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中华民族以至全人类的根本利益，一切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在那种一片混乱、无理可讲的时代里，应该千方百计保护我们来之不易的典章文物，文化精品；保全作为中华文化载体的知识分子，还要尽力保护天下生灵———无辜受难的千千万万老百姓。大家共同度过黑夜，等待黎明；熬过灾难，迎来复兴。如果按照这样一种标准来重新评论冯道的功过是非，则冯道不仅无罪，而且有功。他的所作所为，是保护了中华文化不被毁灭，保全了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渡过难关。
冯道从率领文武百官开城跪迎后唐废帝李从珂入城之后，多次如法炮制，迎接过后晋高祖石敬瑭、辽主耶律德光、后汉高祖刘知远、后周太祖郭威等人。这些人中间有突厥别部的沙陀人，有辽国的入侵者，也有汉人。总之都是军阀，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迎接他们入城，绝不是一般的送往迎来，而是与虎狼打交道，一语不合，就会人头落地。每次大军攻到城外，灾难临头的时候，全城的官员、百姓都被吓得六神无主，生死祸福，决定只在须臾之间。大家面临的选择不外三种：一是逃跑，二是抵抗，三是迎降。逃跑是逃不了的，老百姓绝对跑不过军队，被追上了必死无疑。抵抗的后果如何，可想而知，当然是血洗全城，一片焦土。只有迎降，或者会有一线生机。迎降要有人组织，有人带头。带头人最好是年纪大，地位高，又有声望的人。推来推去，最理想的带头人当然是冯道。他年高望重，官居相位，又是百僚之长。由他带头跪迎，被迎接的军阀就会十分高兴，认为是阖朝官员、全城老百姓都来欢迎他，他这个皇帝位子可能就坐稳了。
别看这些攻城的军阀以后被御用史官称为高祖、太祖什么的，当他们率领一批骄兵悍将打到京城城下的时候，其实是一群打仗杀人杀红了眼的土匪强盗。他们像斗疯了的公牛一样，精神极度亢奋，而且被城里面的美女玉帛所吸引，欲火攻心。这批人一旦接进城来，他们会干出什么事情，真是谁也说不定。没有丰富的处事经验，没有随机应变的能力，没有豁出去了的牺牲精神，谁敢跟这一批魔鬼打交道。这个迎降带头人是不好当的，每一次都在冒险。在二三十年间，冯道被迫长期担任迎降带头人，几乎成了“迎降专业户”，成了古来少有的历事四代十君（或五代十一君）的稀奇人物。
冯道和这些新天子打交道，所演的并不是一般臣僚的角色；他和辽国入侵者打交道，所演的也并不是一个外交官的角色。在二三十年中间，他所演的其实是两种角色，一是和疯子打交道的专科医生，二是和野兽打交道的驯兽师。交道打得好，侥幸可保大局粗安；交道打得不好，随时会被疯子掐死，或被野兽撕成碎片。随便举两个例子，就可以看出他的处境之危险，与他化险为夷的应对能力。
946年，辽主耶律德光率辽军攻入开封，后晋出帝石重贵投降，后晋灭亡。百官素服（不穿官服）郊迎。因为冯道长期担任后晋的宰相，耶律德光谴责他这个宰相没有当好，以致后晋覆亡。这时空气十分紧张，如果冯道敢于顶嘴，一语不合，立刻就有杀身之祸。好在他俯首听训，根本不敢开口。耶律德光问他：“你何以来朝拜我？”冯道答道：“我手中无城无兵，安敢不来？”（这话说得还比较老实。）耶律德光讥诮他说：“尔是何等老子？”（你是个什么样的老家伙。）冯道为了讨好对方，乘机自嘲曰：“无才无德痴顽老子。”耶律德光不禁失笑，空气这才缓和下来。耶律德光又问冯道：“天下大乱，怎么样才能救得百姓？”冯道乘机用激将法捧一捧对方，说是：“此时此刻，就是有佛出世也救不得，只有皇帝（指耶律德光）才能救得。”冯道的激将法起了作用，耶律德光自此不好意思随便派兵外出杀人掠财。所以《新五代史·冯道传》中说：“人皆以为契丹（辽国）不夷灭中国之人者，赖道一言之善也。”可见冯道为了保全百姓，费尽了心思，即使被谴责，受嘲弄，也不敢透露出丝毫的不满。这样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的场面是很不容易对付过去的。
947年，耶律德光北返，开封一带空虚，河东节度使刘知远乘虚而入，在开封称帝，国号后汉，以冯道为太师。刘知远是沙陀人，行伍出身，军无纪律，在进入开封之后，部下任意抢掠，不听制止。冯道以桃树为比喻，劝刘知远说：“过去桃园是别人家的，你去摘桃子，砍桃树，都无所谓；现在你做了皇帝，桃园是你自家的了，摘桃子可以，别砍桃树，砍了桃树，明年就没有桃子吃了。”刘知远才悟出这个道理，下令不许抢掠。他登上帝位不到一年就病死了，儿子刘承 继位不久，也在外出劳军时被乱兵所杀。后汉一朝父子二人一共只做了四年皇帝，国事的混乱可想而知。
许多军阀都出身于兵痞、土匪，全不是做皇帝的料。冯道历事四代十君，或任宰相，或任太师，除了承担治国重任，还要负责培训皇帝。这些皇帝学生又不尊师重道。说得高兴，他可以拜你为师，请你上坐；一旦反目，随时可以杀人，而且变着花样杀人。他们是靠什么起家的？正如刘知远所说：“大丈夫功名，皆以弓马得之，要毛锥（笔）何为！”（他们的事业都是靠打仗、杀人建立起来的，知识、文化有什么用！）刘知远是沙陀人，出身于擅长骑射的游牧部落，他的祖先是唐朝为平安史之乱招收进来的雇佣兵，世世代代以当兵为职业，既不会农业劳动，又没有文化与技能，干不了别的职业。在太平时代，这一班人只能规规矩矩当兵，吃一份饷银；到了天下大乱时，就可以凭自己的武艺（弓马）当土匪、强盗，争夺天下，做皇帝。在长期的互相残杀之中，他们的精神上已经有了变态，一天不杀人就烦躁不安，逐渐失掉正常的人性，成为程度不同的精神病患者，喜怒无变，变化莫测。冯道和这一班人打交道，名义上是当宰相，当太师，实际上是当疯人院的医生，动物园的驯兽师。他千方百计抚慰疯子与猛兽，让他们逐渐恢复人性，懂得理性。做这种工作实在太不容易，真是难为他了。
冯道并非阿谀逢迎之徒
既然欧阳修认为冯道是“无廉耻者”、无耻之徒，那他一定善于阿谀逢迎，其实不然。根据欧阳修自己的记载，冯道竟是一个颇有主见，并不随声附和的人。
950年，后汉大将枢密使郭威部下兵变，隐帝刘承被乱兵所杀，郭威领大军直趋开封，颇有取代后汉登上帝位之意。当时郭威的想法是：每次兵临城下，宰相冯道都会率领文武百官开城跪迎新天子；这次自己领兵来到开封，估计冯道也会率领百官拥戴自己登位。但是一直不见动静。郭威不得已，入朝来见冯道。当时郭威是大将，冯道是宰相，冯道地位高于郭威，郭威见冯道时必须下拜。两人见面，郭威只好下拜，冯道泰然受之一如平时。郭威见冯道全不表态，也就不敢轻举妄动，只好辞去。直到几个月后，郭威正式起兵代汉，冯道才率领文武百官把他迎进京城，登上帝位。郭威对冯道还是非常尊重，拜为太师，兼中书令。
从这件事的经过可以看出，冯道办事有他自己的主见。他明知郭威来找他时心里就有做皇帝的想法，很想得到大家的拥戴。但是郭威自己不开口，他就假装不知道。他的主见是：你已经叛变了，打到京城了，也就是火已经燃烧起来了，为了保全京城，保全百姓，我可以来救火，来迁就你，避免一场灾难。但是在大火还没有烧起来的时候，我绝不为了迎合你，为了向你讨好，而劝你起兵夺位。欧阳修对他的这种态度还是比较赞赏的，所以在《新五代史·冯道传》中说：“议者谓道能沮太祖（郭威）之谋而缓之，终不以晋、汉之亡责道也。然道视丧君亡国亦未尝以屑意。”其实，冯道没有把“丧君亡国”当一回事也是容易理解的。当时的君也不像个君，国也不像个国，一色土匪班子，像走马灯似地换来换去，都是残害老百姓的，没有什么值得同情值得怀念的地方。
954年，冯道为劝阻周世宗柴荣出兵，一再进行辩驳，不惜得罪柴荣，双方不欢而散。由此可见，冯道不仅不是善于拍马逢迎的人，而且性格十分倔强，坚持己见，对什么人都敢顶撞，看来很有骨气。当时柴荣初即位，北汉的刘 发兵来攻，柴荣说：“刘 看我年轻，又遇大丧（周太祖郭威病逝），以为我不敢应战，我偏要亲自领兵迎战。”冯道认为不可，极力劝阻。柴荣说：“我看唐太宗平定天下，不论大小战事都是亲征。”冯道很不客气地说：“我看陛下未必能比唐太宗。”柴荣说：“刘 乌合之众，若遇我师，如山压卵。”冯道不无讥讽地说：“陛下作得山定否？”柴荣大怒，拂袖而去。后来出乎冯道意料之外，柴荣竟然一再打胜仗。冯道不懂军事，他对战争胜负的估计是否正确是另外一回事，但从他敢与皇帝顶撞的事情看来，他绝不是一个唯唯诺诺拍马逢迎的人。
自号长乐老受到指责
冯道对柴荣顶撞得太厉害了，柴荣对他很不满意，把他调任一个闲官———山陵使，主持修建周太祖郭威的陵墓。陵墓修好了，下葬的事办完了，冯道自己也病死了，终年73岁。
对于冯道的一生应该如何评价，当时的人与后人有很大的不同。当时的人对他的评价是很不错的。在《新五代史·冯道传》中有两句话就概括了时人对他的评价。一是“当世之士无贤愚皆仰道为元老”。二是“道既卒，时人皆共称叹，以谓与孔子同寿”。
当时的人推崇冯道不能说是没有理由。冯道自幼勤于农事，刻苦好学，学问有成；后来虽任高官，生活俭约，不近声色，对家人，对乡里，没有任何失德之处。在一再改朝换代的大动乱中，他尽心竭力与各方面相周旋，以达到保全地方、保全百姓的目的。五代时期一共53年，就换了13个皇帝，如果按忠臣不事二主的要求，要臣民们尽忠尽节，天下人岂不都死得差不多了。当时的人理解其中的苦衷，也就不会对冯道作不近情理的苛求。
到了宋代，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光是北宋就是166年，两宋加起来全长319年，要求忠臣不事二姓，那是完全做得到的。北宋的欧阳修责备五代的冯道不守臣节，就不免是苛求。照欧阳修的想法，冯道历事四代十君，他回首平生，应该有负罪感才对。不料他不仅没有负罪感，还自称“长乐老”，以一生经历为荣，所以才狠狠地加以谴责：“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
欧阳修谴责冯道的理由是：“当是时，天下大乱，戎夷交侵，生民之命，急于倒悬，道方自号长乐老”，“陈已更事四姓及契丹（辽国）所得阶勋官爵以为荣”。言下之意，是说在天下生民有“倒悬”之苦的时候，冯道不应该自得其乐，不应该自号长乐老。其实，造成天下大乱、民有倒悬之苦的是那些残暴的军阀，以及依附军阀进行狂征暴敛自己骄奢淫逸的大官僚。冯道是个出身贫苦、两袖清风、生活俭约的知识分子，一生都能保持“时开一卷”乐于读书的书生本色。他不仅没有助纣为虐去制造老百姓的苦难，而且时时不忘尽心尽力去减轻老百姓的痛苦。他在辅佐唐明宗的时候，开创了五代中难得的八年小康之局，当时老百姓的日子就好过得多。在以后二三十年的大乱中，他一再周旋于那些残暴的军阀之中，自己冒险犯难，千方百计保全全城百姓逃脱了大屠杀的灾难。老百姓深深地感谢他，他因此感到安慰，这也没有什么过错。
我们不妨再看看冯道所撰的《长乐老叙》，看看其中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他说自己“孝于家，忠于国，为子、为弟、为人臣、为师长、为夫、为父、有子、有孙。时开一卷，时饮一杯，食味、别声、被色，老安于当代，老而自乐，何乐如之？”原来如此。主要内容不过是两部分。一是他觉得自己对得起家庭，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社会，因而心里平安，自得其乐。二是他始终安于清贫的生活，保持“时开一卷，时饮一杯”的书生本色，没有什么野心与奢望，能够做到老而自乐。看来，这些乐趣还是很高尚的，并无见不得人之处。一个人能够随遇而安，安贫乐道，乐在其中，这又有什么不好？他以自己的一生经历，劝别人用乐观的态度做人、处世，到老都能自得其乐，这也是好事情。只不过在天下许多老百姓还有“倒悬”之苦的时候，他乐得太早了一点，如按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要求来批评他，说他轻浮了一点，这也说得过去。看来他确有一些文士好名的毛病，有意把自己的特殊经历炫耀一番。但这比武夫好权、贪夫好财总要高尚多了。笔者绝不认为他是完人，只希望在这篇短文里能够为他洗清“无廉耻者”的恶名。
“无廉耻者”这个恶名从来就不能成立。无廉者是无所不取，冯道是一无所取。在当了翰林学士之时，行军中晚上只睡在一捆稻草上，俸禄全部拿出来和仆厮一起用，这样的人还不清廉么！问题就在一个“耻”字上，一切谴责冯道的理由都集中在一点上，那就是他历事四代十君，违背了“忠臣不事二主”的封建道德。其实，在五代那种“朝为盗匪，暮为帝王”的大混乱时代，强迫全国的知识分子、全国的老百姓去为那些昙花一现的“帝王”尽愚忠，是最荒唐最无理的要求。对于这种要求，我们应该嗤之以鼻。我们爱国爱的是祖国，祖国应该包括中华大地的万里河山，与几千年来生活在这里的千千万万的老百姓，而不是那几个沐猴而冠、窃据帝位的盗匪。冯道一生一再设法保护了我们的千年古都不被毁灭，保全了千千万万的老百姓逃脱屠戮之灾，他才是为祖国立了大功的真正爱国者。
笔者认为：当时的人对冯道的推崇与肯定有理有据，有大量的史料与传说足以说明问题，不可轻易推翻。欧阳修撰《新五代史》是以一人之力就《旧五代史》重修，并无大量史料作为根据，修成之后也未献给宋廷，进行修改补充，此书是在他死后才刊布问世的，其中有许多议论都不妥当。顾炎武、钱大昕等学者对《新五代史》都有批评，认为欧阳修是道学先生、迂夫子，既著史书，并不重视史实的探讨，却好发议论，说些慨叹世情的空话。几乎每篇都用“呜呼”二字开头，学者多所厌苦。加以处处模仿春秋笔法，以一字寓褒贬，以至出现不少文理不通之处，需要后人为之补充加注。他批评冯道，是借题发挥，希望借此来纠正不重节操的社会风气，有指桑骂槐之意，并非对有关冯道的史实真有研究，因此我们对他的议论不可轻信。
对于冯道其人，我们如果排除了要他对一些“盗匪皇帝”尽愚忠的无理要求，返观他的一生经历，可以说是他的所作所为，可圈可点。真是：
冯道其人本有道，
书生本色志趣高；
对国对家无愧怍，
保民保土有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