐劳，常被人们称许，但总的说是比较麻木与不觉醒的。
二、新中国成立后的客家妇女辛禾伯姆的女儿杨锦英，1943年出生。她是生在旧中国，长在新中国，她的生活，从物质到精神可以说比她母亲高得多。
首先，她到了上学的年龄，得到了与男孩子一样的上学的机会，从一年级到小学毕业，享受国家的义务教育，免交学费。尽管课余时间要比男孩子多做家务劳动，星期日上山砍柴，暑假与大人一起晒谷、插秧，但主要任务是学习，与男孩子一样得到受教育的权利。因为分得了田地、粮食能自给，她不会像母亲辈一样，吃了上顿没下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