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仁甫拉着脸说：“有什么权？你没看见上头一个劲儿地往这里派人？这又要来个书记。共产党是书记说了算！又是政委又是书记，哪里还有我说话的份？这分明是想压我嘛！”
宋英茹说：“你是司令，军权在你手里啊！你不常说有了军权就有一切吗？怎么？”
邢仁甫叹了口气说：“你哪里知道？军队里还有黄骅、陆成道这些人呢，黄骅在这里那么长时间了，那些团长、大队长的不都听他的？”
宋英茹站起来说：“我就不信了，你不是正司令吗？共产党不是讲一切行动听指挥吗？不是下级服从上级吗？怎么到了你这里都不转了？你这个司令是白当了。”
邢仁甫苦笑了一声说：“这倒也不是。我怎么着也是司令，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他谁敢不听？他妈的，我就行行令看看，他谁敢不听？”说着，又把宋英茹拉过来抱在怀里说：“谁行？还是我夫人行。你就是本司令的高参！”
“是，司——令！”说着，她将头埋在司令怀里。
这些日子，黄骅忧心忡忡。前一段敌人春季“扫荡”，由于措施得当，边区比较顺利地渡过了难关，但是现在，却是左支右绌，捉襟见肘，共产党领导的边区抗日力量损失惨重。他本能地感觉到是领导不力，也就愈发感到自己肩上的重任。
敌人扩建据点，增加兵力，筑碉堡，挖封锁沟，边区已完全陷入日伪军分割包围之中，形势十分严峻。在这种形势下，本来就应该按着原来的方略，退缩、分散、保存实力，寻机再战，而不是进攻和敌人拼命。黄骅几次找邢司令要求开会进一步明确对策，坚持原来的方针改变现在这种进攻方针，邢司令却都推说没有时间。大敌当前，指挥机关却没有能够适应形势，适时作出正确的决策，这怎么不被动挨打呢？
他想起昨夜的会议就心情忧郁。这是邢司令回来后第一次组织军事会议，他一听邢司令召开军事会议，立即马不停蹄地赶了回来，虽然天晚了，也希望立即召开会议。邢仁甫在会上念了林芳太郎那封信，异常激动地说：“我们必须打掉敌人的嚣张气焰！”其他与会者也都义愤填膺，各抒己见。
接着黄骅发言。他用具体数字分析了边区的形势，接着说：“敌人是十分嚣张，其实他们依仗着先进的武器和装备，从战争一开始就一直很嚣张，并不是今天才有这种表现。他得知司令员新上任就想用激将法激起司令员的火来跟他们正面交火，好凭借着强大的实力消灭我们。这是一个阴谋。”
他又说：“不管谁怎么讲，当前依然是敌强我弱。这种现状并没有改变，就我们边区局势来说，这种现状更为厉害，更为严重。鬼子原来在边区驻兵三千六百人，现在进行‘扫荡’又调来数千人，总数是日军一万多人，伪军两万多人，顽军也是一万多人，五倍于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应该而且必须这样，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去做，开展广泛实行小型游击战，而不是去拼实力。我们应该实行已经行之有效的办法，在敌人压迫来的时候，实行退缩，大队伍化小队伍，分散开来打游击。党政机关也应该随队伍走，一起分散开来，进行隐蔽。前一段的做法证明这样很好。”
接着，他针对敌人下战书激将的做法说：“周政委，你应该知道，在山西晋西南时，有一个叫山本的鬼子军官，满山沟地找八路军主力决战却找不到，便给杨勇送来一份战书，说什么‘唯敝军不愿山地作战，愿约贵军到兑九峪一带决一雌雄’，你还记得杨勇是怎么回答的吗？就几个字打发了回去：‘阁下来隰县山间一较可耳！’气得鬼子没有办法，干着急。怎么能让鬼子牵着咱们的鼻子走？我的意见还是他打他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分散作战。现在不要搞什么‘一决雌雄’，要搞退缩，只在条件允许，有把握的时候打它一下。咱不能做吃亏的买卖。”好些日子了，黄骅一直就想找邢仁甫谈谈关于反“扫荡”的事，不得机会，今天好容易开会研究，他就一股脑地把自己的意见全都倒了出来。他最后说：“重要的是我们旅部赶紧拿出主意来，不能再让下面观望着，举棋不定。”
黄骅讲完，与会的几个人都认为分析得有理，表示赞同。邢仁甫听了以后，想到林芳太郎后来的那几页书信内容，原也想借梯子下楼，省得日后万一有什么情况不好周旋了，但是他看着会议的这种局面，都表示同意黄骅的意见，便一下子激动了起来。他一按桌子站起来说：我们不能示弱，绝不能示弱！面对敌人的嚣张，我们不打几个胜仗，杀一杀他的气焰，怎么向老百姓，向家乡父老交代？我邢仁甫不做窝囊废！
“这里我强调一下，关于打仗作战的事，司令员有绝对的权利！绝对要由我说了算。这是原则问题！这件事就这么定了，我们不能收缩，‘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这也是毛泽东同志说的嘛！不集中起来怎么消灭敌人？大家都在这里，你们说，难道我司令员连这个权利都没有吗？”他凛然的目光扫视了一圈。
话说到这里，所有与会者都面面相觑，此前黄骅虽然一直负责军事，现在邢仁甫这样一讲，竟让他也不好说什么了，肚子里干憋气。他便看了看身边的周贯五，意思让政委说说，但政委也没有说话。黄骅见他不说便想自己再说，周贯五却在底下拉了他的衣裳一下，意思让他也不要再说了。
不拉还好，这一拉把黄骅的脾气拉上来了，他把周贯五的胳膊一推，站起来说道：“邢仁甫同志，你有权下命令，可是我们谁也没有权利拿革命、拿战士的生命开玩笑！这关乎到斗争的胜败。我们不能不非常慎重。”
邢仁甫见状立即高声说：“副司令员同志，还不用你来教训我！散会！”说完就离开了会场。人们都面面相觑。
李启华心里说：老毛病又犯了，学习了这么长时间，这哪儿改了！
会议开了一夜，散会时天已经大亮了。别人都去食堂吃饭了，黄骅则去王毅宿舍，进了屋，往炕上一坐，气鼓鼓的也不说话。自从把孩子送去由老乡抚养以后，他和王毅两人吃住一切随军了，也不经常在一起，但是王毅却总觉得身边空旷，思念孩子不已，经常发愣。黄骅知道后一有时间就过来安慰一下。此时其他人也都去吃饭，只王毅一人，正烧水，见他进来便将柴禾往灶里一填，打扑了一下身上的土，进里屋问：“怎么了？一进屋撅着个嘴。”黄骅没有搭理，坐在炕沿上，一条腿抱在胸前一只腿耷拉在炕下，只是点着烟一个劲儿地抽。王毅见他这样，知道是还没有吃饭，正好去伙房一块儿打来。饭打来后，黄骅随便扒了两口，仍没有说什么，扔下饭碗又走了。
王毅很纳闷儿，在指挥部碰见周贯五，问：“政委，老黄这是怎么了？像个闷葫芦似的，跟谁都吊着个脸子。”周贯五笑了笑，安慰她说：“没事。他可能考虑工作的事太多了。”
周贯五在查哨时碰到黄骅，说：“我知道你也生我的气。当时没让你讲，不是不讲，下面找机会再讲嘛。我考虑，如果当场犟起来怎么办？司令部的团结非常重要。老邢又是刚回来，如果发生了矛盾又公开化了，以后还怎么工作？你讲了那么几句不是也没有管用吗？”
黄骅闷了一会儿，说：“我们有意见就应该在会上讲。如果我们都讲话，表示意见，他还能那样固执己见吗？”
周贯五说：“你没有看出老邢的架势来吗？那就只能僵了，僵得不可收拾，连个回旋余地都没有了。以后的工作还怎么做？”
黄骅拿着烟袋在鞋底上磕了又磕，说：“这可是关系到反‘扫荡’大局的原则问题。不讲怎么行？不讲不行，我憋不住。记得刚去山西时，省委开会，书记讲，不能跟阎锡山合作，反对搞牺盟会。他是书记，我在会上当场就反驳了。他那是和中央、和毛主席讲的相反嘛！是错误意见，不反对行吗？有意见就得讲，总不能眼看着革命受损失。”
周贯五解释说：“邢司令不是刚来吗？许多情况还不很了解……”
黄骅又接过去说：“不了解就乱发言，乱作决定。不犯错误才怪呢！”
周贯五感叹了一声：“咳——”
事情很快就得到了报应。不几日，日伪军一万多人以东光县四柳林为中心，进行合围。那里是一地委、一专署的活动根据地，地委、专署机关和警卫连驻地也在距此不远的大单村，还有一个新组成的青年连近八十人驻扎在小单村。他们根据会议精神准备组织迎敌。日伪军突然合围，随即开始缩小包围圈。许多干部、战士被围。虽然奋力突围，终因寡不敌众，伤亡惨重，损失极大。除一专署青救会主任燕明、秘书主任傅炳翰等少数同志脱险外，地委书记杜子孚、组织部长邸玉栋、专员石景芳、地委副秘书长赵德华、专署财政科长陈介清、军区政治部宣传科长徐镜尧、边区文救会主任吕器、原冀中三地委书记翟晋阶、当地开明士绅杨万和、兰桂波以及其他干部战士三百余人壮烈牺牲。教训惨痛。
不长时间，邢仁甫同周贯五和黄骅连招呼都没打，又下令十八团去攻打沧县南的大七拨据点，久攻不下，随即遭敌人包围。虽然突围了出来，但是损失惨重，全团八十多人牺牲，伤者无数，特别是刚就任不久的年轻团长杨柳新阵亡。
黄骅听后痛哭失声。他摇着周贯五的双肩说：“你应该知道现在的形势不应该组织这样的进攻，十八团应该分散开来进行斗争。你是政委，你不说话，不去阻止。你还我的团长！”他又使劲捶打自己的脑袋，蹲下两手捂着脸说，“杨柳新，杨柳新，我对不住你，对不住你！我应该力争，我应该力争啊……”
真是祸不单行。不久，十六团在庆云一带又被围，损失惨重，团长杨承德也牺牲了！
此时，黄骅已是欲哭无泪，周贯五仰天长叹。
敌人围剿形势日益严重，机关和部队遭挫的消息时时传来，针对这种情况，黄骅提出，司令部成员应立即深入到各分区去领导和指导基层单位进行反围剿斗争。此时邢仁甫不说话了，接连的打击使他有些不知所措，暗暗叹道：“日本人是厉害呀！”一连串的失败使之威信大跌，也没有再说大话的神气。黄骅和周贯五、陆成道等都分别去了基层，分别下到各分区活动，邢仁甫见状推说身体不适，又去了望子岛。
一九四三年刚开春，黄骅带领着“铁帽子”连来到第二军分区检查工作。针对他们的情况特别指出，当前他们应该特别要注意搞好军政关系，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基础上统一思想，在地方党的领导下，军民团结一致，同心协力搞好这一次反“扫荡”斗争，并要求他们立即化整为零，分散开来进行行动。然而，他们的行动还是慢了一些，日伪军五千多人已经包围了过来。
这一次，敌人采取“铁壁合围”的策略，“扫荡”中逐渐缩小了包围圈。很侥幸，黄骅开完会带领“铁帽子”连的战士已经离开二分区驻地二十多里路了，已经脱离了包围。但是他们到莲花池时突然接到报告，二分区的党政领导机关，连卫队四百多人被围在圈内，形势非常紧急。
连长郭宗凯是一个听见敌情就兴奋的主，在旁边听了就要立即回去解救被围的同志。他骑的马焦躁不安地来回转圈，但又想到黄骅的安全，骑在马上看看黄骅欲言又止。黄骅拉住马的缰绳，抬头对郭宗凯说：“这还犹豫什么？在同志们遭遇危险的时候我们还能揣着手看吗？不用担心我，我和你们一起去。”
郭宗凯听了带队伍立即就要出发。刚把马头拨过来，就听黄骅叫住了他：“别急，就这么直接去打，不是白送死吗？你以为你一个连的力量能包打天下？咱们这点儿人比敌人强啊？敌人动用那么大兵力，就是想把革命队伍全部消灭。他们正愁找不着咱们呢！不能再钻进去。派人先去侦察一下，看看敌人的动静，摸一摸咱们的同志现在在哪里？不能瞎撞。得等咱们的人在里面突围时，再在外面打接应，打他个里应外合，这样才能接应他们突围。”
郭宗凯立即派出了侦察员，然后同指导员赵正道、副连长杜万祥一商量，便对全体战士进行了动员：“同志们，我们已经脱离了敌人的包围，现在我们是安全了，但是二分区的党政领导机关仍被困在包围中，他们随时都有覆灭的危险。我们‘铁帽子’连该怎么办？是继续走前面的路，安全顺利地脱离敌人呢，还是返回去营救他们，营救党和政府的领导机关？”
一听打仗，“铁帽子”连的战士们从没有含糊过，都像小老虎一样，一个个精神抖擞，都不用再多说，一起高喊道：“打回去！打回去！去营救我们的同志！消灭敌人，决不当孬种！”黄骅在旁看着这个群情激昂的场面，满意地点了点头。他和郭宗凯等人又一起分析了军情。黄骅只是在一旁仔细地听。
正在分析中，几个方向的侦察员先后飞马回来报告说，敌人正在向乌马营一带缩小包围圈。敌人很小心，一步步前进，战斗尚未打响，二分区的同志们具体下落尚不明确。黄骅听了皱了皱眉头，思索了一会儿，说：“看来，他们在乌马营的面大一些。等到天黑下来再行动，敌人摸不清我们的虚实。你先派出一个排去袭击泊头火车站，突然发起攻击，声势越大越好，吸引干扰敌人。咱们的同志一般都是夜里突围，按理他们应是往东去，咱们到东面去接应。”黄骅说完，便要亲自带他们前往。郭宗凯等几个说什么也不答应。郭宗凯说：“副旅长，这次出来我们的任务就是保护你，你如果发生了问题，我们怎么交代？”赵正道说：“副司令员，你的责任是整个边区。如果你第一线指挥，还要我们干什么？你是不相信我们能够完成任务还是怎么的？”
说着，郭宗凯就决定让杜万祥带一个排的兵力去袭扰泊头车站，自己带两个排去打接应，让赵正道带着警卫班留在了黄骅身边。黄骅摇摇头说，“别瞎弹琴了。这几个人还再分开，撒胡椒粉呢？不要怕我怎么样。我要和你们一起上！绝不能再分。就这样了，这是命令！”接着，又对杜万祥嘱咐说：“一定得记着，咱们的兵少，不能让敌人摸着底细。打泊头不要恋战，只是闹出个样子来，动静大些，主要是吸引牵扯南皮和东光方向的敌人。注意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完成任务就赶紧顺鬲津河往东撤，再到新县一带会合，和队伍一起接应突围的队伍。袭击车站要巧，注意不要被敌人沾上，否则很难脱身。”
杜万祥袭击泊头火车站的任务完成得很顺利。夜幕降临时，战士们分成几股突然出击，搞得守敌头昏脑涨。果然吸引了献县和东光方向的敌人，大大减轻了包围圈的压力，特别是把鬼子吸引过来不少。泊头车站大火冲天而起，枪声、手榴弹爆炸声此起彼伏响成一片。折腾了多半夜，到下半夜时，回援的敌人从东南方向回来，他们已经乘着夜色撤出了战斗。
但是，郭宗凯却被敌人沾上了。
敌人看看已经形成包围，以为完成合围，只待收网便可大功告成。因为已经天黑，打算到天明再组织进攻。然而，二分区的军政机关和战士们开始了突围行动。果真如黄骅所预料，他们向东骤然发动了进攻。枪炮的爆炸光焰将夜幕撕开了一道道口子。敌人也早有防备，立即打出了照明弹，将夜空照得如同白昼一样，进行阻击。敌人的枪声炮声震耳欲聋，掷弹筒打出的炸弹、迫击炮炮弹、九二式炮弹，发出刺目的光亮，尖叫着穿过夜空飞向被包围的人群队伍。随着一声声爆炸，人群中不断有人倒下。二分区的干部战士和敌人殊死战斗，乘着夜色，分成两股队伍组织突围，战斗异常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