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走后第二年，我们仍旧住在四伯父家的小东屋。这一年的冬天，天寒地冻，一连几天都下着大雪。外地刨树的也不能来，没有活儿干，在屋里待着总感觉饿，如果跑出去拾些柴火会好一点。外面的雪随着风飘进我们屋里，靠门口的地方堆积了一片厚厚的雪。外面天阴沉沉的，天连雪，雪连天，天和地都分不出来了。二哥在外面卖东西还没有回来，妈妈和姐姐在炕上做着针线活儿，小屋里鸦雀无声的，只有妈妈、姐姐缝衣服拉线的声音，听惯了也有几分悦耳。妈妈脸上的皱纹更深了，一边加速缝着，一边好像在沉思着什么，脸上的表情像凝固了似的。屋里昏暗暗的，还不如院子亮。我冷得直哆嗦，上牙打着下牙，肚子里空空的，咕噜咕噜地叫着。家里没有一粒粮食，我也不知道几顿没有吃饭了，饿得实在难受。我跟妈妈说：“我饿得慌，家里什么吃的都没有了，我们去要饭吧？不然我们借点儿钱去买米吧。”妈苦笑一声说：“我可不去要，也不借。”我鼓足了勇气说：“你不去，我去要！”好像英雄豪杰似的下了很大的决心，拿了一个烧火棍，提起一个小洋铁筒，挺着胸走出屋门，走到院门口就站住了，又像撒了气的皮球一样没有气了。心想要饭就得张口叫：“老太太、老太爷，行行好吧！给点吃的……”得说一大串好听话，怎么说呢？我说不出口，又要低三下四的，有钱人家若放出狗来怎么办？站在门口，风嗖嗖地刮着，雪花吹到脸上，凉飕飕像刀割一样疼，脸和手都冻得紫红紫红的，头脑清醒了许多，只好又耷拉着脑袋有气无力地回到母亲身边。母亲和姐姐一样饿，因为她们是大人，懂事，饿了也不肯说。她们看着我，都心疼我，平时什么都让着我，光让我吃饱，今儿没法子了，什么都没有了。母亲一边手里做着活儿，一边慢慢地跟我说：“咱们是穷人，今儿没吃的，今儿就不吃，明儿有了再吃。今儿若是借了，吃了不饿，明儿拿什么还人家？钱是不能白借的，借钱吃饭，这年头儿驴打滚的利钱，咱们是还不起的。借了钱就等于被人戴上笼套了，到那时还不了钱可由不得你了，人家有了把柄，要怎么处置你就怎么处置你，到时候后悔也迟了……”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妈妈是记住了父亲借债的教训，因此她一想到借债就心有余悸。妈妈见我不说话，又说：“为咱们穷人争口气，绝不干那没骨气的勾当。我若没有进项还人家，就绝不会借人家的钱，要凭我们的两只手活下去。”因为我老说冷，妈就讲故事哄我开心，给我讲了“秃鹫叫”的故事：秃鹫（猫头鹰）顶懒了，天天早晨起来叫：“天黑打窝（搭窝）！天黑打窝！”到天黑还没搭窝，早上冷得无奈地叫：“得过！且过！老爷儿（太阳）出来晒晒我！得过！且过！老爷儿出来晒晒我！”我们大笑起来，也不喊冷喊饿了。
那年可能是闰二月，春天长，妈妈说：“穷汉赶上闰月年，咱们穷人，没活头。”一般庄户人家也都说：“大春天，怎么活？”这时候打短工还早，由于战乱，老百姓也穷了，雇人做针线活儿的也少，只有过年过节时有一点活儿。大哥有时候送不来钱，二哥卖小零食也挣不了几个钱，我们家常常断顿，不开锅。妈妈讲：“我们不能闲着，再不干活儿，我们就得把嗓子眼扎起来了。”这时节纺线赚钱少，纺一两线才能赚一百钱左右，若在三月份卖一两线能赚三百钱左右。可是实在没有办法，赚钱少也得干。我们搬来三辆纺车，娘儿仨一起纺线，五天能纺一斤半线，逢集妈就拿着线到集上去卖。那时实行十六两秤，卖得好能赚两吊钱，有时都不赚钱。当时四吊钱一斗小米，两吊钱还买不到一斗米，四口人连吃饭都不够。所以常常是大眼瞪小眼干着急，没有办法。妈怕把我饿坏了，就想着把我送给生活好一点儿又无儿无女的人家，我们家乡叫“给人家养活”。妈对介绍人说：“人家待我家女儿好，就送给她们；若待我女儿不好，就要回来。要给女儿想一条生路，我饿死也不能要人家钱，饿死，我们还死在一堆。”现在的年轻人不能体会什么叫“饥饿”，而在我的童年，饥饿像影子一样时刻伴随着我。
我记得父亲出走不久，第二年春天，我大概有五岁或者不到五岁，刚搬进四伯父的牲口棚里。虽然年纪小，但是看见的事都印在脑子里，至今不能忘怀。刚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一个不大的院子，有一明两暗的三间土坯北房，一进门左手是锅台，上边放着铲子、炊帚等物，中间靠着北墙的高桌子和凹进去的土坷台连在一起，土坷台上放着神主牌位，桌子上有些用具。右手一间挂着又破又小的门帘，里边仿佛有囤，可能是存放粮食的，我没有进去过。左手这间屋里从东到西一长条南炕，是我们三个人睡觉的地方；北面是一高一低的两个柜子，高柜子上挂着一条长手巾，是用来擦脸的。靠西墙根儿摆着一张桌子，上边放着镜子、梳头匣子，桌子旁边撂个长方形的小木头凳子。
小院里西南角猪圈旁边有个鸡窝，东南角是院门，门上黑油漆都脱落了，门旁边有一棵枣树和一棵槐树，出小门有个大院，穿过院子可以通到大街上。这家的男人四十多岁，看上去挺结实，黑黑的长方脸，高鼻梁，待人和气，不大讲话，穿一身紫花的粗布衣裳。他很勤劳，吃了饭就下地干活儿，回来就扫院子、喂牲口，没事儿拿个烟袋抽旱烟。女人和他差不多年纪，也那样黑，三角眼，高额头，大嘴岔儿，梳个麻艺纂儿，一双小脚走路挺利索，见面带笑。我刚见她觉得面熟，但想不起来在什么地方见过，也想不起她是谁。我正在看鸡玩，她叫：“丫头！过来给我烧火。”她没叫我名字，我没理她，但看看院子里没别人，心想可能是叫我吧。她不高兴了，气势汹汹地走过来，把我拉到灶火坑前说：“我不是叫你烧火吗？”我心里不高兴地想：我有名字！那以后她都叫我“丫头”，我给她烧火、洗碗、扫地、喂鸡，有时喂喂猪，就是用瓢在泔水缸里舀一瓢倒进猪食槽里，有时还让我上街打醋、买油、买盐等。在街上的小杂货铺子买东西时，时常听人家议论高五家（我现在住的人家）：“这是高五家要来的小姑娘？跟这刁娘们儿享不了福……”也有说刻薄话的：“她那狼心狗肺的人，有丫头垫圈也不给她……”这些话我都记在心里。有一天，来了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背着一个小孩子跟我玩，让我喊那个女人“妈”。我心里想：“我妈在我家里，凭什么让我叫她‘妈’？她属于哪道儿的？刁钻古怪的人，笑里藏刀的黑老婆子，休想让我叫她‘妈’。”我不想理睬她，也从来不和他们任何人讲话。过了十天左右，她带我出门，她在前头走，我在后面跟着，走了一会儿就到大寺坡前了。我认识路，这儿离我们家很近，过了大水坑就进村到了吕老同家。我马上记起来了，这女人是吕老同的妹子。我们是同姓人，但不是一家，他们不是旗人。天快黑了，她要带我回去，刚走出门，我就不走了。她们两个女人拉我，我拼命往后稍，她们两个小脚女人自己走路还前走走后倒倒的，更拉不动我。她们知道我认出村子了，想回家。这时有过路的乡亲们说情：“已来村里了，就叫这孩子回家看看，再走也无妨。”她们只好松了手，我撒腿就往家里跑，一溜烟地跑回了家，一头扑到妈妈怀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一声也哭不出来，妈和姐姐都哽咽着。我心想：可到家了，我再也不跟她们走了，她们拿我当使唤丫头。母亲不管心里多么难过也只是忍着，有泪都往肚里咽，从来不当着孩子们的面哭。她也舍不得把自己的亲骨肉送人，可现在万般无奈，又不能眼看着孩子饿死。我到家没一会儿，高五老伴儿也来了，让我跟她回家。母亲面带着笑容哄着我跟高家人回去。我不哭，也不说话，就是死不回去。姐姐怕那个女人揪我走，让我坐在她和纺车中间（家乡叫纺车怀里），姐姐坐着纺线。由于前面有纺车挡着，她们拉不走我，当天就留在家里了。我跟妈和姐姐说：“她嫌我不叫她妈，就找我的碴儿，地扫不干净啦，碗洗不干净啦，没有喂鸡啦，鸡下蛋少啦，整天哭丧着脸，说我：‘妈也不叫一声，白养着吃闲饭……’挑剔个没完。”我还把村里人怎么说她的坏话也告诉了妈妈和姐姐。妈妈劝我：“忍着点吧，咱们家没饭吃，老这样下去会饿死的！你上她家去有饭吃，有时间你可以回来看看妈和姐姐，若是真饿死了，谁也见不着谁了。要是有一点办法，妈也不忍心把你送人，你好生在那儿住下去，只当是孝敬妈了。咱们都说给人家了，不能说话不算数，咱不能不讲理。”我听了也不敢跟妈说太多，知道母亲不让犟嘴的，就求姐姐时常提醒妈到高家蒲去打听打听，她们待我好不好，我是不愿在她们家待下去的。姐姐对妈讲：“今儿天都黑了，明儿再叫她回去吧。”当天我就留在了家里。
一觉醒来，怎么又在高家了？我心里着实恨高家人，也恼妈妈不该夜里叫她们把我弄回来。那女人一到吃饭就数落我，嫌我想家，不好好干活儿，说得我生气吃不下饭。以后她经常故意在我吃饭时说这些话，让我不吃饭、少吃饭。我想我不能在这儿待了，要想办法逃回家去。虽然我过去外出干活儿跑遍了村西边，但没有去过村东边，我只是在旧历新年招呼一群女孩到大寺里玩过。出了村东口过一个大水坑，就是大寺的西坡头儿，往上爬，顶上是一个很大的平台。到了夏秋天，这里就是雇人的市场。需要雇人耪地、秋收的都到这儿来雇临时工，就是“雇人的”和“被雇的人”的自由交易场所。常听二哥说“明儿早点上市找活干”，指的就是在这里。
我们村的大寺可有名了，又名铃铛寺，十里八乡的人都知道。第一道山门的围墙全是大红色的，高台阶，高门槛（我们家乡叫“门限”），也是红油漆的。因年久失修，已经磨得红白斑驳。跨入第一进大厅，两边是四大天王，我认识一个白脸的是管打闪的，还有托塔李天王。第二进大厅两侧是哼哈二将。出门有一条路，高出地面二三尺，东西两面有钟、鼓楼，走到佛殿前，有用鹅卵石铺就的一片大平台。大殿前左右摆放着一对高大的铜狮子，威武雄壮，旁边还放了数个大铜缸，里面盛满了水，以防失火。孩子们常在院子里玩捉迷藏，抬头往上看是高大壮观的大雄宝殿，太阳照在雕漆画廊上，反射出五彩光芒，犹如仙境般绚丽夺目。屋檐的每一个小橼头上都挂着一个铜铃铛，里面圆圆的小槌随风摇晃，撞击着发出清脆悦耳的铃声，欢快的“叮啷”“叮啷”声此起彼伏，好听极了。迈过宽大的门限，正中央端坐着慈祥的释迦牟尼金像，高大壮观。
妈妈劝我回高家
村里人传说它的心是真金做的。我看见佛的后背有一个大窟窿，有人蹬着这个窟窿爬到佛身上扫土、擦灰。它身后有一个用铜片编织的圆形雕花图，和佛台同宽，从房顶垂下，上面有金鸱老雕，金碧辉煌。屋顶由蓝色方格组成，每一格是一种花。东西两边是形态各异的十八罗汉，背后墙壁上还画有各种各样的仙人在云间飞舞，色彩鲜艳。出后门有一个倒座观音，比大佛小了许多，也没有金鸱老雕。
我越想越觉得心里有底儿，知道这儿离我们家不远。一天后半晌，高家女主人还没回来做饭，我看东墙上老爷儿照得挺亮，阴影还没上墙。离天黑还有好一会儿，这儿离我们村只有一里地，天黑就能跑到家。我就抓紧时间逃了出来，顺着后沟往西跑。我心里高兴极了，一溜烟跑到大寺坡头上，可是连一个人也没看见。也许是我太高兴了没注意看人，但心里有点儿害怕，因为过去听大人们讲大寺后沟有狼。当地的人们说：老爷儿高山，狼儿撒欢，老爷儿没，狼儿过（意思是说太阳落在高山后，狼开始出来寻食吃人了）。还听说我们村西头有魔，村东头下道里有鬼，天黑就出来抓小孩。我不停地跑，心想：快跑，赶在太阳下山前跑到村头。心里急，一口气跑到正国庙前才一块石头落了地。到了我们村东头了，我可不怕了，一会儿就可以看到妈妈和姐姐了。站在庙前喘了口气，看看街道、房子、枣树、榆树……一切都那么可爱可亲，终于回到自己的村子、回到自己的家了。后来才知道，我妈赶孟家蒲集时遇到高家蒲村人，打听高五家待我好不好，他们村里人都说她们心地不善良，还跟别人说我跟她们不一心，不想要我了。这次我回来就没有再去高家了，他们家也没再来要人。
这件事之后，乡亲们才知道我们家是真穷，把女儿都送人了。原来人家看我们家的人出门都穿戴得整齐干净，还以为我们有点儿积蓄呢。其实，我们的衣裳全是妈妈陪嫁的衣裳改的，姐姐、哥哥们穿小了，不能穿了才轮到我穿。后来姐姐出嫁陪送的几件衣裳也是妈妈的衣裳改的。妈妈勤快爱干净，我们穿的衣裳脏了就洗，破了就补，补衣的补丁都是颜色相近的布，破的窟窿大了，就采取挖补的办法补得整整齐齐，我们从来没像叫花子一样穿得破破烂烂、脏兮兮的。
回到家真好，再苦再累、再没饭吃，能跟妈妈和亲人在一起也是幸福的。这件事让我终生难忘。
我被送人的事很快就在村里传开了，说什么的都有。有人对我妈说：“你送人还不如送到北京学戏，孩子长得又好，又聪明，学会了戏挣钱多。”我们家乡在正月里各村都“闹玩艺”，多数村里都有寸跷，也有高跷和武术。我们村里有也寸跷，都是男孩子扮演的。我们一帮子的小丫头们挤到里边去看，去听他们唱。我把词都记住了，回到家也不点灯，摸着黑唱得起劲。妈见我唱得有来有去的，说起学戏的事，她真动了一下心，转念又想：不行，离家这么远，谁知道人家叫她干什么去了？这事绝不能干。那时候人们对戏子的印象不好，不像现在称为艺术人才，所以也没有把我送去戏班子。
还有人劝说，把她送人还不如找个人家“童养”着去：“咱们村里发童养媳，你看你们二嫂（指我远房二伯母），四个儿子现在都有出息，有一百六十多亩地种着，牲口、车辆都有，日子过得多好，多舒坦。咱们胡同底的老安嫂现在种着一顷多地，使着两套车，有三房儿媳妇，她不也是童养媳吗？”我妈坚定地谢绝说：“穷死，我女儿也不当童养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