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Viscusi，Vernon和Harrington，1992年；Winston，1993.
第二，管制改革中的消极因素。
80年代以来的美国放松经济性管制也带来了一些失控现象，特别是放松银行管制后，出现了的金融投机现象。
1980年存款机关放松管制和金融控制法颁布后，许多储蓄协会开始利用取消利率上限和多种经营的许可而投机冒险。它们利用一个高利率的广告和一个免费电话，就可以狂吸社会上的存款，然后去冒险投资经营。存款人有政府储蓄保险法做后盾而放心储蓄：只要存款在10万美元以下，银行即使倒闭，政府也保障存款人不受损失。储蓄银行的院外活动集团成功地破坏了联邦住房放款银行局对已经觉察到的投机行为采取的限制，并赢得国会议员的支持，最后发生储蓄协会危机。
随着储蓄协会倒闭的增多，1986年联邦储蓄与放款保险公司的保险基金告罄。1987年8月国会授权银行局发行108亿美元债券，用于关闭无支付能力的储蓄协会，但杯水车薪，难挽危局。布什政府在1989-1991年发行500亿美元的30年债券。发行债券的收入拨给一个新建的信托情报公司，使其在3年内将清算或出售近500家无支付能力的储蓄协会。政府储蓄保险是政府对存款人的法律承诺，损失多少，政府无条件赔偿多少。据统计，1989年到1996年全部发生的保险损失为1550亿美元。商业银行在80年代因发放过多的房地产贷款等原因，也身处危局之中，资信地位受到动摇。
（W.Hahn）和罗斯特技术研究所的研究员拖马斯·霍普金斯（ThomasD.Hopkins）在1992年第3期的《美国企业》杂志发表长篇文章《管制》，对80年代的放松管制做了回顾，对90年代管制改革做了前瞻。他们依据大量的事实得出结论：“80年代，美国放松经济性管制的同时，环境、健康、和安全有关的新社会性管制、程序性管制却大幅度增长。”政府管制方面的行政支出仍然居高不下。1990年执行管制给企业和个人所造成的成本为3280亿美元，几乎占到1990年财政年度的联邦开支的1/4。其中1990年的社会性管制成本为1420亿美元，环保方面的管制成本为1100亿美元；经济性管制成本为510亿美元；程序性管制成本为1350亿美元。膨胀的政府管制阻碍了经济发展，因此，“美国政府放松管制的任务仍然很重”。
第三，小结。
1、80年代以来对工商企业的放松管制，是美国政府收缩政府经济职能的主要手段。
80年代以来英法等西方国家主要是通过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形式来收缩政府的经济职能，重新回归自由市场经济。美国的国有企业比重太小，对工商业的过度管制是当时的主要问题，故美国的国有企业私有化不是收缩政府经济职能的主流，放松管制是其主流。
2、在放松管制的改革运动中，放松经济性管制又是主流。
究其原因：放松经济性管制是企业的迫切要求，也是政府刺激经济发展摆脱“滞胀”困境的重要途径，纳税人也盼望竞争的市场结构带来的多样化的收费体制，因此合力较大，阻力较小。阻力来源于原来占垄断地位的企业，但新技术革命的革新增加了新的企业主体谈判的地位。技术革新是帮助克服阻力的一种潜在力量（特别是电信业的管制改革比较明显）。动力较大的行政改革决策容易达成一致，改革也容易取得进展。铁路、银行和航空管制改革的最终决策是由立法机构作出的，电信业的管制改革决策是由法院和联邦通讯委员会中的经济学专家推动的。无论是哪一种决策的作出，难度都相对较小。
涉及环境、健康、安全等社会性管制则是另外一种情形，即阻力大于动力。社会性管制的推动力量拥有广泛的社会阶层。社会性管制又涉及到国民健康、环境保护等纳税人共同关心的问题，政府不得不慎重。s0年代美国放松管制只能实现里根政府的部分目标：即主要放松部分经济性管制。社会性管制的高额成本尽管已给工商企业造成了超额负担，但社会性管制的放松在90年代也没有充分展开。
（第四节本章的结论
政府功能定位的市场化实践取向的实质是政府与市场功能的重新选择问题。权威是政府的基础，交换是市场的基础，故，政府与市场的功能选择问题实质是政府权威制度与市场交换制度的重新选择问题。
一、政府权威制度与市场交换制度的重新选择是新的技术、经济、社会环境对政府提出的必然要求
政府的功能（即通过政府权威制度的运作来实现功能输出）的多寡与大小，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是由特定的技术、经济背景下社会对政府的需求决定的。
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大萧条的出现，美国政府采取膨胀行政职能，扩大政府干预来挽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危机，是当时世界资本主义各国中的一条明智选择（德意日为摆脱危机走上一条法西斯主义、对外扩张之路），也是当时美国社会的需要。的确，美国自20世纪30年代始的政府社会、经济职能膨胀，缓解了各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调整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促进了经济的复苏和繁荣，推动了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发展，使美国发展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头号强国。但随着政府社会经济职能的膨胀，上层建筑阻碍经济发展的一面逐渐显露出来，20世纪70年代末经济“滞胀”（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局面的形成是其有力的证明。
美国政府社会职能的膨胀，一方面增加政府财政负担，形成挥之不去的“赤字财政”，另外一方面，增加了企业的税收负担，不利于企业形成价格优势以便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最重要的是培养了个体对政府的依赖感，使政府社会职能的膨胀成为社会部分个体利益满足的主要方式之一，从而弱化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内部动力，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美国政府经济职能的膨胀，破坏了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降低了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效率，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商品化和产业化步伐，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故，美国政府社会、经济功能的市场化适应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8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也只是将部分社会、经济功能交给社会、交给市场，出现该部分政府职能缩小的态势；而政府的科技与教育功能却有膨胀的趋势。如组织科学技术的联合攻关（对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的规划与支持）、提高全民的教育水平（“2000年目标：教育美国法案”的制定）等政府的科学技术及教育功能，从来没有缩小过。这是因为，现代美国信息经济是以智力为基础的新型经济，也是为了更好地集中力量强化政府的科学技术与教育功能，从而更好地促进经济的发展。
“小政府”不是不要政府。“小政府”只是要求根据自身的能力及社会需求，有一分能力办一分事，不要以一分能力办五分事。一分能力办一分事，有可能把一分事办好；一分能力办五分事，办不了，也办不好。
二、政府权威制度与市场交换制度的重新选择过程是一个利益冲突与调整的过程两种不同性质的制度的重新选择，尽管是发展生产力的内在要求，有一定的必然性，但其实际重新选择的进程和结果，是由原先规则下的利益主体的博弈力量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