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英小姐”的称谓只是一个偶然的巧合，但沈雁冰在这一时期对于政治活动和文学活动的热情和投入，简直称得上是“以身相许”。白天搞文学，晚上夜深人静了搞政治活动，根本无暇顾及妻子、儿女。这期间他和孔德沚已经有了一儿一女，家中事务全仗着母亲料理。
从主编《小说月报》起，沈雁冰的文学活动差不多就是围绕着几场文学论战展开的。
这几场文学论战都是以文学研究会为一方，沈雁冰总是论战中的“主攻手”。
第一场论战是在文学研究会与“鸳鸯蝴蝶”派之间展开的，沈雁冰又将它称为“礼拜六”派，这是以“鸳鸯蝴蝶”派最早的一个刊物《礼拜六》命名的。
自从沈雁冰主持《小说月报》全面革新以后，“鸳鸯蝴蝶”们失去了这个重要的领地，他们对沈雁冰、《小说月报》、文学研究会的攻击就没有停止过。沈雁冰在《小说月报》第13卷第7号上发表了《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一文，算是对“鸳鸯蝴蝶”们一年多攻击的答复。由于他在这篇文章中批判了“鸳鸯蝴蝶”派“浅薄的慈善主义”嘴脸和“封建思想”的“各色各样的翻版”的本质，而且不作谩骂和人身攻击，只作义正辞严的分析批判，所以引起了“鸳鸯蝴蝶”派小说读者们的注意和深思。这当然令“鸳鸯蝴蝶”们更加恨之入骨，除了骂声不断，还向商务印书馆施加压力。
第二场论战是在两个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之间发生的一场遭遇战。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是五四新文学史上最早成立的两个文学社团，也是新文学史上最重要、影响最为广泛深刻的两个文学社团。
就在沈雁冰、郑振铎他们在《小说月报》上刊出文学研究会成立宣言、简章的同时，一批在日本留学的文学青年也在酝酿着成立一个文学社团——创造社。他们是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郑伯奇、田寿昌等人。这两个几乎同时成立的新文学社团，却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大相径庭的文学追求和美学理想，并且立即诉诸一场难解难分的文字大战。
创造社一班文学青年都是正在日本留学的学生。他们所学大多并非文学，郭沫若学医，郁达夫攻经济，成仿吾入工科，张资平读矿业……但是他们都对文学具有浓厚的兴趣，并且立志要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创造真正的新文学作品。这从他们为社团所起的名字即可看出。
不过，他们大多尚未步入文坛，或者至多只能算初入文坛。或许是年轻气盛，或许是看到文学研究会一批已经叱咤新文坛的作家心中有所不服，于是，在创造社创办的第一个刊物《创造季刊》的创刊号上，便刊出了沈雁冰、郑振铎以为是攻击他们的文字。
郁达夫在《艺文私见》一文里宣称：“文艺是天才的创造物，不可以规矩来测量的”，时下的中国却是“新旧文艺闹作了一团，鬼怪横行”。他无情地讥讽“现在那些在新闻杂志上主持文艺的”，是些“假批评家”，只有把他们驱赶到“清水粪坑里去和蛆虫争食物去”。“那些被他们压下的天才”，才能“从地狱里升到子午白羊宫里去”。
在一篇题为《海外归鸿》的信中，郭沫若也写了这样一段话：
“我国的批评家——或许可以说是没有——也太无聊，党同伐异的劣等精神，和卑陋的政客者流不相上下，是自家人的做作译品，或出版物，总是极力捧场，简直视文艺批评为广告用具；团体外的作品或与他们偏颇的先入之见不相契合的作品，便一概加以冷遇而不理。他们爱以死板的主义规范活体的人心，甚么自然主义啦，甚么人道主义啦，要拿一种主义来整齐天下的作家，简直可以说是狂妄了。”
沈雁冰、郑振铎看到这两篇文章，认为是针对他们的（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极为愤愤不平。他们觉得一年来努力提倡新文学，大力推介进步的外国文学作品，坚决反对“鸳鸯蝴蝶”派的低俗倾向，却被创造社扣上“党同伐异”、“压制天才”的罪名，委实是不能接受，也不能容忍的，于是“愤”起反击。
沈雁冰在《文学旬刊》中发表了《“创造”给我的印象》，针锋相对地反驳郭沫若、郁达夫。在文章的结尾，不无刻薄地写道：“我极表同情于创造社诸君，所以更望他们努力！更望把天才两字写出在纸上，不要挂在嘴上。”一场你来我往的唇枪舌剑，就此以笔墨铺排在双方的刊物上。论战的话题，从创作批评到文学理论，从古今中外文学作品的价值判定到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介绍。它们涉及了文艺的本质、艺术功利观、文学创作与现实人生的关系、文学批评的标准等许多方面的问题。
双方都是写文章的好手，又都年轻气盛，双方也都有自己的刊物。于是，这些刊物变成了阵地，一篇篇文章就成了短兵相接的拉锯战。你一个回合，我一个回合，常常语露“杀机”，直斗得“昏天黑地”，最后沈雁冰、郑振铎以他们两人名义，在《文学》周报上借一篇给郭沫若来信的答复，挂起“免战牌”，创造社也“鸣金收兵”。
一场持续三年的文学论争才算结束。
一场新文学阵营内的遭遇战，发展为一场文学论争的持久战，其中固然不乏宗派倾向、小团体主义在作祟，也夹杂了许多意气用事、个人攻击、揭人之疤、护己之短的弊病；但究其实质，这是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所代表的两种不同文学思潮、文学流派的交锋。它是处于开放态势的五四新文学在接受西方近现代各种文艺思潮的影响，从而在实践过程中形成五四新文学各种文学思潮、创作流派时必然要发生的一个文学现象。
在与创造社激战正酣之时，沈雁冰和文学研究会又对“学衡派”展开了第三场论战。“学衡派”以《学衡杂志》得名，它是南京东南大学的几个教授——胡先骕、梅光迪、吴宓等人组成的。
这几个教授都是穿西服的留学生出身，但提倡复古主义，给所谓“国粹”披上一件洋装，用以攻击新文化运动。鲁迅先生首先对“学衡派”展开反击。沈雁冰和文学研究会同人也积极参加了这场论战。
不过，“学衡派”的复古主义本质不堪一击，所以很快就在新文化思潮的冲击下彻底垮台了。
也就是在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这两个在新文学“一条路上走的”青年们正相互交战的时候，商务印书馆内的保守势力蠢蠢欲动了。他们的目标是沈雁冰。
事情还得往前说到1921年夏季的时候，身为编译所所长的高梦旦因为自己不懂外文，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代大潮中，益发感到主持商务编译所的事务力不从心，因为编译所内留学归来、术有专攻、通晓多种外文的人才大有人在。高梦旦征得张元济同意，亲自到北京请有留洋资历、博士头衔，在新文化运动中曾颇有风头的胡适来当这个所长。当然，胡适这时已经是北大教授中保守势力的领军人物了。胡适南下上海，在商务考察了一个多月，却推卸不干，推荐了他当年的英文老师王云五代替自己。
王云五其实没有什么学问，只是一个官僚、市侩式的小人。但他的保守倾向很得商务印书馆内守旧势力的青睐，1922年初，他被任命编译所所长。
王云五上任不久，就以沈雁冰在与“鸳鸯蝴蝶”派论战中写的文章点了《礼拜六》杂志的名，《礼拜六》将要提起诉讼为由，要求沈雁冰在《小说月报》上写文表示道歉。沈雁冰断然拒绝，并且声言要把这件事（与“鸳鸯蝴蝶”派论战）的原原本本在《新青年》杂志和上海、北京四大报刊的副刊上公布出来，看《礼拜六》还打不打官司。王云五怕事情闹大了不好收场，只得作罢。但他不死心，改明压为暗打，悄悄对《小说月报》发排的稿子实行检查。沈雁冰很快发觉了这个做法，正式向王云五提出抗议。他说当初商务请他接手主编《小说月报》，他是有条件的，即馆方不得干预编辑方针。既然馆方违约，只有两个办法可以解决：一是取消内部检查，二是他辞职。王云五当然巴不得沈雁冰辞职，但又怕他离开商务另办杂志，所以馆方研究后同意沈雁冰辞职，但坚决挽留他继续在编译所工作，并给予做事的充分自由，一切由他自己提出。
沈雁冰这时其实已经很想离开商务印书馆了，因为馆内整个的文化氛围与他热情从事的新文化活动和政治活动格格不入。但是，陈独秀得知此事后，坚持要他留在编译所。陈独秀考虑的是，沈雁冰目前的工作身份最适合担任中央联络员。若是他离开商务，中央需另找联络员，但暂时又没有合适的人选。
这样，沈雁冰同意了商务馆方的安排，只做图书编辑工作，编辑什么书，由他自己考虑。《小说月报》的主编，从第14卷，也就是下一年的1月起由郑振铎接任。商务印书馆安排郑振铎接任《小说月报》主编，是想向外界表示，主编虽然换了，办刊宗旨不变。他们毕竟还要识时务，不能背离新文学发展壮大的历史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