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后的三四十年里，中国经济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型为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央政府作为一个全能主义政府也随之脱胎换骨成为一个高度服务型的政府和懂得经济规律和微观经济运行的政府的过程。政府在高度开放、强调竞争和自由的经济体制中，充分发挥经济规律，让整个国家充满竞争气息和向上提升的动力，同时政府也知道“没有市场万万不能，但市场又不是万能的”的道理，深刻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和市场带来的无序性可能对社会生产产生的摧毁性影响，因此中央政府高度的调节能力和宏观的组织服务能力依然是重要的。
其实，现代化本身要求的就是市场效能、国家效能和管理效能的同时扩大，需要微观经济系统的功能分化和按市场本身的规律运行，同时又需要强有力的国家管理和组织能力来调节市场的无序和盲目性，需要国家具有建设四通八达的基础建设（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现代化的港口、机场、桥梁和现代的物流管理体系）高度的动员能力，需要国家用来改善经济建设和投资环境的高度的组织能力，还需要国家对经济发展、社会政策和生态平衡进行一揽子的协调管理。政府能力必须强大、高效、现代，管理组织水平要得到不断加强扩大，同时市场也要获得充分竞争和活力，其实质就是“强政府和强市场”的双强效能。这个双强效能，在中国改革开放了30多年的今天再回头看，世界上恐怕只有中国是结合得最好的。
后来居上的新兴国家
世界文明演化史上，文明跳跃发展的情形屡见不鲜。15世纪下半叶以后，工业文明冲破了一道道地理屏障，越过国界、洲界，穿过大洋大漠，向着整个欧洲乃至全球迅速扩张，摧枯拉朽般地扫荡、覆盖前工业文明世界。在西欧以外的欧洲部分，在美洲、亚洲，在那些农业文明、原始文明的国家和地区，工业文明浪潮带着殖民主义的血雨腥风蔽天盖地而来，浪峰所至，农业文明顿时崩溃，工业文明的种子以刀剑播下，在血染的土地上生发，在短短的几百年里全世界几乎所有处在农业文明水平、甚至处在原始文明状态的落后国家，先后都走上了文明跃迁的道路，一如过江之鲫。其结果，奇迹发生了！许多文明在过去几千年乃至数万年历史的发展中拉开的巨大差距，居然在短短几百年间被缩小了、被填平了！一些国家（如日本）甚至后来居上，一跃进入世界先进文明之列。“资产阶级，由于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
世界工业化历史表明：“后来居上”是一条规律！后发优势的一个理论依据就是先进文明在工业文明一些阶段获得一种优势、一种能力之后，相应地要失去一些对新优势、新能力的灵活适应性；而恰恰在这方面，落后文明是“一张白纸”，正好画画，它在工业文明一些阶段上落伍，正好使它对更高阶段的新优势、新能力保持了较大适应性和选择余地。后发优势主要包括了3个方面的含义：
拿来优势。俄国著名学者昂·托洛斯基（L.Trosky）有一个观点，即从文化进化角度理解，不发达的文化有着发达文化所缺乏的某种进化潜能。他在《俄国革命史》一书中写道：
“虽然落后国家被迫跟随发达国家，但前者并不是按照相同的秩序去做，历史落伍者的特权——和这种特权的存在——容许甚或迫使自己采取任何地方、任何时期已经完成的发展模式，从而越过整个局间的等级系列。”
尽可能地引植消化外部最先进文明成果，循着最短路线走，免去旷费时日的中间探索过程，径直站到先进者同等水平，而且经过再创造，还可能走到先进者前面。美国产业革命比英国晚了整整半个世纪，但是它通过大胆引进欧洲的先进技术，吸收，创造，一跃而成为取代英国的霸主。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极力利用和发挥拿来优势，成为其迅速崛起的一大秘诀。
选择优势。先进者的文明创造有成功，也有失败；有合理，也有不合理。落后者却可以自由选择，剔除或避开先进者失败的不合理成分，使后来文明创造优化、纯化。
杂交优势。先进者的创造把文明推向新高度、新境界，其中有属于全人类的一般性东西，代表着文明进化的一般道路和方向。同时，也有先进者本身的个性，即由其文明传统及其特殊历史环境等决定的文明个性。落后者善于扬己之长、取人之长，以克服和弥补自己之短，从而获得杂交优势，创造出比先进者更优越的文明。在这方面，日本的企业管理熔欧美之长与日本民族、社会之长于一炉，使得欧美国家的企业反过来要向日本学习。
正像西方赶超古代中国，德国赶超英法，美国赶超德国和欧洲，日本赶超美国一样，从20世纪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后来居上的中国也在不断赶超世界先进国家。既然二战后与中国相差不多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能在短短二三十年里跻身于世界发达和准发达国家和地区行列，又有多少理由断言中国就不能后来居上超过西方发达国家，跃迁成为世界最发达的国家呢？后来居上就好像在竞技场上的赛跑，中国与发达国家虽然有一段很长的距离，中国向前跑，发达国家也在向前跑，如果中国与发达国家的速度相同，或者慢于发达国家，两者之间距离无疑会进一步拉大；而当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持续高于发达国家，而且预测也将表明，未来中国经济还将持续保持在中高速度，中国在赶超法、英、德、日后最终赶超世界最发达国家——美国，已经不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了。一个强有力的事实是，中国的伟大复兴已经被中共“十八大”选举出来的领导者提上了议事日程。
当然，“后发优势”的实现是有条件的，它要求落后程度不能太大。首先，后进国家要有工业发展必要的基本条件，如道路、电力、电信、一定教育程度的劳动力等。其次，要有一定的科技能力，因为即使是引进技术，也要有一个选择、使用、吸收、改进和创新的过程。没有具有这类能力的科技人员（至少具有能够达到这种水平的教育基础性人才），是很难选择出适合于中国本国国情的技术，更不要说在此基础上形成本国科技开发的能力。经验实证表明，世界工业化过程中后来居上的各国和地区，在高速增长阶段的初期都具备了较强的科技能力，德国、美国、日本、亚洲“四小龙”等，无一例外。发展经济学家们在分析中国香港和台湾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创造出的经济高速增长奇迹的经验时，几乎都提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由于政情的突变而从大陆移居该两地的大批科技人才和工商界人才的重要作用。
作为一个后起现代化国家，中国具有诸多后发优势，有一些甚至在以往的后来居上的国家和地区都是无法具备的。例如，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中国从苏联这个第一社会主义大国直接引进了大量适宜的技术、工艺、管理经验、企业组织制度、吸收外资，借鉴其国家现代化的经验与教训，中国少走弯路以避免前车之覆，防止现代化过程中某些副作用和剧烈阵痛，第一次实现了经济的跳跃式发展，从而缩短了工业化与现代化的时间。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日益增强，特别是中国于2001年加入到世界贸易组织后的十多年间，中国又通过全方位开放，参与国际竞争来优化其国内产业结构，从而促进了经济结构向现代化的迅速转变。中国同时也具备了有效利用发达国家先进科学技术和其他经济能力的条件。中国的科研水平和各层次的工业技术水准在发展中国家是最卓著的，可以说在航天技术、核工业技术、微电子技术等高科技领域到各类消费品工业技术等各个层次，中国都有一大批高水平的科技专家和工业基础。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基础设施建设驶入了快速道，不断增强的基础设施有力地支持了现代工业化的快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奉行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等重要国家政策，采取各种形式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到2010年底，中国绝大部分重要的工农业产品产量都跃居世界前列。中国进出口总额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名已由1978年的第32位上升到了2009年的第二位。2006年初中国外汇储备突破8900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2011年中国外汇储备更高达3.2万亿美元。中国的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和专职科技人员之多，堪称发展中国家之最。中国国内市场之大，使得立足于大规模生产方式之上的工业技术不会碰到与市场不相称的难题。所有这一切，都成为中国后来居上的重要的后发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