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是一个与迁移有着不解之缘的民系。无论在客家形成还是在客家发展扩散阶段，迁移都与客家人如影随形地相生相伴。可以说，一部客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迁移的历史。客家文化就是在不断迁移中逐渐形成、逐渐成熟的，客家文化就是一种移民文化。
回顾客家人从中原南迁，经江淮而至江西、福建、广东三省交界的山区，那是在前有土著当道，后有追兵追赶，沿途遭遇种种恶劣的自然条件的考验的情况下，万里辗转，实现了古代历史上罕见的大迁徙壮举。数百年后，当历史发展到了清朝初年，在中国大地上又一次掀起了规模空前的“湖广填四川”大移民运动。生活在闽粤赣边区的客家人，由于主客观条件的作用，又一次义无反顾地投身在浩浩荡荡的迁川移民大潮之中。
这一次的迁移的环境和形势虽然不像前几次迁徙那样充满刀光剑影，但是客家人在迁徙过程中所遭遇的磨难一点也不逊于历史上的大迁移。其中，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迁川移民大军中，有一支格外引人注目的队伍，这就是由妇女组成的特殊方阵。她们在实现客家人从闽粤赣原乡向中国西部进发的过程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客家妇女在这次大移民中的作用，贯穿于从原乡始发，到途中迁徙，再到四川定居的全过程，她们的作为与精神是值得充分肯定和赞誉的。
妇女在迁川途中的作用，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在迁川之前，发挥家庭主妇作用，积极支持家庭成员向外迁移原籍广东长乐县的钟母杨氏，在丈夫去世后，独撑家务。在家庭人口日渐增多，“家计日渐萧条”，“殊难俯畜”的情况下，断然决定，将家庭成员分阶段向外迁移。在她“连命三次上川”，都不足以打动长子钟宏予的情况下，她暗自思量，可能是平日里“长子素有孝心，惯听母言，随命随作。今不如命，谅是我说顾他儿子，他便不往”，如此，只要坚持说“还须说要顾我，他便会行”。于是，她决计巧言说服儿子心甘情愿前行。有一天，她对钟宏予说：“母命你上川不去，倘我儿孙都像邻家饥饿涂地，我纵饿不倒，亦会气倒。你若不放心，留你第四子服劳，遗一角田土，又有三个胞弟照料。如何为我多活几年，你都不去？”至此，钟宏予终于决心迁川。“届期拜别祖宗慈母，及三弟族众等，始行。”光绪简阳《钟氏族谱》。
与钟母杨氏事迹相类似的，还有刘母彭氏、巫母冯氏。
原籍广东兴宁的刘母彭氏，“因家计窘迫”，在已经派遣一个儿子上川之后，决定再把年仅14岁的次子刘秀标送去四川，自谋生路。她说：“吾土田所产，举家难赖。汝次兄已往川省，汝亦可自出营生。”刘秀标初不忍离去，其母彭氏断然表示：这是“母命”，决不可违！刘秀标见母意坚决，不可违背，于是“不得已，辞亲入川”。四川奉节《刘氏考订族谱》。
巫维舒，原籍广东惠州府连平州人。祖仁福，祖母冯氏。“时，粤省岁大饥。薪桂谷玉，待哺殊难。”巫维舒“意欲远迁”。但是，考虑到“祖母、双亲在”，未敢行。后来，双亲去世后，祖母冯氏“窥其意”，对他说：“吾之奉养，有汝叔在。汝有远志，可速行！”在祖母的支持下，巫维舒于是同其大叔“贸易至简西高明场置业兴家”。民国《简阳县续志》卷五《士女篇?孝友》。
二、在原籍丧夫的情况下，亲率子孙向四川迁移这种情况多发生在一些高龄妇女中。由她们亲率儿孙入川的实例散见于各地，下表是见于有关论著中的客家妇女亲率子孙迁川的实例：资料来源：《成都东山客家氏族志》、刘正刚《闽粤客家人在四川》、民国《简阳县志》。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16例中，除第5例张氏谢妣是在入川3年后，其夫在原籍过世的外，其余都是在原籍均已丧夫的情况下，独立出行，毅然决然带领儿孙上路的。
众所周知，客家妇女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在闽粤赣原乡聚族而居的环境中，老年妇女往往是家庭的核心。她们不仅在实际上主持着全家的家务，指挥家庭成员有条不紊地从事生产劳动，而且还维持家庭的协调和睦。特别是在丈夫去世以后，她们更成为家庭的名副其实的权威人物。秉承着这一传统，凭借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威信、经验与影响，在迁川过程中，当仁不让地成了该家庭的指挥者，发挥着无人可以替代的组织者、领导者的作用以上实例布于四川各县，说明这种现象的普遍性。下面再从一个县来观察，看一看客家妇女率众迁川的比例是何等之高。在一本名为《笑问客从何处来——客家新大陆仪陇探源》的书中，作者从仪陇众多的客家姓氏中，列举了现居该县的12个客家大姓：朱、郑、杨、张、梁、彭、许、黄、丁、潘、吕、莫的源流，其中有3个姓氏家族就是由女性带队迁徙入川的，共占总数的25％，也就是说，在所列举的迁川家族中，约有四分之一是由女性充当领队的。具体情形如下：丁氏家族：清康熙十年，丁姓第九代祖母刘氏率四子丁尚德、尚会、尚智、尚文，从广东乳源县移居四川合川县。
吕氏家族：康熙二十一年，入川始祖吕观珠之妻肖氏太婆，率子吕上智、上义、上奇等，从广东乳源县赵家湾灯盏窝移居四川合川县。
许氏家族：康熙五十一年，许氏祖徐廷翔遗孀陈氏老祖母，率领其子许开先、开仕和孙子许景渊、景增，从广东乳源县通济桥移居四川仪陇周家河大桐包。吴显果《笑问客从何处来——客家新大陆仪陇探源》，第11～12页， 2004年，仪陇。
遗憾的是，上述实例缺少具体生动的细节，对于在大移民中担当组织重任的女性的出类拔萃的作为，未能浓墨重彩地加以大书特书，不仅缺乏感染力，而且更有让其动人事迹沦入湮没的危险。下面，仅从地方文献中，补充其生动实例，以见一斑。
据民国《简阳县志》载，钟?沛妻黄氏，原籍广东长乐人。丈夫卒于某州任内。“时，同居六世矣，一家八十余人。氏敏于治内。”康熙庚子岁(五十九年，1720年)，大旱。“长乐草根木叶，人食几尽。”有人“劝氏迁入四川”。她以“老姑病瘫”需要服侍为由拒绝说：“(老姑)惟我是赖。我去，姑将谁依？茹草不怨，但求病姑得安余年足矣。”直到病姑去世后，黄氏为之治丧服阙，然后“乃率子孙自粤来川”。在迁川路上，她每晚首先把家人的住宿安顿下来之后，“必令孙辈读书，子妇绩麻”。在从粤东至简州的“八千余里”程途中，全家人天天绩麻不息。抵达简州时，已绩麻“四十斤”。60岁时，长乐贡生钟腾万寄诗祝贺，其中有句云：“驿路慈云霭，高堂爱日鲜。仪发明三族，慈严任一肩。”黄氏享寿88，有子9人、孙31人、曾孙191人。民国《简阳县志》卷十五《士女篇?贤母》。
三、追随移民大潮，协助丈夫完成迁川大业四川有许多移民族谱，在记述当年先祖入川过程时，最常用的一个词汇就是：“携眷迁川”或者“偕妣上川”。随同上路的女性，默默无闻，非但没有成为迁徙的包袱和累赘，恰恰相反，她们还克服了平常人所难以想像的困难，在迁移途中生儿育女，最终偕夫携子抵达四川。
最典型的实例莫过于来自于江西的傅氏林孺人。据《傅氏族谱》记载，傅荣沐“因谋迁蜀”，考虑到高祖母林孺人年事已高，准备把她留下来守家，“计不与偕祖母林孺人”。孰料林孺人知道后，决然说道：“株守岂男儿事哉！察汝子皆足佐汝起家，早决计，余惟汝是从。”乃于雍正七年(1729年)由福建前往四川。民国成都《傅氏宗谱》。这种不愿株守桑梓，誓同男子一道外出创业的气概，正是那个大移民时代里巾帼不让须眉精神的体现。
又如，据《廖氏族谱?高祖妣薛宜人传》记载，广东兴宁人薛氏，是廖体用的妻子，生有四男三女。自雍正年间“偕高祖携三子来川，蒙犯霜露，不惮艰险，夫妻辛苦，垫隘疲劳至矣！然屡经空乏，卒无怨言。”结合廖体用迁川事迹可以知道，廖体用入川时间在雍正四年，丙午春。为了与先期至川的长子相会合，全家决定跟随来川。当时，廖体用已56岁，薛氏43岁，3个儿子分别为16、11和5岁。他们出门时仅“携钱四百，濡滞辗转”，到年底才抵达湖广。至荆门，即写信给长子，这才在将全家迎至四川。民国成都《傅氏宗谱》。
在这一过程中，夫妻辛苦备至，其艰险曲折难以尽表。而薛氏居然在“屡经空乏”的情况下，始终做到“卒无怨言”，其精神之高尚由此可见一斑。
由于清初移民多是携家带口，全家同行，在迁川途中，妇女临产、新生婴儿出世的事情，也是经常发生的。如前面提到的钟宏予，在暂居湖南浏阳，靠卖柴筹集盘费时，他的幼子诞生了。故该《钟氏族谱》卷八记载，“公，系宏予公季男。生康熙六十年辛丑腊月二十八日戌时，适予公来川，寄寓湖南浏阳县时诞也。逋三岁，以襁负而抵简治之东。”这里，只从新生人口诞生的角度记载其事，由于是发生在杨四舅的空屋之中，其途中临产的艰辛可想而知。
原籍广东永安县乌石约大陂甲龙树堂里的罗玉钦，于乾隆十九年(1754年)与长子起麟及妻白氏同行。入川时，“路经数月，历经风霜……其咸酸苦难言。路过资州，隔此(龙泉驿区)四日之程，时值(白氏)临产，寸步难行，即在斯地站(暂)扎四十日……此辛苦往川者莫不皆然。”《罗氏族谱》抄本。据调查，罗氏落业简州后，白氏独立支撑该家族创业发达，成为当地极受尊敬的人物。她去世后，墓道两边立有石人石马，显极一时。至今白氏祖婆的墓地仍在今龙泉驿区金龙镇石碾村境内，前些年险遭盗墓。
(后记：在出席仪陇县举行的“中国帅乡客家文化论坛”的征文中，舒毕生撰有《平凡而伟大的客家妇女》一篇短文，文中提到了客家妇女在迁川中的作用问题。鉴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陈世松结合自己关于清代四川移民史个案研究专著，对此作了扩展和补充，现将其中客家妇女部分内容辑出，单独成文，并征得舒毕生同意，共同署名发表，特此说明。)(作者单位：四川客家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