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户人家的妇女，可以无饥寒之忧，但她们的劳作也很辛苦。黄遵宪家及其外祖父家都是官宦人家，这类家庭的主母、主妇，也是一年到头辛劳不停。黄遵宪《送女弟》诗曰：“中原有旧族，迁徙名客人。过江入八闽，辗转来海滨。俭啬唐魏风，盖犹三代民。就中妇女劳，尤见风俗纯。鸡鸣起汲水，日落犹负薪。盛装始脂粉，常饰惟綦巾。汝我张黄家，颇亦家不贫。上溯及太母，劬劳无不亲。客民例操作，女子多苦辛。送汝转念汝，恨不男儿身。”注引《嘉应州志》：“中上人家妇女，纺织缝纫，粗衣薄鮊，以贞淑相尚。
”又：“妇女则井臼耕织，樵采畜牧，灌种纫缝炊爨，无所不为。天下妇女之勤，莫此若也。”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卷一 《送女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6月第1版，第29～31页。
又注引《高祖妣钟太淑人述略》：“年十四，以童养媳来归我朴泉公。既入门，井臼缝纫，操劳如成人。
逮府君设典肆，内事悉以任之。”客家妇女如此辛劳，在家庭经济活动中作用如此巨大，那么，她们在家庭中及社会上的地位是否较其他族群的妇女地位高呢？对于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必须分别分析。
如果把客家妇女的一生分成为人女或为人童养媳、为人妻、为人母(包括当婆婆)三个阶段，可以说她们在家庭中和社会上的地位都有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黄遵宪家中的情况就很有典型性。曾祖母李太夫人在家中具有很高的权威，地位崇高：“太夫人李氏，城内翰林院检讨李公象元之裔孙也。祖官湖南郴州吏目，太夫人生于官署，故名郴姑。年十八来归，辅相词海府君，事无不咨商而行。词海公已殁，乃就养于云南嵩明州。居一二年，不乐，归。府君所遗商业，或居或卖，店伙辈必来禀命，由太夫人断行之。
太夫人治家严，虽所爱，或不顺遂，辄怒责，或呼杖。诸孙妇十六七人，不许插花，不许掠耳鬓，不许以假发拖长髻尾。晨起如厕，必遍历孙妇室外。诸孙妇必于未明时严妆竟，闻太夫人履声，即出垂手立户外问安。或未见，辄问病耶？睡耶？咸惕息不敢违。太夫人年七十时，长子方官云南，四子官福建。每岁十月，太夫人寿辰，必会亲戚，长幼咸集，酣嬉歌呼，作十日饮乃已，太夫人亦顾而乐之。及伯祖卒于官，四伯又殉难，太夫人为之伤心，日惟手一帙，夜则命人说天雨花诸说部，犹惨戚不怡。久而病，八十后卧床不复起行矣。太夫人隆准大耳，面长方如男子相。生子六人，皆状貌鸿伟，人望而惮之。乳长尺余，乳子则负于背，儿颔枕肩上，引乳就其口哺之。人以为贵相。以三子际熙得曾孙，钦旌五代同堂，赏银缎如制。初封宜人，继赠恭人，又赠夫人，一品夫人。遵宪生周岁，引与同寝，甫学语，即教以歌诗。事具《人境庐诗集?拜墓诗》中。”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卷五《拜曾祖母李太夫人墓》〔注1〕引《曾祖母李太夫人述略》。
再如黄遵宪妹妹的婆家张氏是书香人家，其家的老祖母是位理家能手，主管一家的家政，在家族中也颇具权威：“太母持门户，人言胜丈夫。靡密计米盐，辛勤种瓜壶。”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卷一《送女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6月第1版，第31页。
由于此类大母、太母在家族中的解除作用和崇高地位，使黄遵宪感到要谈男女平权的话，客家人是相对比较有条件的，他在一首诗中咏叹道：“世守先姑德象篇，人多列女传中贤。若倡男女同权论，合授周婆制礼权。”诗中自注道：“妇女皆勤俭，世家巨室，亦无不操井臼议酒食亲缝纫者。中人之家，则无役不从，甚至务农业商，持家教子，一切与男子等。盖客人家法，世传如此。五部洲中，最为贤劳矣。”在这组诗的另一首又自注道：“有耶稣教士语余：西人束腰，华人缠足，惟州人无此弊，于世界女人，最完全无憾云。”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卷九《己亥杂诗》，第815页。
但同样在黄遵宪家族中，孙妇辈则是俯首帖耳、战战兢兢地过活，谈不上什么地位的。她们必须天未明就起床，整整齐齐梳洗好，“闻太夫人履声，即出垂手立户外问安”；稍有不中规矩处，如睡得迟了一点之类，就会遭到严厉的呵责。等而下之，那些被卖或被送为童养媳的，处境就更惨了。在一般的客家家族，有些妇女在当到祖母、曾祖母时，由于对家族有特殊的贡献，在家族中也享有崇高地位，受到族人乃至后世子孙的尊崇。这实际上是客家人受到原住当地的少数民族社会思想影响的结果。
总之，客家妇女劳作的范围之广、劳动量之大是举世公认的，至于在家庭中的地位，因年辈和各种具体情况而各不相同，一般来说，其高于相邻族群之处，往往是受到原住居民的少数民族传统的影响，而其悲惨的处境，则大多是宋明理学影响所致。
三、从“网巾兜”到“文公帕”、“苏公笠”，客家妇女生活礼教化的轨迹前述《三阳志》、《三阳图志》残文，还涉及到粤东妇女的服饰和交游，反映宋元时期或更早时代粤东地区的风俗，显得相当开放、无拘束。其中“敞衣青盖”，“敞衣”应是穿得比较暴露，“青盖”则是以青色或其他深色头巾把头部包住或罩住。这样的装束，大概与至今仍可见到的惠东妇女的形象相似。即所谓“封建头，民主肚，节约衣，浪费裤”，头部被头巾包住只露出眼、鼻，故称“封建头”，具体做法是：“在结婚或喜事外出、做客时梳大头髻，是为盛装打扮；平时平装，只在头上盖一块用黑帛仔布做面，里衬一层黑粗布，折成约30厘米长、20厘米宽，似畚斗的‘头篷’，头发则上下褶拢起来，称‘扎贝只’。”陈国强、叶文程、汪峰著《闽台惠东人》，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57～158页。
上衣窄而短，故称“节约衣”；肚脐外露，故称“民主肚”；裤筒和裤头特别宽大，故称“浪费裤”。惠安女的这种独特服饰，今天只分布于崇武城外、山霞乡和小鳥乡、净峰乡三个半乡镇，可分为崇武、山霞类型和小鳥、净峰类型两种。近二十年来大众传媒所表现的头顶缀花黄斗笠，头围缀花头巾，上身着短衣，露出银裤链、彩色裤带及肚脐的惠安女形象，主要是指崇武城外的。实际上，崇武城外现在的服饰是近百年甚至近几十年才改装的，大概是糅合了清末崇武城内妇女短上衣的特点，以花头巾和篾斗笠代替了旧时的黑帛“头篷”或布罩陈国强、叶文程、汪峰著《闽台惠东人》《妇女特别服饰》，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56～164页。。
这样的“敞衣青盖”，和妇女“多游街陌，子父多或另居，男女多混宴集，婚姻或不待媒妁”等不合中原礼法的风俗联系起来看，只是适应当地自然环境和社会发展水平的一种民族服装，显示出原始、朴野的色彩，宋代的士大夫斥之为“教化未洽”，是一种“弊俗”。
类似于“敞衣青盖”的服饰和其他不合礼法的弊俗，在古代潮州的相邻地区所在多有，如广州有所谓“游街背子”宋?朱：《萍洲可谈》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8页。，循州则是“织竹为布，人多蛮獠；妇市，男子坐家”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九十一《循州?风俗形胜》引《寰宇记》，中华书局影印本，1992年，第2922页。；泉州“里巷之民，贫不能聘，或至奔诱，则谓之引伴为妻，习以为风”此为绍兴年间朱熹任同安县主簿时见到的情况，见宋?朱熹：《晦庵集》卷二十，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文渊阁本，1987年。；漳州“则本非妻妾，而公然同室；有所谓“逃叛”者，则不待媒聘，而潜相奔诱”此为绍熙年间朱熹任漳州知州时讲到的情况，见宋?朱熹：《朱子大全》卷一百“劝谕榜”，四部备要本，第1733页。。
此类父、子别居，妇女抛头露脸，婚姻不待媒妁等等“陋俗”，明显带有强烈的南方土著色彩，与中原风习相去甚远。
闽粤两地的此类“弊俗”，即使到了明代中期，仍顽强地保持不变。我们在官修方志和文人文集中仍然一再看到对此类“弊俗”的指摘。如说嘉靖年间的潮州社会仍“父子或至异居，夫妇之间亦有轻相背弃者。”明?戴璟修：嘉靖《广东通志初稿》卷十八《风俗》。又如说闽粤许多地区妇女不缠足，跣足行走：“今世吾闽兴化、泉、漳三郡，以屐当，洗足竟，即跣而着之，不论贵贱男女皆然，盖其地妇女多不缠足也。”明?谢肇著，郭熙途校点：《五杂俎》，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52页。
“潮人喜穿木屐，至妇女皆然。”明?郭子章《潮中杂纪》卷十二《物产志》。
当时的潮、漳地区，妇女的贞操观念也是很淡薄的。蓝鼎元在潮州为官时，描述过清代中前期的潮州妇女形象：妇女入庙烧香，朔望充斥，然皆中年以上者。及岁时应节，踏青步月，观剧赏灯，少艾结群，直排守令之闼，拥挤公堂，沸若鼎溢。遨游寺观，跳叫无忌，不复知人间有男女之别矣。
海滨之妇，或捕鱼虾、拾蛤蜊以资生计。山城闺阁，日陟冈峦，樵苏为业，蓬头赤脚，多力善耕，虽昧逾阃之戒，然土瘠民劳，亦其势然也。清?蓝鼎元撰，郑焕隆选编、校注：《蓝鼎元论潮文集》，海天出版社，1993年，第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