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秋的一天，大庄稼地收得差不多了，我们一帮姑娘给银定家摘棉花，还不到“落作”（下工时）时，村里有人来叫我们赶快回去。我心想着：为什么不摘？棉花又没有摘完？我疑惑不解，主人不让摘就不摘。收拾好棉花，我们背上棉花包就走。一进村，看到可街筒子（满街）都是退下来的兵，有站着睡觉的，有坐着的，还有横躺着竖卧的。我们一群小丫头们穿过人缝才把棉花送到东家家里。等走出来一看，大街上一个兵毛儿也没有了。我心想：出了什么事？一下子人就走得干干净净！大人们众说纷纭：“卢沟桥事变了，部队往南开了。”“日本鬼子占领北平了。”
鬼子进村
当时，日本鬼子顺平汉线（抗日战争时期，北平到汉口的铁路）南下，只是路过我们这儿，也没有占领县城。虽然路过一下，就使我们这儿乱了套。县政府无人上班了，国民党县长跑得无影无踪，什么事也没人管，成了无政府状态。老百姓成了无娘的孩儿，不知会发生什么，心里一点儿底儿都没有。绑票的，砸明火的，劫道的，坏人横行霸道，弄得人心惶惶，社会像一盘散沙，极度混乱。老人们都在街上望风，有什么动静和消息，就在街上大喊一声“有情况”，大家伙就藏起来。我和我嫂不敢出门，在院子南墙根儿的粪堆上往墙上爬着，偷偷向外看街上发生的事情。有时看见骑兵穿得很整齐，戴一个特殊的草帽，我们家乡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军队，也没有见过戴这样的草帽。有时是“靠山王”，杂牌兵，很多人都没有枪，拿着棍子，衣服也是什么颜色的都有。人们总是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有点儿粮食都藏起来，好歹吃两口干粮，喝点儿凉水，随时准备着向外跑。只要有人喊：“日本鬼子来啦！”人们背上小包袱就走。有时人们也是瞎诈唬：“日本鬼子到了孟家蒲村南里，保定到完县的公路上了！”老百姓成了惊弓之鸟，只要听到“鬼子来啦！”就往外跑，有时一天跑几回。日本鬼子到处烧杀抢掠，谁不怕呀！家家都有人在街上望风。有一天夜里，我们村里好多妇女和孩子听说鬼子要来，都跑到苏家町，在我的一个叔伯嫂子的娘家住了一夜。还有一次跟我们当坨的老井嫂跑到南峪村，在她侄女家住了几天。那个年月，乡亲们团结互助，心非常齐，一听到什么消息都互相转告，马上藏起来。
日本鬼子确实来过我们村一次。那是1937年7月7日后，也是那年晚秋时节，我记得是高秆儿庄稼（如棒子、高粱、谷子）都收割完了的一个后半晌，我们村只来了一个鬼子，端着枪，抓到一个乡亲叫王老双，鬼子狠狠地打他，问他村里人都跑到哪里去了，逼他把人找回来。王老双知道，村里人都藏在大道两边的土丘下，高粱秸、玉米秸后边。大秋已过，地里只有红薯、萝卜未收，地里光秃秃的，藏不住人。王老双把鬼子带到村西里大道上一条有二三里地长，路中间走牲口、车辆的护庄稼用地。大道很宽，地势较高，两边是种庄稼的田地，地头都很长。北面地头下有地埝子，最下头是条山沟小道，能走人和驮东西的牲口，不能走车辆，通向峨山村就进山里了。南面土丘下有较大片的荒土岗子，最下边一条小河沟弯到浦阳河上，也是能走人和牲口的小路。我们大伙儿就在大地埝子（土话，是一种土地的形貌）里坐着，周边有土丘儿，高矮不平，爬上土丘就能看得很远。用棍子和棒子秸、秫秸（我们家乡叫高粱杆子）搭成窝棚，窝棚比土丘矮一点儿，外边看着是柴火垛，里面可以坐很多人。没有鬼子来时，都到外面休息，一说有人往这边走来，大伙儿就钻进窝棚。庄稼收了，都靠在土丘两边晒着，那秫秸后边可以藏人。王老双指着宽宽的大道和两边的田地说：“你看这大平原，哪能藏人哪！”鬼子暴跳如雷：“你们村里的人都到哪儿去了？”王老双指着西北边远远的大山说：“都到山里头去了！”鬼子没办法，折磨他半天就走了。村里人都很感激他，称赞他为大好人。
初识八路军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兵变。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起全面进攻，同时也吹响了全中国人民抗日的号角。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全民抗战的通电，号召全国军民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组成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不分男女老幼，地主、富农，只要是抗日的就团结他们，打击极少数死心塌地给日本鬼子干事的汉奸、走狗、卖国贼。
193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出师北上，开赴抗日前线，在平型关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大大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斗志，扩大了共产党、八路军在人民心中的政治影响。后来，聂荣臻元帅率领八路军115师的独立团和骑兵营，协同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建立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1937年冬天，村里住了八路军骑兵营，我们东邻居家也住了兵。八路军不抢不夺，不打老百姓，社会上稍微稳定一些。但是“靠山王”离这儿不足一华里，说来就来。他们向我一个堂叔伯的伯父吕××要五十块现大洋，他家不给，“靠山王”就让老百姓把他们家的东西都抢了，又向抢东西的老百姓宣传说：“共产了！”又听说满城县里的石井村有七路军，也是抗日打鬼子的，真假却不清楚，老百姓只有听天由命。我们家穷，也就不怕他们抢。以后又有老百姓说，八路军骑兵营把“靠山王”和七路军都给收编了。
骑兵营又住在我们村了，村里比以往安生多了，人们也不东躲西藏了。我们家只有两间房，我住一间，哥嫂住一间，我哥经常不在家，天天跟着我们村一个在阎锡山军队当过营长的王老郁受训，王老郁训练村里青年人打鬼子，保家乡。
有一天，天很冷。我和嫂子在屋里对面而坐，并用被子盖着我俩的腿脚。在闲聊时，我们发现有一个当兵的向我们屋里走来。我们心里一点儿辙也没有，正想着该怎么办时，他已经进了屋。因天冷身体本来就有些哆嗦，再加上心里对他产生了一种恐惧，我俩的身体更加抖个不停。只见他进来坐在炕沿儿上说了一些话，但由于心里害怕的原因，并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也没听懂。一会儿他走了，心里的那块石头总算落了地。事后，我们对当兵的印象有些好转。在心里猜想，可能是真的共产党来了吧！要真是共产党，那我们可就盼到救星了。我们县的伍里岗村曾发生过共产党暴动，我们都盼着共产党帮助穷人闹翻身。
参加抗日救国运动
因为闹退婚，我接触了晋察冀边区完县第一区妇女抗日救国会的主任裘廷秀同志和妇救会的干部胡玉占、王学先等，认识了区公所的教育助理员刘先峰同志、区长张春儒同志。后来，抗日政府的工作推行得很快，抗日政府和妇女救国会搬到苏家町村了，魏志侃同志也参加了革命工作。她们都了解点儿我的情况，我敢于反抗包办婚姻，觉得我有点儿斗争精神。她们赞赏我敢闯、敢干，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儿。
我开始跟一个亲戚念了两本半语文书，之后跟村里张宝臣上小学。语文课上得很少；算术很深，我又不懂，也没有兴趣，正发愁没事干。一天下午，魏志侃同志突然来到我家，我把她让进屋坐在炕沿儿上，她笑眯眯地说：“大好事儿！明儿叫你到区妇救会工作了。”我高兴地要跳起来。我们俩又说笑了一阵子，她要走了，我送她到蒲阳河边，目送着她远去。夕阳照在柳树梢上，树梢被镀成了金黄色，像我的心情一样，明亮而飘荡，我第一次发现家乡的风光是这么的美，青山绿水，美不胜收。
飒爽英姿
1938年7月14日，吃过早饭，我让姐姐帮我剪掉了那条又粗又黑的大辫子。心里虽然有点儿舍不得，又一想是出去抗日救国，哪有时间梳它？出去工作心里虽然高兴，但我自己知道吃几碗干饭，斗大的字不识半升，一个土老百姓能不能做好这项工作？我心里很茫然，一点儿底也没有，如果能力不行，再让人家给退回来，这脸可往哪儿搁？只凭自己记性好，什么都是背下来。开始他们批评我“说字话”，老百姓听不懂。我心想：我是在背你们的话。我刚来，还不会把文绉绉的话变成能让老百姓听懂的话。以后，我慢慢地学会把文字变成老百姓能听懂的语言。
1938年8月，组织上把我调到完县第七区妇女抗日救国会工作，到各村组织成立妇女抗日救国会，宣传抗日政策、党的减租减息政策（将原地租占收获量的50％惯例减为25％，叫二五减租，以保障佃农土地使用权）；对于征收军粮，采用了合理负担、多种多出的原则；号召男女平等，提倡妇女解放。我那时年轻，有冲劲儿。每到一个村子宣传时，常常是村长开完头后，我就上台用家乡话、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话讲解交公粮的算法。记得1938年区政府摊派公粮的计划会议整整开了八天八夜。当时说：“国民党旧政府的政策是财主少出、农民多拿，这个方法咱们不能用。”为合理负担，每个干部根据自己管理的村子的富裕程度先估算出数来，供大家讨论，直到大家认为合理为止。土地是农民生存的根本。当时公布了《垦荒暂行条例》，规定：“凡本边区未垦之地，及已垦而连续两年未经耕种者，不论公有私有，一律以荒地论，准许人民无租耕种。”
当时，由于晋察冀边区政府各项法令的贯彻执行，抗日战争也取得了局部性的胜利，大大提高了人民的抗战热情。对于汉奸的浮财，一律没收充公；在比较富裕的地区，召开开明士绅座谈会，采用乐捐、自报公议等方法，鼓励他们自愿捐粮捐衣物。妇救会为军队收购布匹，组织群众免费为部队制作军鞋，号召青年参军抗日。那时，部队的粮食、被服和经费都是地方政府依靠群众解决的。现在回忆起当时人民的抗日热情，仍然非常感动。边区政府刚成立，就有李鼎铭先生把全部家产交给政府支持抗日救国，而他自己却到公共食堂就餐。
过大年
那是1940年春节，经过三年抗日工作，群众都动员起来了，各抗日救国群众团体和民兵、自卫队也组织起来了，打日本鬼子也有了经验，大家都知道团结一心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鬼子保家乡的道理。当时，我是完县（现在叫顺平县）六、八区的妇女抗日救国会主任，我一个人住在北堡南营村。早上起来，我和房东大娘还有她的小孙女高高兴兴地包饺子过大年。包好饺子，走到院子里看着东方天际泛起鱼肚白，一轮红日冉冉升起。但我可爱的家乡、可爱的祖国正在遭受日寇蹂躏，他们欺我百姓、灭我民族，凶残无比，民族仇恨深深地刻在我心里。当时受到党的教育，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害怕，大家常说的话是“脑袋掖在腰带上”，我的说法是“脑袋在手里提着，什么时候需要就撂下”。进屋来，大娘烧开了锅，我端着一箅子饺子正要往锅里倒，这时一个小伙子（村里民兵）慌慌张张跑来报告说：“满城敌人向我们这里走来！”我放下饺子，跑到村东面去看个究竟。顺着村边观察敌人的动静，看看有多少敌人，从哪里来，到哪个方向去。那个年代，日本鬼子屠杀中国人就像踩死个蚂蚁，老百姓听说鬼子来了都东躲西藏，我怕引起恐慌，就没有让老百姓知道。等了好久也没见敌人来，快晌午了，我回去煮饺子吃午饭，让民兵继续侦察。刚烧开锅，正准备下饺子，民兵又进来报告说：“鬼子从满城那边正冲我们村走着。”我又到村边了望敌人，待了好一阵子，老爷儿（太阳）都向西南斜了。这次敌人可真来了，远远看见大队步兵，走在前头的打着日本国旗。当时就我一个区干部住在这村里，我急忙叫民兵通知老乡：敌人从东边向西走，正冲南营村来。我们和满城是邻县，与北堡南营村只隔一条马车道沟。满城县紧挨保定府，他们不得不给敌人拿粮，一般敌人也不来骚扰。
完县（顺平）六、八两区属于八路军的势力范围，是不给敌人纳粮的，老百姓把所有东西都藏起来，人也都跑得远远的，或藏在红薯窖里，或藏在地道里。当时地道虽然比以前进步多了，但还不完善。眼看着敌人正冲南营村走来，离南营村不到一里地了。我想：不能回村了，回去会给村里找麻烦，但我上哪儿躲藏好？想想，我决定上北城村。因为该村一是群众基础好，二是党的力量强大。我抄小道朝东南方向走去，直奔北城村。可没想到敌人没有进南营村，他们也拐弯儿了，向北城村走来。我想：这可糟糕了，把我圈在村里了，再到别的村去已经来不及了。我又想，天这么晚了，敌人不可能每家都查。我走到村边，选了一家住户走进去。旧栅栏门虚掩着，没有关死，也没有大开着，不像很富的人家，我没有惊动老乡。进门一看，南头正冲着栅栏门有一个两间房长的柴火棚子，门口挺大，里头放着秫秸杆子、棒子秸、烂柴火等。有向北的大窗户，四面墙都有墙坨子支撑着屋顶儿。墙坨之间的空当比较大。我琢磨着，如果敌人真进门来，我可以爬上墙坨再跳到别人家去。我靠在一扇窗旁，透过窗棂缝隙，眼睛紧盯着门口儿。这家是倒卷帘的住宅，进门一个小胡同儿，两边是墙，东墙里边是个不算大的院子，有三间北房，院子里放着水桶、水缸、扁担等物品。太阳快落山了，听外面有人喊：“敌人撤了！”我从村东出去，走了十来里地，摸黑回到南营村，这才煮饺子过年。
遇敌
自1939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河北省完县（现顺平县）县城，敌我斗争形势日趋激烈。开始，六、八两区没有女干部，妇女抗日救国会的工作也没有人管，县妇救会就派徐××主任和我到六、八两区作妇女工作。徐××去了一礼拜就回家了，再也不出来搞抗日工作了。于是就剩我一个人，以后又发展了几个当地的女干部和我一起工作。
我们管辖的六、八两区有几十个村庄，分成三种类型：
一是敌占区。如北巷村，敌人在那儿修了炮楼，在炮楼跟前修了公路，直通完县县城。又在公路边挖起大深沟，宽三米，深度比三米还多一些，就是为了不让干部群众过马路。还有王各庄村，是我区管辖的东南角边境地带。村边有座桥，叫王各庄桥，日本鬼子在桥头上修了炮楼，在炮楼旁边同时修公路直通完县县城。小鬼子巡逻队经常在公路上来回转悠，老百姓根本不敢靠近公路，干农活儿也只能在晚上。鬼子白天见有人靠近路边干活儿就开枪，逼得老百姓不敢种谷子，因为谷子要耪三遍，而耪小苗晚上看不见。老百姓只种棒子（玉米）和山药，夜里把种子埋到地里，把山药（薯蓣）秧苗摸黑栽在地里就不管了。收获的时候长多少就收多少，还得提前收，不能等熟透了，如果熟透了鬼子白天就抢走了。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了，我回家看看，家里人给我做山药面饸饹。我说：“怎么吃这个？”她们说：“日本鬼子逼得不敢种地，这还是夜里抢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