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止揭露政策正统的障碍更加难以克服。许多政策正统与意识形态以及基本的政治教义紧密相关，而进一步固守这些正统是对逆境和政策制定失败的一种普遍反应模式，这点在第三章已作过考察。在此，我们遇到了一个严重损害政策的恶性循环，它比前面考察的那种政策不足的封闭性圆圈更加有害，即失败的政策使人们更加顽固地墨守政策正统和“退而信奉”这些正统，这反过来往往又必然造成进一步的、更加令人失望的政策失败，许多政策正统与广泛的文化特征之间存在的联系使情况进一步恶化，也更加妨碍了对政策正统的揭露。本质上属于工具性政策的各种神化过程也起着同样的作用。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区别价值观和政治教义是一个哲学难题，前者作为道德判断的一条法规，能够也应该作为具有约束力的政策制定基础而加以接受；而后者在没有任何价值上的正当理由情况下，制约着作为一种追求目标方式和工具意义上的政策制定。这种区别在理论上相当困难，它难以在具体的政策制定背景下操作化，也难以在揭露政策正统中进行应用。
基本的政策思想中必要的异说截然不同于联盟内部以及联盟的联盟内部存在的政见分歧，也不同于战术和数量方面的意见相左，政策制定核心内部和附近极少能容忍它的存在。在这方面，民主国家表现出一定的优越性。缺少适当的异说这本身就足以将重新考虑政策范式的可能性减少到接近于零。过去的成功往往强化政策范式，而灾难性的失败或者导致如前所述的固守与进一步信奉政策正统，或者导致惊慌仓促的学习借鉴。因此，无论成败，它们都妨碍了高质量政策制定所需要的重新考虑政策范式与揭露政策正统。这就更能证明重新考虑政策范式会遇到的障碍。
以下这种情形确实也会出现，即不进行这里所意指的、作为高质量政策制定一个必要成分的重新考虑与揭露，而是迅速改变所依照的政策范式，有时甚至迅速变换所信奉的政策正统。之所以如此，其主要原因有：从信仰一种主义向另一种主义的跳跃、统治者偏好的突然转变、对席卷而来的事件作出的仓惶反应、社会动乱乃至大革命。在一个逆境不断变化的时代，政策范式和政策正统发生突变，尤其是与通过民主程序更换领导人和执政党同时发生的突变，往往会提供某种调整政策的机会，至少会放弃那些已经过时的信仰，因而有利于克服政策范式和政策正统的停滞僵化。
但是，这种突变会导致更加固执地墨守新的错误范式，会产生一种现代化的错觉，会走马灯似地迅速更替各种政策范式，而哪一种也得不到机会被证明是有益还是有害，因而此类突变可能往往弊大于利。尽管这种变化有时候可能帮助为高质量的政策制定准备舞台，但在多数情况下，以它来取代后者，实在不太高明。
政府中枢决策系统以外的因素在重新考虑政策范式和揭露政策正统中起着重大的、往往是绝对的作用。新的哲学、科学世界观的创新、批判性的社会运动等，这些都是重新形成政策范式和政策正统的重要因素。但是，这些因素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发展形成，它们并非总是产生有利的结果（如带有狂热性质的社会运动可能产生极为有害的结果），它们的出现也不受政策制定的需要支配。面对目前的逆境，可以察觉社会上已表现出适当的政策范式创新的某些迹象，如前面已提到的那批论述西方民主国家主要政策问题的文献就包含着创新的思想。但是，（1）我们只是在一部分社会中发现了这类社会输入，而且它们往往可能错过需要揭露和打破的主要范式和正统；（2）若得不到政府中枢决策系统的接受，此类社会输入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就可能不充分，也可能要拖到很久以后才发生。因此，有必要促进政府中枢决策系统内部重新考虑政策范式、揭露政策正统，有必要鼓励社会创新政策范式、批判政策正统，当然，后面这一任务在一定程度上也要通过政府中枢决策系统的适当努力来完成。
以上论述揭示了在重新考虑政策范式和揭露政策正统方面，政策制定质量的巨大不足--政策范式并没有加以重新考虑，政策正统也未被揭露。另外，政策制定目前对逆境的反应模式以及政策公众的改变可能加剧政策正统的僵化，并导致更多非理性政策神学的出现，这将进一步妨碍重新考虑政策范式和揭露政策正统这一必要条件的实现。
诊断
以上讨论的两项政策制定要求是综合性的，并构成下面论述的大多数要求的两个方面。反过来，现在要论述的这一要求将探讨包含在重新考虑政策范式与揭露政策正统这项要求中的细枝末节以及包含在建立政策制定哲学中的某些不太详细的要素。因此，诊断也适用于对当前流行的政策神学进行分析判断，而认识论是诊断的一个关键性基础；诊断还证明了本章探讨的各项具体要求之间的交叉关系和彼此之间的部分重叠。
根据逻辑，“诊断”是开始考察更为具体的政策制定必要条件、考察妨碍这些条件得到满足的固有无能的一个适当过程。它也可用来对本章所讨论的多数必要条件的一些主要特征进行初步考察。诊断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它对于政策质量至关紧要，但由于固有的无能，它难以得到改进，甚至有些方面根本不可能得到改进；它的某些部分已为人们所充分了解，而另一些部分则几乎不为人们所知；在政策科学以及整个社会科学中，它常常被忽视；除安全情报外，它在中央政策制定过程系统内部很少得到明确而全面的考虑。诊断的所有这些特征，本章考察的许多必要条件都不同程度地具备着。
为政策制定进行的诊断与诸如在医学以及国际象棋中出于其他目的进行的诊断不同，但也并非毫无相似之处。
尽管所有的诊断工作都共有一些基本的要素和方法，但是，现存文献中极为缺少建立“诊断逻辑”之类的尝试。
作为政策制定的一个方面，诊断过程包括感知和初步说明（即安全情报术语“估计”）有关现实及其意义和未来的可能状况。这既是作为政策制定背景的“世界观”，又分别与确定和探究潜在的或现存的政策问题相关。对于政策制定而言，尤其重要的是对间断性事件、下倾的或下降的曲线、不同事件的交叉影响以及即将发生的、令人吃惊的可能事件等作出诊断。由于诊断影响到政策制定的全部过程，因而其重要程度几乎无以复加。一旦将严重的误诊当作既定现实、作为政策依据的假设、作为政策制定的起跑线而接受，其后果将难以补救。
有一种观点将诊断的内涵进行了扩展，认为它包括对那些在客观上对于政策制定具有突出影响而又不断发展的现实的全部感知和理解。这种观点就回到了作为理解和改进政策制定所需要关心的一个主要方面的认识论。即使为了有利于发展比较“实用的”方法而忽视基本的哲学问题（前面已阐明，这种态度值得怀疑），也必然需要超模型和先验图式来构造广阔无限的现实。例如，抛弃不言而喻的主观知识而选择明确的客观知识作为更“理性的”政策制定的基础，这种倾向并不是不证自明的公理，也不是无条件的绝对必然。同样，在部分政策科学中，广泛地接受如“系统”之类的各种超模型，这种做法也并非完全能令人信服。
关于相对狭隘意义上的诊断所固有的无能与犯错误倾向，安全情报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十分惊人的认识。尽管许多国家为改善安全情报的搜集作出了种种重要尝试，也不乏充足的资金、优秀的专业人才以及政治权力的支持，但是，安全情报的历史及其在政策制定中的利用与其说是成功，更不如说是失败。偶尔例外的成功，也往往是因为外部因素和（或）技术进步导致的结果，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译码和科技情报的作用。情报的失败只有一部分是因为蓄意断绝信息来源所致。安全情报的失败表明，更为重要的原因是诊断内在的无能，如僵化的认知图式、组织信奉的教条、官僚政治所必然造成的信息变形、等级的压力、特定世界观带来的情感和物质方面的既得利益以及人类大脑的认识能力与知觉过程存在的根本局限（弗兰克斯关于福克兰群岛突袭的报告不同寻常地得出结论，认为预测失误不可避免）。我们忽视了普遍文化给情报造成的更加广泛的翳障。此外，人们往往要求所提供的情报减少不确定性，对在一定程度上不明确、跳跃不定的现象作出确定的预测，这种要求所内在的错误期望也受到忽视。“常识”也是一个文化体系，这一事实更增加了这种必然会使诊断带有偏见的无形翳障。这也同样适用于历史的视野，因为它深受每种文化的史学编纂工作的影响。
在考察对安全情报失败作出的解释时，考虑到以下这点十分重要，即我们对失真而消极的错误比对失真而积极的错误的了解要深入得多，其原因通常并不是由于突出而明显的疏忽造成的，这种疏忽只是公共调查研究和学术著作的主要论题。但是，对于整个政策制定而言，失真而积极的错误也会造成严重后果，特别是它打乱了正常的政策制定日程，并导致可能起反作用的、没有保证的政策；同时，它还会降低情报警告的可信度，因而增加了以后犯失真而消极错误的危险。
这些相同的基本诊断无能在所有政策领域都起作用，只是形式和程度稍有变化。在安全防务以外的领域，人们对诊断具有的这种生死攸关的重要性认识较少，同时诊断失败也不那么明显，因而也就很少得到承认和研究。这样，就使得各种无能进一步加剧。
要可靠地确定对政策影响突出的重要现实状况，其中存在的问题尽管不太棘手，但现有能力也无法解决。虽然我们在资料搜集方面已取得长足的进步，然而还有许多方面仍属未知。在高度发达的经济数据领域，关于灰色经济和实际收入分配情况，我们并没有什么确切了解。同样，在最发达的国家中，社会指标的失败也有力地证明了人们对现实难以克服的无知。尽管已开展了大量非常有希望的研究，也出版过许多优秀论著，但我们并未付出多少努力来提供有关社会现实重要特征的可靠数据。造成这种状况的因素很多，其中包括缺乏适当的方法以及政府没有获得更多社会信息的要求。企图进一步报告社会总体状况，包括社会结构状况的宏伟计划几乎是天方夜谭。而要寻求能表明一个国家“主观”状态的指标则更加困难。不用说，如果没有关于实际情况的可靠知识，则只能严重地歪曲和损害诊断。
在各门科学中，修正原有理论使之适应新情况时所遇到的困难，利用足够新颖而又易于获得的数据资料时所遇到的困难，都证实了诊断无能的顽固性。在政策制定领域，由于一些基本问题（如“疾病”、“贫困”、“失业”以及其他许多“软”问题）并不明确，而且取决于概念的定义，因而更强化了这种顽固性。
关于信息处理、认知与知觉心理学以及人类大脑具有的解释倾向的研究，进一步使人们将错误诊断确定为大脑过程内部固有的无能。有人经过专门的考察得出结论，认为群体过程和组织行为给诊断增加了沉重的负担。通过这类结论，人们发现，依赖于历史隐喻和语言形象是另一些与政策制定直接相关的误诊原因。同样，在警惕性方面出现的问题也与此相关。亦即人们往往难以保持必要的警惕，以及早察觉预示着严重问题的迹象。
关于医疗实践中诊断过程的研究表明，即使是一项高度专业化的活动，并实行了大范围的同行监督，且还可以及早地看到常常是十分明确的结果反馈，其中也总是存在“过分阐释的错误”，即将新的信息归因于现存假设。政治家们的诊断则要糟糕得多，这也不足为怪，因为政治家们不仅有强烈的认知预定意向，而且表现出构造神话的倾向，一旦构成之后，他们便再也无法突破这些神话的原有思想外壳，而只是根据需要作一些表面上的修饰，以适应新的情况。
在更为基本的层次上，诊断存在的问题与作为个体和集体过程的认知与知觉的固有局限密切相关。本书将不能深入探究围绕这些论题的诸多争议，也无法探究对于这些论题的各种新探讨以及希望通过“认知图式”之类中介概念将知觉心理学与政策制定联系起来的各种尝试。但是，无论我们对于知觉和认知的某些方面（如关于潜意识的模式认知能力）是多么无知，一个相对可靠的结论似乎就是，新的现实十分难以诊断。由于逆境的部分特征是现实发生超出充分经历过的模式的跳跃，因此，对认知和知觉的各种根本限制便构成了逆境中政策制定所固有的无能。
当发生的事件可能超出现有概念、印象和经验的范围时（已经提到的一些历史时期的情形便是如此），正确的诊断便取决于人们对文化认识界限的超越能力，但实际上超越这些认识界限几乎是不可能的。西方国家在正确理解受各种基本文化和社会特征制约的现实时遇到的困难，以较小的规模证明了这种认识的界限及其对诊断那些为人们的经验和思维方式所不知的现实的阻碍作用。社会局势和困境发生的量子跃变完全可能超过当代文化的诊断能力限度，从而导致对现实产生不正确的抽象认识，导致所谓的“现代社会中现实的丧失”。
下述总体结论对于政策制定存在的问题十分典型：如果对诊断坚信不移并忽略那些比较复杂的要求（如用非帕斯卡概率来标明诊断的可靠性程度概率），人们会发现有许多根深蒂固的因素在歪曲着现实的形象，致使适当的政策制定所必需的基本条件--诊断无效。
诊断方面存在的主要质量不足包括：将新形势认知为过去形势的变体；对跃变、剧变以及衰退趋势诊断不当；与已被接受的观点、组织传统和已经得到满足的心理需要相矛盾的诊断在政策制定中未被认真考虑；对逆境中的政策制定具有重要意义的许多现实方面不易于得到充分的监测；处理不明确和不确定情况的困难及其对政策制定的影响；以及“现实的丧失”，即所出现的新现象不符合以过去经验为基础的主要世界观等等。上面已进行部分考察的各种无能是造成这些不足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