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的道德观念中，我们常常把“礼义廉耻”作为衡量一个人立身处世是否合格的主要标尺。凡是不知礼义、寡廉鲜耻的人一定为人所不齿。“廉耻”这两个字又常常是联在一起说的，凡是官员、士大夫廉洁者一定知耻，人格高尚；贪婪者一定无耻，人格低下，似乎没有例外。但是想来想去，在中国历史上确有一个例外的人物，他就是一世清廉、生活俭约（应该算是大清官）却又长期被人骂为无耻之徒的五代时的高官冯道。
《新五代史》的著者、古文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在《新五代史·冯道传》中批评冯道说：
传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敌败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
一代文宗欧阳修在这部史书中对冯道作了“无廉耻者”的定论，认为高官既无廉耻，天下国家必然大乱。似乎五代时期的大乱主要应由冯道等人负责。史书既有定评，后人也就很难为之翻案。但是笔者认为：欧阳修的这个“定评”是错误的。五代时期天下的确大乱，但是破坏社会秩序、造成天下大乱、使得百姓肝脑涂地的是那些跋扈的军阀、骄兵悍将，绝不是冯道这一类的文官。恰恰相反，冯道一生倒做了不少维护社会秩序、保护老百姓逃避灾难的好事，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来说，冯道应该说是无罪而有功。要说冯道是“无廉耻者”也不对。至少冯道是一世清廉、生活俭约。痛骂冯道是“无廉耻者”的欧阳修竟然举出不少实实在在的事例，说明冯道是一位不贪赃、不枉法、一尘不染两袖清风的大清官。
一尘不染两袖清风的大清官
欧阳修在《新五代史·冯道传》中说：
道为人能自刻苦为俭约。（这是完全肯定的一句结论。）当晋与梁夹河而军，道居军中，为一茅庵，不设床席，卧一束刍而已。所得俸禄，与仆厮同器饮食，意恬如也。诸将有掠得人之美女者以遗道，道不能却，置之别室，访其主而还之。其解学士居父丧于景城，遇岁饥，悉出所有以 乡里，而退耕于野，躬自负薪。有荒其田不耕者，与力不能耕者，道夜往，潜为之耕。其人后来愧谢，道殊不以为德。服除，复召为翰林学士。
笔者虽然不赞成欧阳修对冯道所作的“定评”，但还是深深佩服这位一代文宗的为人。他虽然看不起冯道，但还是如实地写出冯道的许多好处，一点也不抹杀。你看，冯道虽然当了官，居于军中，不占民居，不设床席，晚上只睡在一捆稻草上，其俭约为何如！他拿出自己的官俸来办伙食，和自己的部下在同一口锅里煮饭吃，这不只是俭约，他能和部下同吃同睡同工作，其待部下的亲切又为何如！这样的官岂止是清官，而且是能和部下一起吃苦的好官，有如今天的自动下放到基层。
再下面的一件事就更令人敬佩了。当时的诸将能把抢来的民间美女当作礼物送给冯道，说明他的官已经做得不小，同时也说明五代时期军阀混战给老百姓所造成的灾难之大。那时的骄兵悍将可以随便抢夺民间的美女，就和抢老百姓的鸡鸭一样。抢得的美女如能当上官员的妻妾还算是幸事，最可悲的是被士兵恣意摧残之后，或伤或病，最后杀了当做军粮吃掉。唐末与五代时期，因为长期战乱，田地荒芜，军粮不继，某些军阀队伍长期掠杀老百姓作为军粮的事史不绝书。例如秦宗权的队伍就长期以人肉当军粮，行军之时，以大车装载许多盐渍人腿随行于队伍之后，以备不时之需，真是惨绝人寰。诸将把抢来的美女送给冯道，他接受了，不是供自己淫乐，而是要解救她。所以“置之别室”，通过访求，送还她的家中。这种善行真是当时的活菩萨，会被回家的妇女和她的全家感谢一辈子，子子孙孙也不会忘记。由此可见，冯道不但不是破坏社会秩序、造成百姓灾难的人，却是尽力维护社会秩序和解救百姓于灾难之中的人。
冯道的父亲去世了，他严格遵守当时的礼制，父丧期间不当官，在家守孝。这说明他是个守法的官员、孝亲的孝子。当时遇到灾荒，他“悉出所有”（拿出全部财产）“以乡里”（送给乡亲们），自己“退耕于野，躬自负薪”（自己种田，自己背柴）。这不是做做样子的“公余参加劳动”，而是实打实地去干农活。不仅干自家的农活，遇到“荒其田不耕者，与力不能耕者”，他还夜里偷偷地去帮别人干活。以后别人来谢他，他还表示这算不了什么。直到父丧期满，他才洗脚上坡，再去当他的翰林学士。一千多年前的冯道，既是能干农活的知识分子，又是有知识的农民，干农活是一把好手。这样的人，堪称模范公务员与先进的农业劳模，怎么能说是造成天下大乱的坏人呢！
为什么说他是无耻之徒
欧阳修为什么说冯道是“无廉耻者”———无耻之徒？惟一的理由就是他“历事四代（四个朝代）十君（十个皇帝）”或曰“五代十一君”。按照封建道德，是“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事二夫”。对于一个官员，不论他能力如何，也不问他对国家做了好事还是做了坏事，只要他不事二主（不在不同姓的皇帝治下做官），就是忠臣；如果“事”了二主，就是失节，就是没有廉耻；对于一个妇女，不论她能干不能干，不问她对家庭做了多少贡献，只要不事二夫（不再嫁），就是烈女、节妇；如果再嫁了（不管什么原因），就是失节，就是没有廉耻。请问这样的道德标准合不合乎人情？又有没有道理？
这种荒唐的道德标准，完全是站在专制皇帝的立场上制定的。不管这个皇帝是个什么东西，不管他是汉族还是别的民族，不管他出身如何卑贱，不管他对老百姓如何残暴，只要他在金銮殿中的龙椅上坐了几天，他就是天子、皇帝，臣民都得对他尽忠；如果他被推翻了或者死了，官员们都应该对他尽节，跟他一块儿死，即所谓“君辱臣死”。许多军阀打来打去争当皇帝，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有的人打了胜仗，坐上龙椅，屁股还没有坐热，又被别人打跑了或者杀掉了，一批文武官员就该陪他去死，为他尽节，请问有这个必要么？如果换皇帝像走马灯似的，一年两年就换一次，一批批文武官员都尽节了，请问这个政府班子怎么保存？依靠谁来管理国家行政事务？整个社会秩序又如何能够维持？希望官员对皇帝尽节的要求，不仅损害了官员们的利益，也严重地损害了广大老百姓的利益，让天下国家一再陷于大混乱之中。
五代时期总的说来是个介于唐、宋之间的大分裂大动乱的时期，自从朱温篡唐之后，全国各地都由军阀割据。黄河中游也就是中原地区一共换了五个朝代，即所谓五代；中原以外也先后建立了十个地方割据的政权，即所谓十国；这一段时期一共53年（907—960），总称“五代十国”时期。五代与十国的统治者有的自称皇帝，有的自称国王，从其本质上来说，都是军阀、土匪、强盗，都是千方百计残害老百姓以满足自己私欲的家伙，除了南唐、西蜀少数继位之君是有文化的、才子型的国君之外，其余全是大老粗。有的人虽然打了胜仗，进了京城，连做皇帝的礼仪都学不会；有的人觉得向老百姓征收赋税太麻烦了，不如纵兵大掠来得痛快，真是强盗本色；有的人不仅全无人伦道德，连禽兽也不如，例如五代的第一个皇帝朱温不仅是一再背叛（先背叛农民军，再背叛唐王朝）的叛徒，变着花样杀人为乐的土匪，而且淫乱得已无人理，要自己的几个儿媳妇轮流陪睡，对部下的妻女也随意奸淫。在这种人的统治之下，老百姓的日子怎么过也就可想而知。所以明末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评论说：所谓五代，哪能算是什么朝代！
现将“五代”政权列表说明如下：
冯道生于唐末僖宗年间，到他出来做官的时候，已是后梁时代。冯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人。他的名字出自老子的《道德经》：“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足见他出身于一个颇有文化素养的家庭。他先是在燕王刘守光那里当参军，刘守光事败，有人推荐他到晋王李存勖那里当河东节度使掌书记。后来李存勖灭梁即帝位，是为后唐庄宗，即拜冯道为户部侍郎，充翰林学士。冯道的做官，如果从后唐庄宗时代算起，他是历事四代（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十君（唐庄宗、唐明宗、唐愍帝、唐废帝、晋高祖、晋出帝、汉高祖、汉隐帝、周太祖、周世宗）。如果从他刚出来做官算起，那是后梁时代，就应该是五代十一君。
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主要是看他在一生中究竟做了哪些事情，是推动了历史前进还是阻挠了历史前进，不能光看他“历事几代几君”。如果说只事一代一君就是大忠臣大好人，多事几代几君就是失节，就是“无廉耻者”，那不太可笑了吗？对于冯道，我们也应该看看他在当了大官以后究竟做了哪些事情，有无政绩？
冯道曾经是一位贤相
冯道在唐庄宗李存勖时代任过户部侍郎，翰林学士，虽然受到重视，并未受到重用。他真正受到重用，是唐明宗李嗣源在位的8年。李嗣源早就听说他的名声，认为他为人谨慎，办事稳重，是当宰相的材料，曾经先后任他为端明殿学士、兵部侍郎、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登上相位。在整个五代的13个皇帝之中，能够为老百姓多少做一点好事的只有两人，一是唐明宗李嗣源，二是周世宗柴荣。比较而言，唐明宗时代中原战事不多，农田连年丰收，社会比较安定，被史家称为五代中的小康之局。当时的唐明宗即使称不上是圣君，但是主持政事的冯道则不失为一位贤相。这可以举出以下几件事来说明。
冯道曾经劝唐明宗说：“臣为河东掌书记时，奉使中山，过井陉之险，惧马蹶失，不敢怠于衔辔；及至平地，谓无足虑，遽跌而伤。凡蹈危者虑深而获全，居安者患生于所忽，此人情之常也。”他以这个道理劝唐明宗居安而思危，明宗深以为然。这俨然有魏徵规劝唐太宗李世民的味道。
冯道自己一向以生活俭约而出名。唐明宗受到他的影响，力倡俭约，对于整个后宫，只留下宫女百人，宦官30人。这和某些朝代“后宫万人”，“三千宠爱在一身”相比，自然是非常俭约，颇有一番新气象。
冯道劝唐明宗关心农民疾苦，认为这是治天下的根本。唐明宗问他：“天下丰收，百姓济否（日子好过了吗）？”冯道回答：“谷贵饿农，谷贱伤农。”冯道又对明宗诵《田家诗》曰：“二月卖新丝，五月粜秋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遍照逃亡屋！”
明宗认为此诗言近而易晓，令人录之，置诸座右。冯道作为一个宰相，能够如此规劝皇帝，重视全国农桑，关心民间疾苦，力戒奢侈，崇尚俭约，在短短几年之中，能使国势蒸蒸日上，在全国多年的大乱之后，尽力创造出一个相对安定的局面。称为贤相，谁曰不宜！
水军在临河县获得一件古玩———玉杯，上面有字，曰“传国宝万岁杯”，献给唐明宗。明宗很喜欢，拿给冯道看。冯道说：“这是前人所制的有形之宝，没有什么了不起。做皇帝的应该有自己的无形之宝。”明宗问他什么是无形之宝，他说：“仁义者，帝王之宝也。”还说：“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这就是说，皇帝手中的权力，以及能够运用这种权力把国家治理好的本领，才是极可宝贵的。冯道的这种说法，颇有《国语》一书中“王孙圉论楚宝”的那种精神。即楚国不以金玉珠宝为宝，而以人才与物产资源为宝。因为前者只不过供王公贵族玩赏而已，后者则有利于治国富民，让老百姓都能过上好日子。冯道能向皇帝说出这些话来，说明他绝不是个混日子的老官僚，而是一位足以救时的宰相。
冯道又提倡经学。当时天下久乱，许多传抄的经书文字颇多错落。他特据西京郑覃所刻石经雕板印书，书成传布天下，为许多读书人所欢迎。五代时期，战乱频仍，到处都在摧残文化，只有冯道刻经算是做了一件保存中华文化的重要工作。
冯道保土保民有功于国
如果唐明宗这个皇帝能够当得更久一些，能够统一全国，至少能够统治全国的大部分，成为一个像样子的王朝，冯道的命运就会好得多，后人会把他和唐太宗时的魏徵相比，称为贤相。可惜明宗病逝以后，为争帝位，大乱又起，而且一乱就是二三十年，朝代一换再换，皇帝换得更多，像走马灯一样，看得人眼花缭乱。在这种大混乱中，冯道所面临的，只能是两种结果，完全不同的选择。一种选择是组织全城官民去迎接杀红了眼的“新皇帝”，机智地逃过城毁人亡的大灾难；另一种选择是组织全城官民进行抵抗，尽忠尽节，其结果自然是人被屠杀，城被焚毁，千年古都，一炬成灰。即使不进行抵抗，而是逃跑，结果也好不了多少。冯道作出的是第一种选择，所以就背上了骂名。
自晚唐至五代，100多年中军阀混战几无宁日，互相争夺的地方涉及全国好几百座城市。如果按照城破之日，全城官员和百姓都必须尽忠尽节的要求，那么全国许多大中城市，包括西安、洛阳、开封三大古都，都将成为一片焦土。不仅典章文物荡然无存，连作为中华文化载体的一些具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和千千万万老百姓都将为了尽忠尽节而牺牲殆尽，中华大地将会倒退到蛮荒时代。在这个大混乱的时代，许多所谓“皇帝”都是些土匪、强盗，完全值不得臣民们对他尽忠尽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