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0年前后，荷兰人培育出了一些新奇的郁金香品种。这种郁金香的颜色和花型比其他的品种都好，所以深受人们的欢迎。典雅高贵的郁金香新品种很快就风靡了欧洲上流社会。当时在礼服上别一枝郁金香已经成为了一种最时髦的服饰。贵夫人在晚礼服上佩戴郁金香珍品成为显示地位和身份的象征。于是王室贵族以及达官贵人纷纷争相购买最稀有的郁金香品种。特别是在法国盛行的奢侈之风把郁金香的价格逐渐抬高起来。在1635年秋季，荷兰名贵品种郁金香的价格节节上升，巴黎一枝最好的郁金香花茎的价钱相当于110盎司的黄金。
到1634年以后郁金香的市场需求量更是大幅地上升。1636年10月之后，不仅珍贵品种的价格被抬高，几乎所有的郁金香的价格都飞涨不已。1637年年初，荷兰市场上郁金香的价格被抬高了十几倍，甚至几十倍。郁金香花达到了空前绝后的辉煌。但是一些清醒的人开始认识到了自己的狂热，到1637年2月底，一些投资者开始逐渐意识到郁金香交货的时间就快要到了。一旦把郁金香的球茎种到地里，也就很难再转手买卖了。他们就开始怀疑，花这么大的价钱买来的郁金香球茎究竟能值多少钱？结果很多人被吓出了一身冷汗，觉得前不久还奇货可居的郁金香合同现在一下子就变成了烫手的山芋。一些持有郁金香合同的人宁可少赚点钱也要抛给别人。在人们的信心动摇之后，郁金香价格立刻就开始下降。价格下降导致人们进一步丧失对郁金香市场的信心。后来价格急剧下降，有些名贵品种的郁金香价格狂跌到最高价位的0.005%。持有郁金香合同的人迫不及待地要脱手，可是，在这个关头很难找到“傻瓜”。恶性循环的结果导致郁金香市场全线崩溃，结果很多人都成了最大的傻瓜，赔了个精光。
荷兰郁金香市场崩溃的原因就是因为人们过于相信自己能够找到比自己更傻的人，但是最后却没有找到，结果很多人花了巨大的资金买到了根本不值钱的东西，导致了经济泡沫的出现。
而股票市场跟这种期货市场是十分相似的。因为股票本身并不创造价值，人们想要从股市中赚钱，就是要通过比比谁最傻，去把别人口袋中的钱拿到自己的口袋中。股民大都在无形中抱着这样一种心态：不怕股票的价格越来越高，只要有人愿意比我出更高的价格买走我手中的股票，我就会赚钱。只要我不是最后的那个傻瓜，我就是聪明的赚钱者。但是很多人一不小心就成了最傻的笨蛋，“博傻”失败，最终将辛辛苦苦赚来的钱都赔光。
4.为什么一家小餐馆在中午没有几个客人光顾的情况下也一直营业？
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在午餐的时候，走进一家餐馆吃饭时，却发现这家餐馆的生意很冷清，几乎没有几个人。这几个顾客的收入不可能收回餐馆的经营成本。那么为什么老板还是继续营业呢？
成本与收益是经济学的一大问题，所以我们都知道，在作出是否营业的决定时，企业所有者考虑的是企业的总成本问题。而企业的总成本是由固定成本与可变成本组成的。固定成本是指企业即使不进行生产也需要付出的成本。固定成本不随着产量的变动而变动。比如一家工厂的厂房，不论工厂进不进行生产都会有厂房的成本付出。而可变成本则是指企业进行生产才付出的成本，也就是指一些随着企业产量的变动而变动的成本。对于企业来说，如果进行生产就需要购买原材料，而原材料的多少就会随着企业的生产而变动。这就是一种可变成本。
对于餐饮老板来说，无论他营业与否，有一些成本是必须要支付的，这些固定成本包括：租金、厨房设备、桌子、盘子等等。在午餐时，如果老板觉得人少就停止营业，这些成本并不会减少。换句话说，这些成本属于沉没成本。所谓沉没成本是指，当成本已经发生并且无法收回时，这种成本就是沉没成本。如果企业不能通过停业生产与营业来收回固定成本，这种成本在这一段时间内就被称为沉没成本。
沉没成本对企业与个人的经济决策有着很大的影响，它经常会影响人们作出不利于自己的决策。比如公司为了奖励员工一年的努力，在年末的时候发给员工每人一张音乐会门票，位置在前排中间，价值800元。某员工很喜欢听音乐会，所以十分高兴得到这张票。可是在开音乐会的那天突然来了暴风雪，路面积雪严重，所有公共交通工具都暂停使用，但是音乐会照常进行。如果步行，只需要半小时就能到达音乐会举办的地方。但是他觉得这是公司发的票，不值得冒着暴风雪走半小时的路去听，所以就选择不去了。可是同样是这场音乐会，也同样遇上了暴风雪的麻烦。同一个人，因为是自己花了800块钱买的音乐会的票，他却选择了步行去听音乐会。
仔细想一想，前一个人的做法是不理智的。因为公司发的票也是800元，而自己花钱买的也是800元。公司发的票没有花个人的时间，所以不值得冒雪步行半小时去听；而自己买票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和800元钱，所以就一定要去。这种做法是理智的吗？实际上，这样的决策是错误的，至少是很不理性的决策。因为不管自己买票时花了多少时间，都已经花了，而且是绝对不可能收回的了。所以，如果选择去，在两种情况下都去，如果选择不去，就在两种情况下都不去。
之所以出现这种不理性的决策行为，是因为人们受到了沉没成本误区的影响：人们在决定是否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不仅要看这件事情对自己有没有好处，而且也看过去是不是已经在这件事情上面有过投入。这些已经发生的不可以收回的支出，如时间、金钱、精力等都是人们已经付出的沉没成本。
从理性的角度来说，沉没成本是不应该影响我们的决策的。当我们决定是否去听音乐会时，应该站在现在的角度，判断去听音乐会给自己带来的效用是否足以弥补去听音乐会所需付出的成本，比方说冒着狂风暴雨还可能会得感冒等等。如果你认为听音乐给你带来的精神享受超过可能因为狂暴风雪而生病的危险，那么不管音乐会的票是从何而来，你都应该冒着风雪走半小时的路去听音乐会；反之，如果你觉得在这样一个恶劣天气里走路去听音乐会是一种得不偿失的行为，那么你就应该决定不去，这与音乐会门票的来源没有任何关系。一个理性的决策者在做成本收益分析的时候是不应该把沉没成本算在内的，因为过去的不能挽回，既然不能挽回，就不能对现在产生影响，就应该让它过去，在决策时应将其忽略。就音乐会而言，不管是去还是不去，钱都已经花了，不管花多花少，都不应该成为影响人们后来决策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所要考虑的仅仅是听音乐会本身所带来的收益和从现在起去听音乐会所要花费的成本哪个更大。考虑这两个因素之后作出的决定，才是理智的决定。
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与经济行为看似无关的事情，有时也会考虑到沉没成本的问题。比如有人乘船从海上经过，突然刮来一阵风，把他的帽子吹到海里去了。这个人却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仍然低着头看报纸。有人就提醒他说：“先生，您的帽子被风吹到海里去了。”那位先生说：“是呀，我知道帽子被风吹到海里去了。”说完继续看他的报纸。提醒他的人很惊讶地问：“你的帽子可是新买的，据我所知值好几十美元吧？怎么你好像一点也不心疼啊？”那位先生说：“我怎么能不心疼呢？我只是在想，应该怎样省钱再买顶新的。帽子丢了是心疼，可是心疼也不能把帽子找回来，不如想办法再买顶新的好。”这个人也是在无形中运用了将沉没成本不予考虑的思考方式，而另一个人则还在考虑沉没成本。
因此，餐馆老板决定要不要营业，不是考虑其固定成本的多少，因为固定成本在此时已经变成了沉没成本。餐馆老板考虑的是可变成本——增加的食物价格和增加的店员工资。如果可变成本带来的收益大，餐馆就要营业；而如果从顾客得到的收入少到不能弥补餐馆的可变成本，那时老板才会在生意清冷的中午时关门歇业。
5.为什么医药公司更愿意研发治疗富贵病的药而不愿意去开发救人性命的药？
医药公司宁愿花钱研制治疗富贵病的药，也不愿意研制能救人性命的药是因为这些生产者冷血无情吗？他们这样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20世纪末，艾滋病的阴云笼罩了整个非洲大陆。2000年，全球有3300万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其中有2300万人在非洲，平均每天有5500个非洲人死于艾滋病。在现有的死亡率水平下，非洲一些国家15岁左右的男孩预计将有一半会死于艾滋病。其实艾滋病患者只要有药物服用就能延长生命，甚至有的人还能够得到跟正常人一样长的寿命，而不是最终死于艾滋病。从1996~1998年间，抗逆转录酶病毒药物研制成功之后，美国的艾滋病死亡人数下降了70%。但这种成功主要局限于北美和西欧国家。因为每年高达10000~15000美元的药费远远超出了全球绝大多数艾滋病患者的经济承受能力。2000年，联合国前任秘书长科菲·安南发表讲话说：“有人可能会以为，既然找到了更好的药物，艾滋病的危机就将结束了。事实远非如此。对于绝大多数艾滋病人来说，抗逆转录酶病毒药物每年需要支付的费用完全属于另外一个星系。”
很多人因为付不起医药费而早早死于艾滋病，其实并不仅仅是因为艾滋病的药物价格过于高昂。对于一些贫穷的国家来说，一些常见的传染病，如疟疾、昏睡病、黑热病和肺结核等等都是十分严重的疾病，这些疾病每年都要夺去数以百万计人的生命。但是医药公司并不将资金投入到研究这些能救人性命的药物之上，而是将大量的研究资金耗费在对秃顶和阳痿等疾病的药物研究上，甚至连宠物的药物也没有被忽视：有一家公司专门研制出了缓解狗的分居焦虑的抗抑郁药。新药物的研究往往是针对富人们的化妆品，而对穷人的致命疾病却视而不见。治疗热带病的药物在新药品专利中所占的比例只有区区1%，多数制药公司都只专注于研制治疗富贵病的药物。
美国小说家约翰·勒卡里写了一部精彩的小说《忠诚的园丁》，其中讲述了一家重要的医药公司在肯尼亚的生意。小说中的一个人物把自己的主管称为“最不愿意碰到的阴险、狡猾、伪善的商业恶棍”。小说中的药品公司唯利是图，贩卖危险的药品、进行不道德的药物试验、贿赂卫生官员、胁迫科学家，是一家每天都在杀人的无耻的垄断组织。小说里的英雄说：“药品是非洲的丑闻。如果有一样东西可以表明西方国家对遭受苦难的非洲人民的冷酷无情的话，那就是急需药品的极度短缺以及在过去的整整30年里制药公司可耻地索要高价。”约翰·勒卡里对一个采访者说，他是出于“对制药工业的无情、伪善、腐败和贪婪的义愤”而创作的这部小说。
药品公司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它们真的像小说家所说的那样无情、伪善、腐败和贪婪吗？事实上，制药公司之所以这样做是有其经济原因的。无国界医生组织的伯纳德·皮库尔博士说：“对于制药公司来说，推广一种新的减肥药总是要比探索疟疾的新治疗方法能赚取更大利润。当新的疫苗或者药物被开发出来的时候，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实际上是被拒之门外的。”其实无论是艾滋病的药物贵到极点，还是制药公司不愿意花钱研发一些治疗传染病的特效药，其根本原因在于——成本与收益的问题。
在经济行为中，每个人的目的都是要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都是从自己的利益来出发去进行经济活动。所以，在进行投资之前，人们都要先考虑自己的投资能不能在收回成本的前提下获得利润。如果没有利润的收回，根本就不会有人去做这种投资，制药公司当然也是如此。对于研制一些诸如治疗疟疾、昏睡病、黑热病等等传染病的疫苗来说，并没有可观的利润回收，所以制药公司就不可能投入成本。而对于治疗诸如减肥、阳痿、秃头之类的药则有着很大的市场，有极大的利润，所以制药公司更愿意投入这种可以获利的研发。《纽约时报》曾经有这样一个报道：昏睡病能导致病人的死亡，并且会让他们经历一个难以忍受的痛苦时期。在偶然之中，有寻找抗癌药物的研究者发现一种药物具有治疗昏睡病的疗效。这种药物非常成功，它可以把人从致命的昏迷中唤醒，因此在非洲获得了“复活之药”的盛誉。然而，由于无利可图，该药品的专利持有者很快就停止了生产。接着，人们又发现这种药物如果用在面霜里，可以有效地阻止妇女脸部的毛发生长，专利持有者于是又重燃兴趣。作为化妆品的原料，这种药品的生产又重新启动了。因为制造这样的化妆品有利可图，所以就会再重新生产。
忽视昏睡病的研究以及对艾滋病设定高昂的药价，是制药公司对自己所处体制的正常反应：它们根据市场的激励采取相应的行动。公司有义务为股东的利益负责，它们应该投资到预期回报更高的地方。尽管它们拥有的用于研究的资酬良多，但也不是无限的，要把这些资源投向哪里，必须作出选择。法国和德国的制药公司阿文提斯的一位高层主管这样说：“不能否认，我们的业务重点在于高端市场：研制治疗血管病、新陈代谢疾病和抗感染的药物等。但我们所处的产业是一个竞争性的环境，我们的行为要对股东负责。”
一种新的药物的研发创新是一种很重要的决策。如果决策失误极有可能就会把制药公司拖垮。某种一鸣惊人的新药一年就可以为投资者挣回10亿美元，甚至更多，但是这样的回报是来之不易的。该产业的有关研究显示，只有不足1/3的新药可以收回投资成本，因为一种新药从研发到最终上市至少要花费2~5亿美元的投资成本。基于这种情况，任何一家制药公司都不可能会从简单的道德层面去做决定，而必须要以其利益为基础进行考虑。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制药公司不愿意花钱去研究能救人一命的药，却去研究那些治疗富贵病之类的药主要是基于成本与收益的考虑，而不是因为其“无情、伪善、腐败和贪婪”。
6.“多收了三五斗”为什么却没有多赚三五块大洋？
“多收了三五斗”却没有多赚到钱，相反还不如以前了，是因为买卖资本家的价格压制，还是因为外国洋米洋面的冲击？是因为“三座大山”的政治原因，还是有着深层次的经济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