聘礼收下了，各种说法也都来了：“闹不是白闹，还是得收下，弄不好，还是叫人家娶了走！”我这些天吃不好，睡不着，活儿也做不下去，街坊邻居、大娘、婶子们也一拨一拨地来，都劝我嫁了。我天天迎送，好言谢绝她们，晚上才能清静下来想想办法。已是三月底了，他们请了河北省完县小城北村的有名的大律师南品三来。晚上，除了大律师还有两三个什么人陪同一起来，哥哥带他们来我家里屋坐着。哥叫我进去坐，我也封建，姑娘家不能让他们随便看。我搬个小凳子坐在外屋答话说：“你们说吧！我听得见！”屋里点着个小小的煤油灯，他并没有直入主题，而是采取说“山”的办法，好像若无其事地讲故事，他慢条斯理地讲起来。首先讲的是一条坎坷难行的路。一个走直路而来，一个走弯路先行进艰难来的就慢些，但总会走到一起来。我说：“哪怕是刀山我也得上，是不会走到一起的。”他停了一会儿，又开始讲另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位少女很有才华，但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有偏见，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才取得一致意见。我仔细听讲，使劲儿记着他的话，寻思着对付他的话，他转弯抹角给我上圈套，叫我钻。我想着：“反正不能顺着你说，就得反着说，大概不会上当。”等他说完了，我说：“谢谢你的好意，我也不懂你说的什么偏见、认识，我也没有才，一个字也不认识。我还是那句老话，我说过的话是不能收回的，亲是退定了！”经过我和南某人谈判，我长了很多见识，也确实从心眼里佩服人家办事的能力，不愧为大律师。
三月二十三的早晨，当坨侄女王先慌里慌张跑到我家，钻到我屋里，小声说：“姑姑，我告诉你说吧，你可别说是我告你的。我听见他们说，给你说的那男人他自个要来找你说。你怎么样？你想不想看看他？”当时我一听就有点儿毛，我又问她谁给她说的。她说：“这我不能说。”“你说的是真话？”“姑姑，我哪会子骗过你？”当时，我内心深处确实被震撼了，但还是要把持住自己。我已决心退婚，也不会和他自由恋爱，我还是很封建的。所以，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不见！”我退婚这件事已闹得满城风雨，三里五乡全知道了。我自己都觉得不好见人了，他们家可能也觉得挺丢面子的，祖宗的颜面都丢尽了，可能已被人指着脊梁骨骂娘了。我们村三里多以外有个五郎村，有对好夫妻是自由恋爱结婚，两口子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是非常美满的姻缘，被十里八乡传颂。哪个姑娘不希望嫁个好女婿，我也想嫁个如意郎君，有吃有穿，丈夫不打骂就心满意足了，但在那个社会这是我不敢想的。我又不像五郎村的好夫妻都有文化，我是个土老百姓、文盲，若自己相女婿，不让人说“疯了”才怪呢。那种社会又不能要求婆婆像疼女儿一样疼儿媳妇儿，嫁男人是靠男人吃饭，社会上流传着：“嫁个汉，吃饱饭！嫁个人，穿条裙。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妇女们自己都轻视自己，好像自己没有手、脚，全得靠男人。我由于从小跟着母亲东奔西走，养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反抗精神，也见过些世面，觉得女人不靠男人也能养活自己，女人也能自立。我难道非靠人养活、非受人辖管、非受人家的气吗？受了气还不能争辩、不能反抗，我受不了。
若是我和他见面，看他什么都好，难道还真嫁他吗？说了不嫁，又嫁给人家，一辈子落下话把儿。看一眼能知道他的人品好坏吗？他为了挽回面子，当时什么都可以答应，若过了门再变卦，后悔可就晚了。我反复思考后说：“他来干什么？想骗我嫁他，别白日做梦！现在还没到自由结婚的时代，我们也不配做这种人，我不见！一百个不见！”我当时也没把自己看得很高，思想还是很落后，就是一个心思：不嫁人！
当时，我叔伯二姨还有一个舅都在我家里。他们告诉我：“人家说了，你要什么给什么，你什么都不要？不要也白不要，反正你是人家的人了，到时候人家就来抬你。你不去，除非你死了、跑了，否则非娶你不可。”男方脸面上挂不住了，放出话来，还挺强硬的。我虽表面上还强硬，但心里着实害怕，要快点儿想个办法才是，千万不能像我们村的大九姐那样。大九姐也是不想出嫁，什么也不要，硬顶着不嫁。出嫁那天头没梳、脸没洗，但硬是被人家背上轿了。陪送也是别人给做的，闹得很不愉快，脸面也丢尽了，可还是嫁过去了，我可不能像她。我也来个强硬的，我说：“他敢！他也不打听打听，我姓吕的不是好惹的，他别妄想！请你转告他，我没做见不得人的事，我既不死也不跑，他逼死人该当何罪！想把我逼跑长他们家的脸，丢我家人、丢我妈的脸，别想！没有便宜给他占！”有人还说，他是村里动员会的除奸委员。我说：“威胁、利诱、欺骗什么都用上了都没有作用，除奸委员会委员又怎样？我又不是汉奸！也没有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与我何干？我不怕，他不能以官谋私、官报私仇！不要拿这个吓唬人。”
当时我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心急火燎，怎么办？可不能掉以轻心。我一方面催二哥赶紧退钱，解除婚约；另一方面到处打听妇女抗日救国会在哪里，抗日政府在什么地方。
因为八路军收编了当地的“靠山王”、“七路军”，动乱的社会稍有平息，我们这一带就是共产党的管辖区域了。大恩村等地是日本鬼子经常去的地方，一天不知要来几次，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只能在晚上进行。我没办法，只好求助妇女抗日救国会，知道她们能为妇女说话、做主。最后，打听到塔山坡村有抗日政府在。那时候我可遭难了，出村往哪儿走也不知道，塔山坡村离我们家十五华里，我也没去过，只记得妈妈说那个村有我一个表姨。我到处打听，求个亲戚答应带我去我才放心。时间越来越紧迫了，我还是早做准备。
塔山坡村
时间流逝得那么快，转眼间已是阴历三月底了。我跟着一位亲戚去塔山坡村，我默默地走着，过了牛家蒲、苏家町，一出长庄村，他就指着那高高矗立着的山塔给我看：“塔山坡村快到了。”我的心豁然亮了，晴朗的天空高挂着太阳，照得大地暖洋洋的，一垅、一垅的麦苗绿了、长高了，踏着路边的小草，软绵绵的，我们直奔塔山坡村而来。
小时候听大人们说，完县八大家、吴村陈家、腰山王家、西韩童谭家、塔山坡解家等都是过去我们县有名的财主。这山村和我们村子可大不一样，村子是建在山坡上，街道都是石头铺的，而且一层比一层高，有的地方进一个家门也得上好几个台阶。台阶很干净，没有浮土，不像我们村，一到春天路上的浮土没过脚面。
终于找到了设在解家的晋察冀边区完县第一区妇女抗日救国会。在门口一看，塔山坡村解家真不寻常，黑油漆大门有点儿旧了，门两旁各有一个青石头，刻着花纹的小狮子磨得有点儿亮。进了院，西房为主房，高大威武，一律是石头到底的大瓦房。清堂瓦舍，漂亮极了，我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建筑。接待我们的是房东解宝祥的母亲，待人热情，干净利索，一双小脚，很周正，面庞也白净。她把我们请到南屋，介绍说妇救会裘主任和她儿媳妇儿魏志侃住在这里，一头是另外两名妇救会干部住、中间屋是方桌，里边放着长条案。里屋有梳妆台、穿衣镜，一律都是紫红色的硬木家具。这些我都无心观赏，急着找主任，一听说裘主任不在家，妇救会干部都下乡去了，我心里一下就凉了半截儿。我又急又难过，心想：我怎么这么命苦，好不容易找到这儿来，人不在可怎么办？我着急地说：“妇救会人不在，还有什么人能管？”她很同情我的遭遇，叫宝祥到区公所看看谁在家。一会儿就来了一个人，我赶快站起来了，房东介绍说：“这位是区公所的教育助理员刘先峰同志。”他是一位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细高个，瘦瘦的脸，高鼻梁，品貌端正，秀气、稳重，是个有教养的人。
他一进屋就坐在我们对面的椅子上，我当时只顾诉说我的事情如何急，生怕他不管。听完了我的诉说，他慢条斯理地和我讲了许多话。他劝我不要着急：“妇救会解决不了还有抗日政府，抬人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尊重妇女的自主权，一定会帮助你处理好。”听了他的话，我心里亮堂了、踏实了。他还和我讲了许多抗日救国的大道理，什么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男女平等、妇女要接受教育，等等。当时我想，这些名词儿真新鲜，我从来也没有听说过，这和退婚有什么关系？不过我觉得他讲得很在理儿，我很爱听，有些话说到我心坎上，很对我的口味。我使劲记住他讲的每一句话，但我仍担心的是，他能一下子把婚约解除了吗？这是我要的结果。他一再劝我说要学文化，强调学习的重要性，说只要有文化才能求得妇女的解放和自身的权力。我心里暗暗地想：我十六七岁了，又没有人教我，还能学会识字？我觉得有点儿悬乎，心想：这是不可能的事，我们村里那些学生，学四年还什么都不会哩！我们街坊有一个哥哥外号叫傻老三，他只会写“十”、“大”、“小”几个字。我那时候只认识“吕”字和我爸爸的名字，我什么时候能学会呀！我想肯定不行，虽然觉得我比老三哥聪明些，可人家从小学习了四年……经过再三思考，我告诉他说：“我不行，都这么大年纪了还没有拿过笔，我哪年才能学会呢？”他又说：“十七岁年纪不算大，咱们现在不要求使毛笔，先用铅笔，以后再用钢笔，不要自己轻视自己，只要自己努力学习就能学会。现在国难当头，很需要人，在我们这里工作的也有不识字的同志，但只要努力学习，有工作能力是有发展前途的，千万不要灰心，一定要努力学习，为国家出力。”门帘一掀，进来一位庄稼汉打扮的人，刘先生忙起来介绍说：“这是咱区长张春儒同志。”张区长很和气，进来忙说：“大家坐吧，有什么事情就说说吧！”刘先生介绍了我的情况和要求。我上下打量着这位领导人，当时看像是已有三十岁了，个子不高，体格结实，五官端正，满脸胡须，长长的头发早该理了。那是战争年代，人们都无暇顾及形象，他不修边服，看着好像四十岁的人。因为他是区长，也可能是怕人家说“嘴上无毛，办事不牢”才有意这样打扮，更显老成持重。其实，他们都是热血青年，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誓死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后来才知道，我们区委书记大权也是这样，他只有二十三岁，有人问他岁数，他都回答三十多岁了。
张区长首先表示：“包办婚姻我们是不赞成的，双方同意我们也不干涉，一方不同意可调解，调解无效可以经政府解除婚约。我们尊重女权，要解放所有被压迫的妇女。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他人不得干涉。妇女也要自重，妇女要自己起来解救自己，不能再像旧社会，顺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现在要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等妇救会裘主任回来我一定把你的事情详细告诉她，尽早去调解。我也告诉村政府，说服男方同意解除婚约就是了，不能随便抬人。虽然组织了妇女抗日救国会，但还没有到你们村开展工作，那里既然发生了问题，我们得专程去一趟，一定帮助你处理好。”
当时，共产党的工作还在一步步地进行，工作尚没有开展到我们村。区长一再说：“我们是妇女的解放者，你就放心回家去吧，不会发生什么意外的事情。”我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高兴地回家了。过了两天，我们刚吃过早饭，完县第一区妇女抗日救国会的主任裘廷秀同志带着两个妇救会的干部来到我家，她们一个叫胡玉占，一个叫石素琴。裘主任年纪轻轻，高个子，浓眉大眼，脸红红的，可能是成天忙工作东奔西跑被太阳晒的吧！看样子还不到二十岁，但一脸稳重、慈善、有主见的样子。我真是高兴，我的事可有盼头了。她耐心地听我说完，也给我介绍了男方的一些情况，并说：“一个家庭要和睦相处、互相爱护、团结抗战，但也不勉强你和他的婚姻，我们还是尊重你的意见。”我说：“谢谢裘主任为我做了这么多事情，但我还不想结婚，我没有这个思想准备。无论他多好，是不是参加抗日工作的，我就是不结婚，也不想耽误人家。我的决心已下，我是不会改变的。”裘主任表示，她们会按我的意见和要求做工作，并讲了许多革命道理，和张区长讲得一样好，都说到我的心坎上了。我退了婚约，乡亲们感到很新奇，觉得世道变了，姑娘家不想结婚是能够退掉的，现在的政府能给柔弱的小姑娘做主了，真好！也有人觉得我不对，说定了的婚事还给弄黄了，觉的好像大逆不道，违反了祖宗的规矩。我一身轻松，能睡安稳觉了，管他们说什么，由他们说去吧！我感谢妇救会的干部，感谢抗日政府。
后来，抗日政府的工作推行得很快。不久，完县第一妇女救国会搬到了苏家町村，魏志侃同志也参加了革命工作，当了干部。裘主任她们了解点儿我的情况，就派人找我到区妇救会工作。由于当时我敢于反抗包办婚姻，已闹得在附近的几个村子出了名儿，所以觉得我有斗争精神，能够干好革命工作。但是她们也没把握，不知道我能不能适应工作。我知道后非常高兴，就去告诉姐姐，姐姐帮我把辫子剪了，这是我下决心参加革命工作的第一步。从此，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哥哥也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我感谢党，把我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苦孩子引上了革命的道路，为抗日救国、为祖国的解放、为广大劳动人民的幸福生活而努力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