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187—226），字子桓，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曹操次子。曾为五官中郎将，建安十六年（211）立为太子，二十五年继位为魏王，代汉称帝，都洛阳，国号魏。死后谥“文”，称魏文帝。曹丕爱好文学，是当时文坛领袖。其诗受民歌影响，五、七言成就较高。代表作为《燕歌行》，是现存最早的七言诗。散文名作有《与吴质书》等。此外尚有赋三十余篇。著有《典论》一部，其中的《自叙》、《论文》都十分有名。
《隋书·经籍志》著录《魏文帝集》二十三卷，又有《典论》五卷，《列异传》三卷，都已散佚。明张溥辑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魏文帝集》。
典论自叙
初平之元，董卓杀主鸩后，荡覆王室。是时四海既困中平之政，兼恶卓之凶逆，家家思乱，人人自危。山东牧守，成以《春秋》之义，“卫人讨州吁于濮”，言人人皆得讨贼。于是大兴义兵，名豪大侠，富室强族，飘扬云会，万里相赴。兖、豫之师，战于荥阳；河内之甲，军于孟津。卓遂迁大驾，西都长安。而山东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城邑，小者聚阡陌，以还相吞灭。会黄巾盛于海、岱，山寇暴于并、冀，乘胜转攻，席卷而南。乡邑望烟而奔，城郭睹尘而溃，百姓死亡，暴骨如莽。
时余年五岁，上以世方扰乱，教余学射，六岁而知射，又教余骑马，八岁而能骑射矣。以时之多故，每征，余常从。
建安初，上南征荆州。至宛，张绣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修、从兄安民遇害。时余年十岁，乘马得脱。夫文武之道，各随时而用，生于中平之季，长于戎旅之间，是以少好弓马，于今不衰。逐禽辄十里，驰射常百步，日多体健，心每不厌。
建安十年，始定冀州，貊貊贡良弓，燕、代献名马。时岁之暮春，勾芒司节，和风扇物，弓燥手柔，草浅兽肥。与族兄子丹猎于邺西终日，手获猎鹿九、雉兔三十。
后军南征，次曲蠡。尚书令荀或奉使犒军，见余。谈论之末，或言：“闻君善左右射，此实难能。”余言：“执事未睹夫项发口纵，俯马蹄而仰月支也。”或喜，笑曰：“乃尔!”余曰：“埒有常径，的有常所，虽每发辄中，非至妙也。若驰平原，赴丰草，要狡兽，截轻禽，使弓不虚弯，所中必洞，斯则妙矣。”时军祭酒张京在坐，顾或拊手曰：“善。”
余又学击剑，阅师多矣。四方之法各异，唯京师为善。桓灵之间，有虎贲王越善斯术，称于京师。河南史阿言：“昔与越游，具得其法”，余从阿学之精熟。
尝与平虏将军刘勋、奋威将军邓展等共饮，闻展善有手臂，晓五兵，又称其能空手入白刃。余与论剑良久，谓言：“将军法非也，余顾尝好之，又得善术。”因求与余对。时酒酣耳热，方食甘蔗，便以为仗，下殿数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为之。余言吾法急属，难相中面，故齐臂耳。展言愿复一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伪深进，展果寻前，余却脚鄛，正截其颡，坐中惊视，余还坐，笑曰：“昔阳庆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秘术。今余亦愿邓将军捐弃故技，更受要道也。”一坐尽欢。
夫事不可自谓己长。余少晓持复，自谓无对；俗名双戟为坐铁室．镶楯为蔽木户。后从陈国袁敏学，以单攻复，每为若神，对家不知所出。先日若逢敏于狭路，直决耳!
余于他戏弄之事少所喜，唯弹棋略尽其巧，少为之赋。昔京师先工有马合乡侯、东方安世、张公子，常恨不得与彼数子者对。
上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每定省从容，常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唯吾与袁伯业耳。”余是以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
【鉴赏】
在建安文坛上，曹操、曹丕、曹植父子有“三曹”之号。曹丕的诗文成就虽不及乃父及其弟，但他的文学活动却占有不容忽视的文学史地位。他是邺下文人集团的领袖人物之一，又是七言诗的创始人。此外，他的《典论》是一部有分量的政治、文化论著，原书二十篇，可惜只有《自叙》和《论文》两篇完整保存下来。《论文》是汉魏文学批评的重要文献，内中提出许多新鲜的文学见解和观念，对后世的文学批评影响很大。而《自叙》一篇，则可看作曹丕的自传性文字，颇能发露其性情，展示其文风。
文章从作者的童年时代说起，将东汉初平（190—193）以来由董卓“杀主鸩后”所引发的王室倾覆、中原板荡的混乱局面，用简约概括而韵律铿锵的语言叙述出来，似在暗示自己生于忧患，非一般长于锦绣丛中的纨绔子弟可比。紧接着作者用文章的主要篇幅，大谈自己对弓马剑术的嗜好及演练经历。他五六岁开始习武，八岁已能骑射。自幼成长于军旅之中，十岁时还曾凭借精湛的骑术从乱军中逃脱性命。他的最大嗜欲，是于“草浅兽肥”时到原野射猎。他不无自豪地谈到，自己曾一日间“手获猎鹿九、雉兔三十”。
他曾与前来犒军的苟或畅谈田猎之乐，自诩能纵马奔驰、俯仰中的（“马蹄”和“月支”都指箭靶、标的），并称在校场上射固定靶位不算高明；“驰平原，赴丰草，要狡兽，截轻禽，使弓不虚弯，所中必洞（洞穿）”，才是善射者最高妙的境界。曹丕又谈到技击。他回顾了自己从名师王越学习剑术的经历，特别谈及与邓展比剑的得意往事。邓展是能“空手入白刃”的技击高手，一次在酒席上论剑，酒酣耳热之际，两人不免以甘蔗代剑，在殿前较量起来。两番交手，曹丕都凭借自己的高超剑术和机敏头脑轻易战胜对方。归座后，他还拈取掌故善意嘲讽对方，得意之态跃然纸上。然后曹丕还谈及自己“持复”相斗（双手持兵器相斗）和“以单攻复”（单手持兵器破对方双兵器）的本领，指出那都是勤勉善学的结果。
论武之后，继之谈文。作者在《自叙》末尾提到自己对弹棋和文学的爱好。并郑重引述父亲曹操的教导，来说明自己重文的渊源，有不忘根本之意。
文学史中的曹丕，是一副文人面目，曾将文学抬高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的地步；何以在此文中，却津津乐道于武功?原因恐怕是：《典论》一书中自有专章叙及文学，此处不宜叠床架屋；更重要的是，汉魏乱世是重武功的时代，曹丕位当王储，身总兵戎，示人以武是当然之举。但尽管通篇谈武，却难掩作者的彬彬文质和洋溢的才华。作品没有一般传纪文字的板重、作态之病，却显示着名士文风的影响。文章笔墨灵动，挥洒自若，举譬叙事，举重若轻。与邓展比武一节，描摹生动，几同小说，水平不在《世说》之下。难怪刘勰要盛称“魏文之才，洋洋清绮，……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文心雕龙·才略》），并对世俗贬低曹丕的倾向鸣不平了。
（侯会）
与吴质书
二月三日，丕白。岁月易得，别来行复四年。三年不见，《东山》犹叹其远，况乃过之，思何可支!虽书疏往返，未足解其劳结。
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己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
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德琏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间者历览诸子之文，对之抆泪，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公幹有逸气，但未道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仲宣续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远过。昔伯牙绝弦于钟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难遇，伤门人之莫速。诸子但为未及古人，自一时之隽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后生可畏，来者难诬，然恐吾与足下不及见也。
年行已长大，所怀万端，时有所虑，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时复类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头耳!光武言，“年三十余，在兵中十岁，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年与之齐矣。以犬羊之质，服虎豹之文；无众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动见瞻观，何时易乎?恐永不复得为昔日游也。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烛夜游，良有以也。
顷何以自娱?颇复有所述造不?东望于邑，裁书叙心。丕白。
【鉴赏】
曹丕此信写于建安二十三年（218），收信者吴质，字季重，济阴（今山东定陶县）人，曾任朝歌（今河南淇县）令，是曹丕和曹植的朋友。此前一年，建安七子中有好几位死于瘟疫。曹丕心中感伤，于是给吴质写了这封饱含感情的书信。
信一开头，曹丕先感叹与老友分别日久，虽有书信往还，却不足以慰心中渴想。接着话锋一转，就提到前一年的瘟疫，叹息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场、刘桢“一时俱逝”，痛惜之意溢于言表。接着他回顾了往昔与文友忘情悠游的欢乐情景，拿来与今天故交零落的凄清现状相对照，悲悼之意益发浓重。
由整理故友的文集，自然过渡到对故友文章人品的评价，是本文的核心部分。曹丕先由古今文人“不护细行”的普遍缺点说起，反过来高度赞扬了徐干（字伟长）的人品高尚，称赞他“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即隐士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矣”；对他的文章，也极力揄扬。接着又依次对应场（字德琏）、陈琳（字孔璋）、刘桢（字公干）、阮璃（字元瑜）、王粲（字仲宣）等人文章一一评价，每位评语虽不过一两句，甚至三五字，却都能抓住本质，切中肯綮，显示了曹丕作为文学批评家的不凡目光。评价中包蕴着对朋友的深厚感情，这显然也是一种形式独特的悼念。
已故诸友都算得上“一时之隽”，他们的死，固然是当时文坛的巨大损失；但作为文坛领袖，曹丕虽伤感却未悲观。他相信“后生可畏，来者难诬”（难诬即难以轻视），文学长河后浪推前浪，自会向前发展，只不过自己恐不及见而已。这种通达态度，与一般文士见花落泪、对月伤怀的感伤气质显然不同，从中可隐隐见出作者的领袖气度。
书信最后一段看似老生常谈，其实也不乏可点之处。如“动见瞻观，何时易乎”（一举一动都为观瞻所系，何时才能改变这种现状?）二句，即写出自己身为太子、难得自主的独特感受，使人想到其父曹操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的口吻。书信末尾强调“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也是自警警人之句，显示着积极向上的态度。
平心而论，曹丕在此信中所流露的，更多的是文人的情绪。他以平等态度对待文人朋友，对文友之死表现出一种情同手足的真挚悼念之情，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此外，太子的身份、文坛领袖的地位，也使他比一般文人站得高些，对文人及文坛情况的判断，颇能居高临下，准确而恰当。这封未来皇帝与臣子的通信，也正是在这些地方引起人们的兴趣与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