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的夏末，地里的活儿都干完了，只等个把月就收庄稼了。这段时间叫“挂锄板儿”，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我们家里没有一粒粮，也没有人家雇人干活儿，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父亲走了，母亲成了一家之长，千斤重担压在母亲身上。母亲是个三寸金莲的小脚女人，记事时拿裁尺量我妈妈的陪嫁鞋，也叫“省穿鞋”，不多不少整三寸。我好惊讶，当时是怎么穿的？在娘家也没有下过地，只是跟着姥姥学得一手好针线活儿。我们家又是旗人，规矩挺大的，母亲没有事从不出门，只管操持家务、做针线活儿、抚养儿女，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她连村里的人也认识不了几个，更不了解当时村里的情况，怎么办呢？母亲成天愁得紧锁双眉，一筹莫展。有时气得说：你爸爸这个败家子，把地都弄光了，自己躲干净去了，留下一大家子人喝西北风呀！
愁归愁，恨归恨，看着自己生养的四个儿女，又不能让他们等着饿死，得活下去呀！她把虚岁十四岁的大哥、虚岁十岁的二哥都叫来商量日子怎么过，怎么活下去。母亲想把庄窠（住房）卖了，换几亩地来种。哥儿俩不同意，情愿外出做长工也不能卖庄窠。母亲觉得两个儿子年纪还小，外出做工不放心，可也没别的法子，只好忍痛先叫他们试试。
母亲给大哥找了在西韩童村谭魁武家帮助做饭（人家叫他贴灶的）。一个只有十三周岁的孩子，早早起来点火烧一大锅水，柴火都是柏树枝子，有时很湿。好不容易把火弄着了，先烧着水，接着剁搅疙瘩的菜，切咸菜，等水开了再下米，直到“大做饭的”起来搅疙瘩，饭熟了再把饭装在桶里。大哥早晨要送二十多个人的饭，一头是一大桶水饭（家乡叫水筲），另一头是一个大篮子，里头装上碗、筷子、咸菜（就早饭吃的菜）、疙瘩（一种早饭的主食）等。他个子小，挑不起担子，两头都蹭着地皮，艰难地把饭送到地里。1987年，我到西韩童村找了几位上年纪的人问我大哥当时的情况，他们都很热情，纷纷说：“吕东方啊，知道知道。是毡房里掌柜的赵老镇介绍来的，有点面子，没有挨过打。”“那孩子挺老实，干活不大说话。”“谭魁武家是大财主，号称城东第一家。在他家干活不容易，管事的好历害，打伙计，动不动拿鞭子抽！”二哥当时只有九周岁，找了我们斜对门赵老国家，说定一年十块钱，当“小做活儿”（小工）的，喂猪、狗，打扫院子，烧火，还到村外放猪，一天到晚不识闲儿（不能闲一会）。兄弟俩总算有碗饭吃。
为解燃眉之急，妈妈把三间住房当出去，留半间小耳房放家中的杂物，我们全家搬到奶奶和四伯父住的院子里一间关牲口的小东屋里，原来是牲口棚，不用付房钱。这是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又低又暗的房间，有个一尺见方的小窗户，只能射进一点儿阳光。屋门由于年久失修，门板的下角都磨成半圆形了，门上边能合拢，也能拴上门，门下角和门框、门槛形成一个三角形的洞，冬天西北风迎门往里灌，下雪时，门里面积了厚厚的一层雪，屋里跟冰窖一样冷；夏天太阳西晒，热得跟蒸笼一样。我们家乡有句俗话：有钱不盖东南房。东房是最不好的，冬天冷，夏天热，但这间房使我们有个栖身之所，没有露宿街头。这也是奶奶和四伯父对我们孤儿寡母的一点儿仁慈之心。
艰难岁月
用当房的钱买下必需的粮食，又用十块钱买了一台织布机和线。这是因为母亲既要考虑我们眼前的困境，又要为我们的长远生活着想。妈对我和姐姐说：“粮食省着点儿吃，多掺些野菜、树叶、红薯叶子，能吃个多半饱就行了。”还要留下些钱做本钱，冬天东才（我二哥）无事做时，可卖包子、豆腐、煎饼，等赚了钱再买冬天的口粮。织布机有大小工夫（空闲时）时，就织些布卖。为了活命，我妈托人找做针线活儿的雇主。妈妈的针线活儿做得好在全村是有名的，村里只要有人雇做针线活儿的都先请我妈。从此，妈妈天天外出做日工，两个哥哥做长工、短工，他们在外面吃饭。
我和姐姐在家，白天姐姐带我去拾柴火、挖野菜，回家后姐姐还要洗衣服、扫地、收拾屋子，做我们俩的饭。我和姐姐用未脱壳的小米（就是谷子）磨成面，叫谷末子，加上我们捋的树叶、野菜或红薯叶煮成菜白粥，就叫谷末白粥，只够我们俩吃个大半饱。那时姐姐实足年龄也只有十一岁，就承担了全部家务活儿，当起了管家。
开始两年，姐姐还和我一起到外面去拾柴火等，到了十四岁，家里人就说姑娘大了，不能抛头露面了，只能在家中干活儿，外面的活儿都由我去干。姐姐还要帮助妈妈织布、纺线，做些简单的针线活儿。
全家人拼命干活儿也只能过上半饥半饱的日子。我很小的时候就拾柴、挖野菜、洗衣裳、纺线，做很多家务活，家里人还说我是吃闲饭的，我当时真有点儿想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