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打无准备之仗
◇答记者问：五大原则
◇从容回答各种问题
◇说“不”的艺术一、不打无准备之仗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公众越来越多地要求领导干部行为公开化、透明化。接受媒体采访，既是领导干部宣传发动群众的重要方法，也是领导干部满足公众知情权、监督权的重要渠道，同时，也是领导干部展示个人良好形象的重要途径。接受采访前领导干部的准备工作做得是否到位直接关系到采访活动的成功与否。“不打无准备之战”是毛泽东在战争时期的经典名言。虽然领导干部接受采访和打仗不同，但事先做好准备还是很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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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高级领导干部频繁接受采访应对世界关注
今天的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已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富强的中国正日益吸引世界眼光。而面对媒体的中国高级领导干部，则是党和国家形象的一个窗口。
从2007年１０月１５日十七大开幕到１９日，大会安排了３０多场代表团开放活动，在梅地亚中心先后安排了4场记者招待会、100多场采访活动。1130多名境外记者活跃于十七大会场内外，捕捉闪光的中国新闻。党政高级领导干部频频现身，面对面接受采访，主动对接世界眼光。引人注意的是，到19日，有超过50位省部级领导干部陆续走进梅地亚中心，通过记者招待会或者集体采访的形式，面对面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这一数字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届党代会。
一国政党的会议，能吸引世界媒体如此大规模的关注，在世界政党史上并不多见。而被各国媒体聚焦的中共十七大，被舆论称之为“透明的大会”、“开放的大会”。
第一，要检查自己的着装是否得体。接受媒体采访，领导干部代表着政府形象。衣着款式、颜色要尽可能协调、符合自己的身份。鞋子、领带要简约大方，首饰和其他配饰也应当遵循越少越好的原则。
第二，了解记者的来路和采访目的。首先应该知道记者是哪家媒体的，采访什么，目的是什么，以什么方式和什么时间发稿?只有弄清了这些基本情况，才能决定是否接受采访和有针对性地进行准备。当然应尽量选择客观公正和有代表性的媒体。严肃的事情应选择严肃的媒体，如辟谣、澄清事实、道歉等应选择严肃的媒体，否则可能会出现相反的效果。
第三，查阅热点、焦点相关资料、背景情况及信息来源。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对不同的媒体要“喂给”它们马上就能“吃”的“素材”，领导干部就需要提前了解媒体的一举一动，知道记者在采访过程中想要得到什么新闻。那么，领导干部通过哪些方式来做好接受采访前的资料和信息准备工作呢？一是列席重要的会议、见证重大决策的早期讨论和产生过程，信息来源于高层领导者；二是每日追踪媒体的报道，了解舆论的热点和焦点问题；三是到事发现场进行调查获取信息。
第四，事先预测记者可能问到的问题，准备好口径。一般来说，记者的兴趣和注意力主要放在临近采访前发生的事情上。因此，这些问题在准备时应给予充分细致的考虑。领导干部接受媒体采访或参加记者会前，需要知道记者可能提出的问题。这时领导的下属就可以像一名记者似的，向领导干部展开一次“预采访”，使得他对每个细节都烂熟于胸。必要时，还要加强与上级领导的沟通。接受采访前一般也可以要求记者提供问题单。然后根据问题单进行相关准备。但有时记者会不完全按问题单或者完全撇开问题单进行提问，提出一些你事先没有准备的问题。如果你不回答，往往双方都会难堪，所以对有关其他问题、敏感问题也要相应进行一些准备。
第五，就有关采访和发稿等问题进行了解和约定。比如，是否允许记者在报道中直接引用你的语言和名字？如果“不同意发表”，即有关采访内容只能作为参考背景，记者在报道中不能引用你的话，更不能提你的名字。再者，是否全文登载，是否同意剪辑，如果不能全文登载，谁负责删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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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接受电视台采访
（1）事先做好充分准备，尽量先彩排几遍。
（2）服装应该力求简约大方。
（3）说话干脆利落、简洁明了、通俗易懂。
（4）尽量放慢语速，语调要有变化。
（5）神情轻松自然，态度开朗坦率。
（6）不要到处乱看监视器、摄影师或者其他制作人员。
（7）不要有不耐烦或不屑情绪。
二、答记者问：五大原则
领导干部接受记者采访，除了事先准备，还得了解记者提问的特点，回答提问还要把握一定的原则。
记者的提问往往有如下特点：其一，涉猎问题的广泛性。谈话一般有个“话题”，但记者的提问则很容易漫无边际。从轰动全球的国际事件，到使你面红耳赤的生活隐私，没有一样不是记者所关心的。其二，发问的突然性和要求回答的及时性。首先，记者居于主动进攻的位置，在更多的情况下，你是要随着记者的意图走的，一问一答的形式，使你不可能有一个系统而严格的思维程度。其次，记者的提问往往是很突然的，带有明显的跳跃性。一个问题和另一个问题完全可能是毫无关系的，这使你摸不清记者在想什么。再次，对于对方的问题，要求你必须迅速地作出反应，对此你根本无法充耳不闻。可以说，迅速准确恰到好处的回答，是“征服”记者的关键。其三，可能带来心理上的压力感。多数人在记者面前都会感到局促不安，记者的态度、表情、语气，再加之某些场合下摄影器材在你面前近于“无理”的晃动，集合起来对被提问者的心理构成一种强大的压力。因而，对于一位初次接受采访或者经历不多的领导干部来说，在这种场景中惊慌失措，语无伦次，或举止失当等都是不足为怪的，被提问者应当设法从主观上减轻或解除这种压力的作用。
领导干部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应力求把握以下原则：
第一，客观性原则。领导干部必须清楚，如果他对记者撒谎，就会连累记者，导致记者向公众撒谎的恶劣后果。领导干部不讲真话，就会失去民心，媒体不说真话，就会失去存在的合理性。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领导干部可以采取一定的策略，增强回答的客观性。一是利用可靠信息来源和引语，增强权威感、增强客观性。在回答中交待信息来源和大量使用引语的风格，会使新闻报道显得更加客观。比如，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的大量使用是西方通讯社运用最多的新闻修辞手段。二是运用相关数据，增强准确性。要知道，“新闻话语的修辞还通过确切数字所隐含的精确性来强烈地暗示其真实性。”而且，真正重要的并非数字的精确性。“而是通过数字表现出来的事实。”三是通过争论中的多方观点呈现，增强公正性。因为主观臆断和发表自己的看法历来被视为报道的最大禁忌。
第二，政治性原则。领导干部在接受媒体采访、回答记者提问时，一般代表政府的声音。因此，遵守政治纪律、把握政治底线、严守政治秘密，就成了领导干部接受记者采访的一大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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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其琛的简短发言
1982年初，中苏关系开始酝酿某种变化。那年的3月24日，勃列日涅夫来到乌兹别克共和国首府塔什干发表长篇讲话，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强调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并表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建议双方磋商，采取一些两国都可以接受的措施改善关系。邓小平同志马上注意到勃列日涅夫塔什干讲话所传递的信息。当时，中美之间有关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的会谈取得了进展，“8·17”公报——中美之间三个公报中的第三个公报——即将签署。中美两国关系的新框架可以说基本确立。看来，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国的争夺日趋紧张，苏联已感到力不从心，不得不实行战略调整，而缓解对华关系正是其中的一个重大步骤。这在客观上为中国调整对苏联政策提供了机会。很快，邓小平同志就打电话到外交部，指示立即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做出反应。那时，外交部还没有正式的新闻发布会制度。当时钱其琛就任新闻司司长，正在考虑设立新闻发言人，此事便成了外交部建立发言人制度的契机。3月26日，七八十位中外记者受邀来到外交部主楼门厅内，站在钱其琛周围，听他发布了一则简短声明：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声明念完后，没有提问就结束了。出席发布会的苏联记者当场竖起大拇指。这个特殊的新闻发布会后来引起了在京的中外记者的关注。虽然这次发布会在形式上没有现在的发布会正规，但是从政治和外交角度来说，它紧跟了中央领导的决策，顺应了最新政策的走向，是非常正确的创举。
此外，领导干部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他和上司以及记者的关系的性质会完全显露出来。所以，在回答记者提问之前，领导干部必须要知道他的角色允许他说什么。政治性原则的另外一层涵义在于：要统一口径，与领导和上级保持绝对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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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冲突的赦免信息
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丑闻而辞职后，福特成了总统椭圆形办公室的主人，他向全国声明：“我们全国性的漫长噩梦已经结束。”前众议院议长和长期担任国会议员的福特决心要恢复总统的信誉，并发誓在他担任总统时的所有活动中要襟怀坦白，办事公正。福特的新闻秘书特霍斯特说：“尽管尼克松和福特二人关系密切，福特大概不会赦免对尼克松的刑事起诉。”但福特在他上任一个月后就签字赦免了尼克松。这一决定显然与特霍斯特早前发布的福特不会赦免对尼克松的刑事起诉的信息相冲突。特霍斯特立刻宣布辞职。在离开白宫的时候，他对同伴说：“我打算清理一下文件，从此销声匿迹。一个小时前我把辞职信交给了总统，他接受了。”
第三，主导性原则。媒体和评论不能决定受众怎样想，但在让受众想什么上却可能十分成功。受到某种议程影响的受众会按照该媒体对这些问题的重视程度调整自己对问题重要性的看法。领导干部可以有意识地利用这一功能，主导整个采访的进程和内容，引导媒体和记者将关注的焦点投向自己预设的话题。
主导性的原则还包括领导干部要善于驾驭复杂的采访场面。比如，在非正式走廊上的采访中，如果你被一群记者包围——向你递话筒，提很多问题。如果你准备充分，希望在电视上露面，你只要把话题确定在核心问题上就行了，当然你也可以保持沉默。你可以挑选一个能答的问题来回答，以此控制场面。眼睛看着提问的记者，不要管周围的摄像机和录音设备，只需对着提问的记者说话。声音要比提问记者低1个分贝，说话时要面带微笑，安静从容。
第四，技巧性原则。有人认为，现在提倡公开透明，只要说真话、实话实说就行，不需要什么技巧。这种说法太偏颇，有时候说实话也是需要技巧的。因为有些提的问题是没有实话可说的，或很难说清楚的，只是想“刁难”一下你或考一考你的智慧。在这种情况下，对于领导干部来说，一是将你认为最重要的、最想表达的信息先说出来或突出出来，然后再说次要的，这样能让记者准确地理解你的意思，否则，如果你的核心内容不突出，让记者不明重点，可能就会出现误报或不准确的报道。二是在敏感时期，表态要十分谨慎。比如，一些行为或政策在受到公众广泛质疑或批评时，你在接受其他问题的采访时表态也要慎重，以避免引起误会。三是说话要留有余地。面对有关批评和指责，出面表态时说话不能太绝对，要给自己留一些余地。四是学会幽默与诙谐。幽默是一种润滑剂，能活跃和改善气氛，消除记者对立情绪。面对媒体，幽默是最好的外衣。越是尖锐的问题，越是要用幽默感把它化解掉。但需要注意：幽默虽然作用很大，但不能强求，幽默不能太多，在危机期间面对媒体和公众不能幽默。五是注意言多必失。采访回答应简洁明了，根据提纲或口径回答完问题就要打住。不要没完没了地解释、发挥。对新话题，由于事先没有准备，容易出错，并且易引出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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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妙对
一次，周恩来接见美国记者，对方问：“总理阁下，你们中国为什么把人走的路叫马路呢？”他听后说：“我们走的是马列克思主义之路，简称叫马路。”对方又问：“总理阁下，在美国，人们都是抬头走路，而你们中国人为什么都低头走路呢？”周恩来微笑着说：“这个问题很简单嘛，你们美国人走的是下坡路，当然要仰着头走路，而我们中国人走的是上坡路，当然要低头走路。”
第五，友好性原则。领导干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要尽可能地理解媒体、善待记者，要和记者交朋友，不要得罪记者。领导干部一定要克服轻视记者、蔑视媒体、回避采访、盲目应对等错误做法，要坦诚、自然、客观地面对记者。不要给记者上课，因为记者不是你的学生；不要给记者作报告，因为记者不是你的部下；不要敌视记者，因为记者不是你的敌人；要以平等的态度面对记者，因为记者是你的合作者。要及时回应记者的来电来访，尽力提供记者所需要的背景资料，利用事实来抓住记者的注意力，以事实为基础答复记者。要尽量不使用“无可奉告”之类的语言，不当众拒绝某位记者的提问，不公开表达自己的偏见。不要企图控制记者，而是要控制自己的言行。而且，要为媒体采访报道提供必要的方便和条件，对那些妨碍阻挠正当采访，甚至扣压证件设备、限制人身自由的行为，要协调有关部门依法依规予以严肃处理。
此外，如果遇到随机采访，领导干部一定要注意以下两点：其一，是否回答问题，取决于你有无话要说。但一般情况下，最好还是回答提问，因为记者有疑问，从领导干部的职责角度来看，释疑解惑是你的义务。其二，回答不能太随意。由于不是在正规的信息发布场合，领导干部有时会放松警惕，回答问题比较随意，甚至大谈些所谓个人的看法，这时非常容易出错。
三、从容回答各种问题
记者的问题千变万化，使人难以应付。领导干部在面对记者提出的尖锐问题、生疏问题、机密问题和“刁钻”问题时，一定要沉着应对、从容回答。要在处变不惊中做到思维缜密，洞察深彻，表达到位，牢牢把握与媒体和记者打交道的主动权。
第一，回答尖锐问题。记者的尖锐提问往往易使领导干部难堪，甚至下不了台。在这种情况下，领导干部应尽量保持“大将风度”，而不是“小肚鸡肠”。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将最有价值、公众最需要的信息传递出来，对记者一些捕风捉影甚至含沙射影的提问，与其遮遮掩掩、吞吞吐吐，致使欲盖弥彰、越描越黑，倒不如勇敢面对，坦诚相见。如果有个别记者侮辱人格、国格和损害民族尊严，无理纠缠和刁难，也不妨给予义正词严的迎头痛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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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震惊世界的“宣言”
1965年9月29日，国庆十六周年前夕，陈毅外长于下午三点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龚澎同志主持。这一举动打破新中国官方不举行此类活动的先例，引起中外媒体的极大兴趣。有香港记者提出有关美国在侵越战争中利用香港作为据点的问题。陈毅针对当时赫鲁晓夫所谓中国自己不解放香港和澳门，而让亚洲人非洲人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让他们为中国火中取栗的反动宣传义正词严地宣告，“这是恶意的挑拨。赫鲁晓夫想指挥中国的政策。我们回答说，中国的政策要由中国决定，不能由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决定。”接着，陈毅同志顺水推舟、慷慨激昂地发布出一则震惊世界的宣言：“如果美帝国主义决心要把侵略战争强加于我们，那就欢迎他们早点来，欢迎他们明天就来。让印度反动派、美帝国主义者、日本军国主义者也跟他们一起来吧……我们等候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十六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或许我没有这种幸运能看到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我的儿子会看到，他们也会坚决打下去。请记者不要以为我是个好战分子，是美帝国主义穷凶极恶，欺人太甚。它欺负中国人、朝鲜人、越南人、高棉人、老挝人、印度尼西亚人、刚果人、多米尼加人，连它的盟友法国也受它的欺侮。受它欺侮的人起来反对它，变为中国的朋友，这是美国造成的。”话音刚落，全场报以雷鸣般的掌声。一些外国记者急忙走出会场，抢先向全世界播发陈毅外长气势磅礴的宣告。对于陈毅的宣告，香港《成报》评论道：“陈毅在强调，甚至美国联同苏联、英国、印度向中国大陆夹攻，中共亦不畏惧。这种谈话，可谓前所未有。陈毅的谈话，不会挑起战争，他只不过说明中共有胆量面对多面的敌人而已。”
第二，回答生疏问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领导干部如果遇到了自己不太清楚或者事先缺乏准备的生疏问题时，要分清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转移”办法。比如，问题超过自己的权限和职责，就想办法转给他人；问题超出自己能提供的信息，就想办法转到下次；实在不好回答，可以找出有机联系，将记者的视线转向己方议程，或者将回答的重点转向重要议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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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生平最愚蠢的一件事”
基辛格博士这样的外交大家，曾在享有世界第一女记者之称、以尖锐提问著称的奥丽娅娜·法拉奇面前失手。法拉奇素有“男人的心胸，女人的感觉，记者的敏锐，作家的才华”的美誉，她成功地采访基辛格、甘地、阿拉法特、邓小平等。法拉奇采访基辛格时，曾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基辛格博士，人们说您对尼克松根本不在乎，说您关心的只是您干的这一行，同任何一位总统都可以合作，您是如何成功的？”基辛格一不小心露出了“庐山真面目”，他说：“我事业成功的诀窍在于我从来都是单独行动。”尼克松为他突出个人非常恼火。后来，基辛格声称接见法拉奇是他“生平最愚蠢的一件事。”
第三，回答机密问题。领导干部对于机密问题的回答，基本的办法是不回答或者不正面回答。一是可以强调某类问题的一贯原则，以代替对具体细节的透漏。当然，也不能机械刻板地“背诵”，令记者失望。二是可以采用模糊的语言回答，使这个场面出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氛围。三是可以在回答提问时点到为止、引而不发、暗示结论。四是可以提供幽默素材，委婉拒绝记者，同时打破尴尬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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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肇星的机智回答
曾经一位西方记者曾问李肇星邓小平同志的健康状况问题,李回答说:“他健康状况良好。”另一位记者紧追不舍：“邓小平先生是在医院里还是在家里拥有良好的健康状况?”李回答：“我不知道是你有这种嗜好还是贵国有这个习惯,在身体好的时候住在医院里,身体不好的时候反而待在家里。”
第四，回答“刁钻”问题。作为一名优秀的领导干部，遇到记者提出的“刁钻”问题时，要始终保持有礼有节、有理有据的谦谦君子风度。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模拟对方话语讽刺对方谬论；可以有根据地反问对方，促使对方反省；可以通过自信的展示压倒对方的气势；可以运用“语言太极”把对方的结论化为自己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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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来“沾老子的光”
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的薄熙来任大连市市长时，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名香港记者毫不客气地问他：“薄先生，你的父亲是中共高官，你做市长是不是并非主要因为政绩，而是沾老子的光？”老实说，这是一个相当尖锐而且有点不太礼貌的问题，一般人听了肯定会怒形于色。但面对责难，薄熙来微笑作答：“我欣赏这位记者先生的直率，也许他提出的问题不只是他一个人想问的。我不否认沾老子的光，而且还乐意告诉诸位，我曾沾的光使我终身受益！当我还是个正在认识社会和人生的中学生时，因为家庭的牵连，我被关进监狱。五年的监狱生活，使我经受了磨难，锻炼了意志，学会了思考，懂得了公正、民主、法制对一个社会是多么重要，温饱、自由和尊严对一个人是多么重要。命运在这五年里给予我的馈赠，并非是人人都能得到的。如果没有一个倒过霉的老子，我也得不到这份礼物，这不是沾了光？至于个人政绩，我不便评价，这是我的市民的事，但有个事实我想在这里提醒一下：我是由大连人民推举的代表选出的市长，而大连人民是不会视他们的权利为儿戏的。”薄熙来的这样妙解“沾老子的光”，不仅彬彬有礼，而且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四、说“不”的艺术
在采访过程中，不论情况多么复杂，从被采访的领导干部角度来看，不外乎三种情况：一是可以（或必须）正面坦率回答的；二是需要暗示或隐晦地回答的；三是要不置可否或需要委婉回避的，这就涉及说“不”的艺术。
有些人认为现在讲政务公开，政务透明，领导干部没有什么可回避的，实话实说就行。当然也就没有必要谈什么说“不”的技巧了。其实这是误解。政务公开，并不是国家任何机密都没有了，领导干部任何时候都需要有问必答，言无不尽；提倡回答问题时要加大信息量，也不是对什么问题都要知无不言。
当然，说“不”不是让领导干部动辄对媒体来一句“无可奉告”，然后沉默是金。实际上，巧妙地回避问题，不但不会引起记者反感，有时还会赢得记者的欣赏和尊重。作为领导干部，回答采访时，哪些话可以说，哪些话不可以说，说到什么程度，都需要有一定尺度和分寸，该说“不”的时候不仅要说“不”，而且还要说好这个“不”。这是领导干部与媒体打好交道的基本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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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技重言”的麦克莱伦
布什总统的第二任新闻发言人麦克莱伦可以绝对称得上说“不”的高手。在他就任后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是记者关注的焦点，记者问了许多有关问题，但麦克莱伦的回答只有一句：“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过了”。据报道，有人数了一下，他竟然把这句话说了9次。
当然，做到熟练地说“不”，需要一个积累经验和“修炼”的过程。说“不”时要根据问题的方式和内容的不同而相应改变，不能千篇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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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的说“不”的“外交辞令”
（1）这个情况我不太清楚，为了给你一个负责任的答复我愿在了解清楚情况后再回答你。
（2）这个问题我只能说这些。
（3）我没有新的东西要说的。
（4）这不是我们要回答的问题，请你向有关方面询问。
（5）请问你能告诉我消息的来源吗？
（6）这个问题不属于我回答的范围，但我了解后会正式向你作出回答。
（7）这个问题实际上刚才我已答过了。
（8）对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研究。
（9）我也是刚从报纸上得知此事，还需核实。
（10）我还没有被授权公布有关方面的消息。
有些记者问一些敏感问题或不便回答，有的记者甚至在问题中设圈套，领导干部要用合适的方式巧妙地说“不”，恰当地予以回避。说“不”的方式可有以下几种：
第一，用套话说“不”。用这种方式回答记者提问，表面上看似乎回答了记者的问题，但实际上，说的都是空话，没有任何实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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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纪律的要求
一位市委书记在回答记者有关一位县委书记当选时他“投的是赞成票，还是反对票”的问题时就很艺术：“对不起，这是组织保密的要求，我不能违反组织纪律。”这样的回答，既断然拒绝、滴水不漏，同时又和盘托出理由，让人信服。
第二，幽默地说“不”。用开玩笑的方式回避记者的敏感问题。既没有提供信息，又不让记者难堪。
第三，进攻性地说“不”。这种回避方式，不是一味消极应付，而是在回避对方问题的同时主动出击。具体做法是对对方提出的问题不予理彩，或语焉不详，而重点在表达自己对有关问题的立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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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玉玺妙答
1999年美国对南斯拉夫军事行动前后，西方媒体和政府都指责南斯拉夫联邦部队卷入了对科索沃平民的屠杀，记者经常问中方对此问题的看法，中方的回答一直是：科索沃问题是南斯拉夫的内政，应由南人民自己解决。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有一记者突然向发言人孙玉玺发难：那么中方是否认为，南斯拉夫政府对平民的屠杀是其主权范围内的事？孙玉玺答：你说的这一情况现在还有待核实。但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是，南斯拉夫大批平民在北约的空袭中伤亡，大批难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第四，归谬法说“不”。所谓归谬法就是顺着记者问题中的逻辑把其观点无限放大，以显示出其荒谬性，从而对其观点予以根本否定。记者问题中本来不明显的逻辑错误，通过归谬法就会使其错误被放大到让人人都感到荒谬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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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都是中国人”
朱镕基总理于2000年10月14日与日本市民举行电视讨论会，与日本市民进行直接的公开对话。有人问：“为什么中国只允许每个家庭要一个孩子?”朱总理回答：“如果十二亿五千万人口的国家无限制地生下去的话，那全球就都是中国人了!”朱总理在这里运用的就是归谬法。让对方明白十二亿五千万人口的中国如果无限制地生下去的后果，使对方自己都能意识到自己的想法是荒谬的。
第五，对假设性问题说“不”。对记者提出的假设性问题，领导干部一般需要回避。碰到这种问题，可直接回答：“我不回答假设性问题”、“现在还不存在这一如果的问题”、“这是一个假设性问题”等等，否则，很容易绕进去，掉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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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两天了”
2000年3月15日下午，九届人大三次会议闭幕后，朱镕基出席记者会，台湾《联合报》记者问：“中国大陆最近强调，台湾的问题不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在台湾，新的总统在三天之后选出，如果这个新任的总统在他未来的一任或者二任的任期，也就是四年到八年的任期里面拒绝就中国统一的问题进行两岸的谈判，他选择维持现状，这样是否会导致两岸出现战争的结果?在统一的问题上，是否会制定一个时间表?还有三天就是选举，在这三天之内，中国大陆是否会采取一些军事演习，例如导弹试射的行动，例如1996年的那次行动，以发挥它的影响力?”朱镕基答：“关于台湾问题，我认为我刚才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没有必要再回答假设的问题。至于是不是会举行军事演习，请你等着瞧，不要着急，只有两天了。”朱总理的这个回答颇似太极推手，只轻轻一拨，就把这个带有故意挑衅性的问题给化解掉了。
延伸阅读
法拉奇采访邓小平被伟人睿智折服
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作为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呼之欲出。
当国内外舆论对中国政治路线的调整有诸多猜测之时，意大利著名记者法拉奇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中国和邓小平身上。
法拉奇和邓小平进行了两次深入广泛的交流。法拉奇尖锐辛辣，锋芒毕露；邓小平坦诚应对，睿智隽永。双方的“过招”充满急锋应对的率真和畅快。
邓小平的立场毫无疑问代表党和国家，但他的思维方式和使用的语言却属于他自己，因而极富情感和人性化。法拉奇生动的采访内容，把邓小平推向世界潮头，犹如中国共产党向世界发出的新时代宣言。
（一）满川风雨看潮头
1980年，中国改革开放蓄势待发。虽然当时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还是华国锋，但法拉奇拔云识雾，已敏锐地辨识到中国政坛的核心所在。她两次申请来中国采访邓小平，遗憾的是均遭到拒绝，成为她心中未竟的夙愿。
是时，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尼要来中国访问。法拉奇偶然得知这个消息后，不禁为之一振:法拉奇的父亲跟佩尔蒂尼是老朋友，法拉奇与其私交也甚好，于是她登门求助佩尔蒂尼，请他向邓小平引荐自己，理由是为佩尔蒂尼访华“做舆论准备”。
佩尔蒂尼盛情难却，也因为法拉奇久负盛名，他径直把电话打到中国大使馆，并为法拉奇“担保”：她是个很严肃的时政记者，对中国非常友好，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很感兴趣。他着重指出，中方如果能同意法拉奇“独家”采访邓小平，那必将是一件很有益的事。
外交部的报告送到邓小平手里，很快得到批复。
邓小平并不很清楚法拉奇的情况，也不知道她要提出的具体问题。他只收到一个粗线条的采访提纲，主题是：谈谈中国的改革开放。
法拉奇萌发采访的想法后，开始大量收集有关中国的历史资料，研究中国国情。她对中国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历史稔熟在心，对邓小平的历史背景，以及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了如指掌。当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发出邀请函时，法拉奇喜出望外，拿到签证后即刻启程。
1980年8月18日，法拉奇抵京，下榻在民族饭店二楼的一个小房间里。
8月的北京，正值炎热的盛夏。民族饭店那时尚未改建，二楼东边的房间内都没有空调，只配有一台立式电扇。法拉奇专门挑选了一个没有空调的东向房间，因为一般的外国人都不会住到这边来，有利于对自己的行踪保密。
两位风云人物的历史性聚会。
三天后的上午，人民大会堂。法拉奇和邓小平首次会面。
作为经验丰富的资深记者，法拉奇落座伊始，就把录音机放在茶几上，然后亲切地问邓小平：“明天是您的生日，我首先祝贺您生日快乐！”
邓小平略感惊奇：“我的生日？明天是我的生日吗？”
“是的，邓先生。我是从您的传记里得知的。”
邓小平幽默地笑了：“好吧，如果您这样说，那就算是。我从来不知道我的生日是哪一天。而且，如果明天是我的生日，您也不应该祝贺我，那就意味着我已经76岁了。76岁的人已是江河日下了！”
“邓先生，我父亲也76岁了。但是，如果我对他说76岁的人已是江河日下，他会扇我几记耳光的。”
“他干得好！不过您不会这样对您父亲说的，对吗？”
采访就这样在轻松的氛围中开始了。
邓小平会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二）毛主席像还要挂多久
法拉奇的提问，首先围绕对毛主席的评价展开。
“过去你们到处都是毛泽东画像，这次我来，只看到了3张毛泽东的画像……”
邓小平为深圳特区题词,拉开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帷幕。随着中国拨乱反正的深入，“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先后被纠正，极端的个人崇拜也灰飞烟灭。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对一个领袖的评价与国家的前途命运连在一起。
还有一个非常复杂的背景，就是1980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文件：要求将毛主席画像逐步减少，拆除一些毛主席像和语录牌。
法拉奇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变化。她补充问道：“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呢？”
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举重若轻，从容应对：“毛主席像要永远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对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法拉奇抓住这个话题纵深挖掘，把话题指向毛泽东本人：“对西方人来说，我们有很多问题不理解。中国人民在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说的是‘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
邓小平对此作了辩证的分析：“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在60年代以前或50年代后期以前，他的许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很不幸，他在一生的后期，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
围绕对毛主席的评价和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主题，法拉奇穷追不舍：“你们在审判‘四人帮’的时候，以及你们开下一届党代会时，在何种程度上会牵涉到毛主席？”邓小平说：“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做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
谈到这里，邓小平的面孔严峻起来，他对法拉奇强调性地说了两次：“请你把这句话一定要记下来！”
围绕减少毛主席像以及拆除毛主席纪念堂的问题，邓小平还告诉法拉奇，尽管修建毛主席纪念堂违反了毛主席自己的意愿，但当时做这件事，是从求得稳定来考虑的。“50年代，毛主席提议身后都火化，只留骨灰，不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毛主席是第一个签名的。我们都签了名。中央的高级干部、全国的高级干部差不多都签了名，现在签名册还在。”“建是不妥当的，如果改变，人们就要议论纷纷。现在世界上都在猜测我们要毁掉纪念堂，我们没有这个想法。”
法拉奇又提出了发展“小资本主义”的问题。邓小平答道：“我们的建设方针还是毛主席过去制定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不管怎样开放，不管外资进来多少，它占的份额还是很小的，影响不了我们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吸收外国资金、外国技术，甚至包括外国在中国建厂，可以作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补充。”
一个个对中国前途和命运十分重大的问题，在法拉奇和邓小平的轻松话语中清晰地勾画而出。邓小平平时会见外宾时，对时间掌握得很准，基本上谈到吃饭前就结束了，但这次却超过了预定时间，仍意犹未尽。
12时10分许，邓小平提议：“到吃饭时间了，肚子要闹革命了。看来你的问题还没问完，我们找时间再谈一次吧！”
这正是法拉奇求之不得的事，她从沙发上站起来，激动地连连点头：“好啊，好啊！”
（三）把我比作赫鲁晓夫是愚蠢的
两天后的8月23日上午,法拉奇再次采访邓小平，话题仍像上一次那么尖锐。
在谈话过程中，法拉奇的问题时常超出想象和预料，比如：“你说在后一段时期毛主席身体不好，但刘少奇被捕入狱以及死在狱中时，毛主席的身体并不坏。当然还有其他的错误，大跃进难道不是错误？照搬苏联的模式难道不是错误？对过去这段错误要追溯到何时?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到底想干什么呢？”
“你是否能肯定，今后事情的发展更为顺利？你们是否能够达到你们的目的？因为我听说，所谓‘毛主义分子’，就是说文化大革命的支持者仍然存在。”
在法拉奇印象中，斯大林一无是处，而赫鲁晓夫则相反。或许是为了拉近和邓小平的距离，法拉奇提出了一个令整个大厅空气骤紧的问题：“我有一句话，希望您听了不要生气，这不是我说的，西方有人说您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邓小平听到了，这大概是他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但他爽朗地大笑起来，然后平静地说：“在西方，他们称我什么都可以，但赫鲁晓夫我很熟，我个人同他打了10年交道，我是了解这个人的，把我比作赫鲁晓夫是愚蠢的。”
接着，邓小平概括了赫鲁晓夫对中国做的种种坏事，他宽容地说：“看样子，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是达不成协议了。这样吧，你保留你的观点，我保留我的。”
于是，法拉奇把话题转移到邓小平“两次遭贬”以及受到迫害的历史上来：“邓先生，我确实感到困惑，因为一方面您谴责他(指毛主席)，另一方面您又维护他。而且，在他的批准下，您曾经两次被贬下台。”
邓小平纠正说：“不是两次，是三次，也不是毛主席批准的。我这个人经历了三上三下。”他叙说其详：第一次是被王明的左倾路线整下去的；第二次是“文革”初期，林彪和“四人帮”痛恨他；第三次是“四人帮”篡权时又把他打下去。邓小平自嘲性地解释说：“为什么我会三上三下？就是因为我喜欢说点实话。”
“您说话心口如一，任何时候都是这样。一个人经历三上三下而活下来，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很多领导人可能只有一上一下，二上二下，拿破仑也只下了一次。当然您不可能同拿破仑比，也不好比。您经历三上三下而复生，有什么秘密呢？”
邓小平的回答透着直率和诙谐：“没什么秘密。就是有时候他们觉得我还有点用……外国朋友也常问我，怎么能经受这么多的坎坷。我想因为我比较乐观，但这还不全面，全面的回答是，因为在我内心深处，我对毛主席寄予希望，我知道他了解我。”
法拉奇接着说：“但是毛主席并不喜欢您。他说，您耳朵不好，却总挑离他最远的位置坐。也不问他的意见，自行其事。”
邓小平答：“他是说过这些话。不过毛主席也不是针对我一个人说的。他经常说别人不征求他的意见，不听从他的意见。这是因为他有家长作风，听不得不同意见。他后来确实滋长了不健康的、封建主义的作风。如果你不了解这些，你就不会理解为什么会有‘文化革命’。”
天才总是化繁为简，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邓小平的回答举重若轻，删繁就简，很少用行话、套话等远离听众的复杂语言。在表达意见，传递信息的同时，也传递给对方“兴趣”。当法拉奇对邓小平当年在江西的生活表现出好奇，并提问：“您在江西都做些什么？”他回答说：“每天劳动两个小时。”
法拉奇已没有了往日的迷茫，目光透出清冽和坚毅。
法拉奇又问：“当时您是否非常气愤，希望报仇？”
邓小平说：“我这个人从来不大喜欢气愤。因为这是政治问题，没有气愤的必要，气愤也不解决问题。”
而对于给自己的评价，邓小平则显得异常谦虚：“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的一生问心无愧。”
……
4个小时的谈话结束了，邓小平高兴地起身与法拉奇握手告别，法拉奇说出了一句极少对采访对象说的话：“您的讲话精彩极了！”
邓小平在回家的路上，也对工作人员说，“这个记者很有意思，提出来的都是些关键性的问题。”
在3天之内，邓小平先后接受了同一记者的两次采访，这是从来没有先例的。他们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将被收入到后来的《邓小平文选》中。在此后的20多年里，他们的问答内容一直影响着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它还被收入到各种类别的新闻教科书中，被中国新闻学子们奉之为经典。
（四）中国影响的几何倍数放大
回到民族饭店的法拉奇兴奋不已。她对服务人员说：“邓小平简直就像我的父亲，我问什么问题他都能容忍。他还如此幽默，使我感到非常亲切！”
由于法拉奇要向西方报纸供稿，所以这次采访她没有使用母语意大利语，而是使用英语。为此，外交部派我国著名翻译家，曾任外交部翻译室主任的施燕华(著名外交家吴建民的夫人)为她做翻译，并请施燕华去北京民族饭店协助整理录音和记录稿。因为双方有“君子协议”：稿件须经中方审阅，但中方保证全文发表。
……
法拉奇尖锐辛辣，锋芒毕露；邓小平坦诚应对，睿智隽永。5227字的邓小平访谈录第一部分，首先发表在1980年8月31日《华盛顿邮报》社论专栏版上。按美国报业的规矩，由于人物访谈只呈现了单方的声音，不能算作“新闻”，而是“评论”的一种形式，只能发表在评论类专版上。
第二天，邓小平访谈的第二部分4991字，与另一篇关于中国金融政策改革的新闻报道组合成专题，发表在《华盛顿邮报》头版。
《邓小平说要清除毛的封建主义错误》的文章题目引起了巨大反响，世界各大报纸纷纷全文转载，有的转载题目改成《世界第一次对这个矮个领导人和他的事业有了全面认识》。有报社评论称“这是邓小平历史性的、出色的答记者问”。“邓小平第一次宣布，在明年的党代会上，将不会像批判斯大林那样，全面批判毛泽东。但是将总结‘大跃进’以后的总路线。今后的中国将与毛路线诀别，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国际舆论都给予邓小平以极高的评价，中国架起了与世界沟通的新桥。
法拉奇在采访记的前言中说：“我问的所有的问题，包括最尖刻、最无礼的问题，邓都微笑着坦率地予以回答。”她在接受美国电视台采访时非常得意地说，对邓小平的采访是她“一次独一无二、不会再有的经历，在我的‘历史采访者’中，我很少发现如此智慧、如此坦率和如此文雅的，邓小平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后来，她又说：“我所采访的世界领导人中，没有一个人能像邓这样坦率、深入地谈论历史问题。”
这次谈话在国内也产生了巨大反响。不久，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因这次采访，对法拉奇有了深刻印象。当他后来在人民大会堂再次接见佩尔蒂尼总统时，真挚地对他说：“你们意大利有一位很伟大的女性，一个很伟大的法拉奇!”法拉奇的采访使中国的影响得到了几何级数的放大。
这篇“杰作”实际上是邓小平同法拉奇共同谋篇挥就的。没有邓小平的非凡智慧和宽广胸怀，法拉奇的独角戏成就不了这篇杰作。政治家应如何面对传媒，如何面对传媒代表公众提出的追问，邓小平作出了杰出的示范。
邓小平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接受法拉奇的采访无疑是职务行为，他的立场毫无疑问代表着国家，是坚定和严肃的。但他的思维方式和使用的语言却极富感情和人性化，有些甚至是新闻记者所具有的。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是引导和影响境内外主流媒体报道的成本最低和最有效的方式，让社会公众分享和理解政府的观点、立场和政策，从而得到广泛的支持，这绝不是一种为博得信任和好感的“技术秀”，而是源于内心深处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只有把说每句话、每件事同整个国家的形象、利益乃至命运联系在一起，才能在交心论理的过程中，增加人格的力量，达到沟通的最高境界。这是个很有意义的现实问题。
1980年9月，法拉奇写信给邓小平，感谢他接受这次采访。在信的末尾，她写道：“这次采访是我的夙愿。我曾担心语言障碍会妨碍我实现这一梦想，后来我发现担心是多余的。”
（资料来源：《法拉奇》，新华出版社2007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