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泽民与张闻天直到7月份才去了日本，他们进了一所专教中国人学习日语的日本语学校。沈泽民学习之余，常给《小说月报》翻译或编写一些稿子以补贴日用。有当着主编的兄长，也算是近水楼台吧。
也就是在这个7月，在嘉兴南湖的一只游船上，中国共产党宣告诞生了，沈雁冰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的身份，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50余名党员之一。虽然沈雁冰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都要告知母亲，但这件事他没有对母亲讲，更没有告诉孔德沚。
孔德沚在爱国女校的学习还是颇感吃力，因为她在正规学校学习的时间太少，在家里时主要是跟着婆婆读一些书，所以文字表达能力差，写起作文来特别困难。沈雁冰的工作尽管很繁忙，总是尽量抽出晚饭后的时间为德沚讲讲功课，同时也讲他关于中国妇女运动的那些见解和对于女性人生的那些构想。这些大大开阔了孔德沚的思想和眼界。
其实早在1919年，沈雁冰就有意引导孔德沚参加社会活动，他不想自己的妻子只是个守旧传统的贤妻良母。他与孔德沚、沈泽民参与发起成立了一个以他为核心人物的桐乡青年社。青年社的成员时常一起读书，讨论社会问题，后来还自己编辑印行了《新乡人》月刊，沈雁冰当然是主要撰稿人。
由于沈雁冰经常为孔德沚讲解文章写作技法之类的知识，也因为眼界越来越开阔，孔德沚落笔作文时的思路活跃、丰富得多了，写作水平提高很快。沈雁冰是以写文章、作编辑为职业，难免不用职业的眼光去看待孔德沚写的作文，总觉得还不够好，有时就会越俎代庖，直接“插手”妻子的作文。于是，孔德沚在全校居然以善写文章而闻名，这让几个月前眼见着孔德沚写作文感觉吃力的老师和同学们不能不刮目相看，也令孔德沚内心里感觉着很大的压力。虽说自己并非想沽名钓誉或是争个高分数，丈夫也是出于对自己的关爱，但是万一同学们知道此中缘故，自己怎么下台啊！不过最近一段时间，丈夫有好几次回来很晚，晚饭也没有在家中吃，自然顾不上看她的作文。这样也好，可丈夫为什么回来这么晚呢？问婆婆，婆婆也说不知道。
沈雁冰回家晚原来是为了参加党的活动，因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事没有告诉母亲和妻子，所以参加党的活动也就无法说起。
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的同时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但那时他还在广州。陈独秀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极力主张下，9月份回到上海。
恰好此时商务印书馆听说陈独秀回到上海，想请他担任馆外名誉编辑，就派沈雁冰去探询陈独秀的意思。陈独秀告诉沈雁冰，他同意担任名誉编辑，但不愿做繁琐的编辑事务，所以月薪不必多，他主要工作是处理党务，有能维持生计的薪水就行。结果是，商务答应每月付给他300元薪金，不需要为商务审阅稿件，每年由他自定题目写一本小册子就可以了。
这样，陈独秀在上海安顿下来，仍住在法租界的渔阳里二号。陈独秀的寓所就成为沈雁冰他们开支部会议的地点，他们这个支部的成员有陈望道、张国焘、邵力子等人。
支部会议每周召开一次，总是在晚上8点以后开始，因为大家白天各自都有工作要做。会议时间的长短，因每次会议内容的不同而不同，但总得到了11点以后。此外，每周还有一次学习会，学习马列主义，时间倒是安排在下午。
沈雁冰住的闸北距法租界很远，每次支部会开完赶回家中，早则午夜零时，迟则次日凌晨一点。工作时间晚，对沈雁冰来说倒不是什么困难，长年读书、写文章，早就习惯熬夜了。但是现在不比原来，孤身一人住在商务编译所的宿舍，天马行空，来去自由。有家室在一起，晚间出来活动，总得有个什么理由告诉家人，免得母亲、妻子担心，或者还会生出什么疑虑来。好几次回来晚，都是对母亲和德沚说在朋友家里约稿，商谈编辑事务，但总是以此为由，迟早会引起母亲和德沚的怀疑。
思来想去，沈雁冰觉得还是如实告诉母亲、妻子的好。他征得了支部的同意，把自己加入中国共产党，每周必需参加一次支部会议的情况向母亲、妻子作了说明。母亲很平静地听完了儿子的话，她相信儿子做出的政治选择。德沚就更不用说了，丈夫本来就是她打开眼界、接触到社会活动的“老师”。母亲还提出了这样的建议：“既然路那么远，何不把你们的支部会议安排在我们家开呢？”
沈雁冰解释说：“支部里有的同志离闸北很远，如果会议放在我们家，他们就会像我现在这样很远地跑来，夜深了才能回去，这样也不好。”
“我倒忘了这一层。”
孔德沚在旁边插话道：“你什么时间回来，我都会给你等门，反正晚上我也要准备功课。”
母亲却体谅儿媳读书的辛苦，说道：“你年轻贪睡，第二天还要赶早上学，还是我来等门。我上了岁数，觉睡得少，再说德鸿没到家，我也睡不安稳。”
从这以后，沈雁冰每周一次深夜从渔阳里回家，都是母亲在等门，待他歇息后母亲才睡下。
这一年的冬天，渔阳里二号陈独秀寓所进进出出的共产党活动，引起了法租界巡捕房的注意。在冬末的一次小型聚会上，法国巡捕闯进来，查抄了渔阳里二号，拘捕了当时在场的陈独秀、高君曼夫妇以及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等人。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立即请了一名外国律师为陈独秀等人辩护，事情很快得以结案。结案的罪名是：《新青年》有过激言论，妨害租界治安，姑念初犯，罚款5000元以示警戒。
事情结案以后，陈独秀仍然回到渔阳里二号居住，但那里已经不便作为开会的地点。每周一次的支部会议改为不固定会址，随时转换地点，有时就在沈雁冰在闸北的家中开。每逢这时，沈雁冰不太宽敞的家中就显得拥挤了许多。孔德沚和婆婆殷勤地招待大家茶水，而且一定要等到送走所有的人才去就寝。沈泽民从日本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支部大会，就是在鸿兴坊的这个家中举行的。
渔阳里二号被查抄后，原来以陈独秀寓所为办公地点的党中央各部，也另外租了房子办公。此时，一些省的党组织陆续建立起来，党中央和各省党组织之间的信件联系、人员往来日渐频繁。然而，固定的办公地点，不适宜这样进进出出的往来，还需要一个不易被注意到的联络员。党中央认为，沈雁冰在商务印书馆主编《小说月报》，与各地作者、读者有经常的、广泛的联系，是个很好的掩护，所以委派他为直属中央的联络员，编入中央工作人员的支部。外地给中央的信函都寄到沈雁冰处，外地有人来上海找中央联系工作，也先找到沈雁冰。当时由周恩来负责的中共旅欧总支部向中央报告工作和汇寄所出版的书刊，亦寄沈雁冰转交。周恩来回国负责中央工作时特别嘱咐，给他本人的工作报告等同样由沈雁冰转交。
从这以后，沈雁冰每天收到的信件更多了，来上门拜访的人也多了。这作为一个大刊物的主编的工作，自然不会引起周围同事，更不用说外界的注意了。沈雁冰每日需把外地寄给中央的信函汇总送达。
逢到有人来找中央，他先与对方对上暗号，问明来人所住旅馆，将这些情况报告中央后另有人去联络。这样一来，沈雁冰必须每天去编译所办公，以防外地有人来访时错失接头的机会，工作自然又格外繁重了许多。但在不知就里的人看来，这位《小说月报》的主编真可谓是交际广泛，兢兢业业。
不过，这期间也发生了一件险些引出麻烦的事。问题是由那些信件引起的。
由于各省给中央的信函都先寄到沈雁冰处，所以信封上的收件人自然是沈雁冰，但外封内另有内封，内封上则写了一个化名“钟英”，而且称呼为小姐。
《小说月报》那位兼管稿件登记的老校对，照例要对每天收到的稿件进行登记，看见内封上写有请沈雁冰“转交钟英小姐”一类字眼的函件，当然不会拆开，但看到的次数多了，免不了将此事传开。这样，编译所内许多同事都知道沈雁冰有个叫钟英小姐的朋友。有人就问起这位钟英小姐何许人也，沈雁冰也只能支吾过去，于是，更引起人们的猜疑，还有人想到沈雁冰是不是有了情人这样的事。
当然多数人不会往这方面想。他们知道沈雁冰只身一人住在商务宿舍时尚且没有什么“桃色新闻”，何况现在他的妻室已经搬来上海，他们只是疑惑而已。解开这个疑惑的是郑振铎。
郑振铎于一年前的春天，在北京的铁路管理专科学校毕业，分到上海西站当见习。不久，他受聘于《时事新报》，任副刊《学灯》的编辑，就与铁路管理绝了缘。郑振铎来到上海以后，与沈雁冰的合作更方便、更密切了，他们创办了《文学旬刊》作为文学研究会的会刊，附在《时事新报》发行。
这一年的5月，郑振铎也进了商务编译所，他是应邀筹办中国第一个专供儿童阅读的定期刊物《儿童世界》周刊的。郑振铎虽然不在《小说月报》兼编辑，但一直为《小说月报》拉稿，现在人进了商务，近水楼台，这方面工作就做得更多。加以沈雁冰担任中央联络员后，跑路的时间多，没有时间写稿、约稿，许多事就托郑振铎去办，郑振铎也当仁不让。有一次，他见到寄给沈雁冰的信件中有一封写着“沈雁冰先生转交钟英小姐玉展”的字样，想起同事之间传闻的疑惑，也出于好友之间的亲密无间，便贸然拆开一探究竟。不料拆开来一看，却是中共福州市委致中共中央的一封密函，原来“钟英”乃“中央”的谐音。这让郑振铎大吃一惊。他只是感觉沈雁冰一段时间以来的社会活动增多了，却没想到沈雁冰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无意中探知了好友的一个秘密，郑振铎虽然感觉意外，但十分理解。像他这样具有民主进步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对中国共产党虽然还不十分了解，但是抱着同情的态度，何况沈雁冰又是他非常信任、理解的朋友。所以，他不仅帮助沈雁冰保守这个秘密，而且为之解疑释惑，还从旁配合沈雁冰的联络员工作。
沈雁冰与“钟英小姐”的“关系”一直持续到1925年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