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30多年里引进的大量国外先进技术与设备也大大缩短了中国各个领域技术装备与世界水平的差距。与此同时，国内在消化利用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的基础上独立研究与开发（R&D）的能力也大大提高，研究与开发投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正在大幅上升，从而逐步形成了一个研究与开发的良性循环。但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准还远远没有在生产中得到普及，生产领域的新技术浪潮尚未形成，许多企业仍在用相对较低的技术进行生产的这一事实说明，中国科学技术尚未大面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这也正好说明了中国经济存在着巨大的科技增长潜力。一旦科学技术在生产领域得到大规模普及和应用，将使中国经济获得巨量增长。
6.拥有世界上最为廉价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据统计，中国的劳动力总量约占世界劳动力总量的30%，不存在苏联和东欧、中东那样限制经济发展的劳动力瓶颈。除了集约化发展以外，中国大量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与日、美、欧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工资水平大约是它们的1/30，是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的1/10。工资费用低廉，产品生产成本也必然很低，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比较优势。目前，除特区、开发区和东南沿海一些主要开放区外，全国整体劳动成本费用低廉优势将长期保持。从世界经济发展来看，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商品交换中也有长期存在的必要性，即使劳动生产率普遍提高了，相对说劳动密集型产品总是需要的。负责全球战略研究的著名摩根·斯丹利公司的一个分析家小组早在1994年时就宣布，中国“将是今后10年最有利可图的投资地方”。中国后来的真实发展证实了摩根·斯丹利的分析是那么的精准。
7.海外华人华侨对祖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持。中国有5500万华侨华人，这一数字与意大利、英国、法国等中等规模人口国家相当。其中，外籍华人3000多万，他们分布在世界各地，大多从事经济和商贸。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积累了大量资本。近几年英国的《经济学家》和中国香港的《亚洲周刊》等曾先后作过这样的分析：“凭着擅长等待时机、深谋远虑和无与伦比的三缘（同族血缘、同乡地缘、同行业缘）网际的精诚合作精神，华商已成为极富活力的经营者，多数在海外经商十分成功。”“华商掌握的资本十分惊人，包括一般小华商在内，至少有流动资本2万亿美元左右，股票资本1.5万亿美元左右，两者相加为3.5万亿美元左右，几乎足以造就一个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
2008年被香港《亚洲周刊》列为实力雄厚的世界前100家最大华人商业财团的资产总值大概在3700亿美元以上，仅投资股票、债券、财政证券就高达800多亿美元。
从分国、分地区来看，美国华人200万，华商兴办的企业5.6万多家，资产总值在1400亿美元，仅投资股票、债券、财政证券就达800亿美元。
欧洲25个主要国家华人120万，华商在金融保险、房地产、超市、计算机、运输、石油、医药、建筑、珠宝、工艺品、餐饮、服装皮革、装备机械等领域的投资逐步升级，总资产超过300亿美元。
加拿大华人50多万，华商从1986年投资购买温哥华“万国博览会”所用土地204英亩开始，滚动式开发写字楼、大型酒楼、商厦、住宅等不动产超过80多亿美元。每年获得5亿美元以上的可观利润，使温哥华由一个沉睡的海湾城市变成一个环太平洋地区的经济中心。
在当今的海外华人中，不仅有大批成就卓越的企业家，而且还有众多科技英才。美国《纽约时报》和《洛杉矶时报》就曾先后这样写道：“美国人越来越清晰地看到，华人的才干与自强不息精神，不仅反映在人所共知的商界，而且在科技与其他领域也有出色的表现”；“有人说美国的财富在犹太人腰包里，智慧在华人的头脑里，这话显然有夸张之处，但却表明美国经济和科技发展到如今这样的先进水平，哪一项都倾注了华人英才的心血。”
目前，在美国有世界一流的科学家12万人，其中华人和华侨就有3万多人，占1/4之强。美国许多大学系主任中，约有1/3为华人所担任，其中尤以任物理、化学、计算机、数学、机械、自动化等系主任居多。美国计算机研究中心的20个部主任中，有13个为华人和华侨担任。
在硅谷大批软件公司中，35%的技术主管和实验室主任为华人所担任。IBM公司11个研究所里的2000多名科研人员中，近半数是华人。
还有美国现代装备工程学会中一半以上的分会执行主席都由华人担任。美国宇宙飞船阿波罗号自1985年实验发射以来，有1400多名华人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参与工作，约占全部技术人员的1/3以上。
受世界经济国际化与区域一体化的双重发展驱动，在变异中传承的“五缘”文化凝聚力的催化下，海外华人华侨在资本、技术、管理和发展经验上对改革开放中的祖国经济腾飞给以了众多的重要支持。据估计，目前中国的外资中80%来自海外华侨，特别是来自香港、台湾、澳门等地区。
支持也是人才技术上的。据活跃于美国华人圈的华裔律师陈雷在2009年3月2日美国全球高科技产业策略研讨会中指出，从近来美国硅谷裁员频仍，而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前往征才盛况却空前等事件观察，全球智慧财产（Intellentual Property，即通常所译的“知识产权”）正净流至中国的趋势不可阻挡。2009年的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赴美国硅谷举行人才招募会，原本仅能容纳500人的会议地点，却涌进了从世界各地回流的3200多名的华裔华人的参与，可谓盛况空前。陈雷认为，目前这波中国旅美科技界人士回流状况，与40年前台湾旅美人才返台工作，造就台积电、联电等高成长的盛况可说是如出一辙。
曾任美国前总统里根的经济咨询委员会首任主席甚至评述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在内的大中华地区是“冷战后世界最重大的改变”，因为这个地区正在为中国成为未来超级大国不断提供着增长的动力。《哈佛商业评论》也在另一个不同场合暗示说“华人联邦”的横空出世。
8.建立了一个在历史任何时期都无可比拟的有凝聚力、有威信的中央政府，获得极强的社会整合能力，具有能有效动员和利用全社会各种资源的能力与力量，从而为中国现代化战略目标服务。在分析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的时候，一个最容易被忽视的因素就是改革开放前留下的制度遗产，这是理解今天社会制度变革的一把重要的钥匙。笔者认为，前改革开放时期（也可称为“毛泽东时代”），给我们留下了重要的制度文化遗产就是一个高效能的强势政府。
西蒙·库兹涅茨（S.Kuznets）在其名著《各国的经济增长》一书中指出：根据众多国家经济增长的经验，“现代经济增长，连同它持续的技术和社会革新及其结构变动的高速度一起，需要一个国家基础来作为公证人，和平疏导变化，并为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承担直接责任，一系列的进一步后果就继之而起”，“主权国家是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成近现代史上中国落后挨打的重要原因是中国社会缺乏组织性和现代管理协调能力，国家能力的薄弱导致了社会呈现低度组织化的状态。无论是晚清政府，还是后来的北洋军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在全社会的组织能力、军事组织能力、财政税收组织能力和工业管理的组织能力方面都非常涣散和薄弱，在面对西方列强，一个GDP虽然庞大、人口众多的古老文明却不断遭到凌辱和侵略，这充分体现了中西两种不同社会组织能力和管理组织能力的社会所产生的国家的“效能差”。由于缺乏组织能力，中国的工业化进程非常缓慢，时断时续。
笔者研究认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高度组织性、纪律性和革命性的政党，其对中国社会的组织程度的改造非常成功，中国从一个涣散的、破碎分割的、弱组织化的“原子社会”迅速转变为一个高度纪律性的、高度组织性的面向现代工业化进程的组织社会。有的人从民主人权的角度批评毛泽东时期的中国是如何落后、专制极权，但是从社会演化角度看，是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真正结束了150年以来中国纷乱和被侵略凌辱的局面，同时结束了中国社会弱组织和无组织能力的一盘散沙的状态，成为一个高度紧密凝固结构的高组织化的社会。中国政府也发展成为一个高效能、高组织的全能主义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