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改革有一条重要经验，就是以开放促进改革。此次最高层在1999年初作出“入关冲刺”的重大决策，种种考虑之一，也是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借入关时的相应开放举措来推动难度很大的改革。正因此，这回“入关”可能难以遂愿，才使许多关心改革命运的有识之士深为抱憾。但我们也应当明白，外因毕竟是外因，中国的事情其实还是要靠自己来做。当前在经济全球化基础上的新一波高科技革命浪潮，已经无情地击碎了靠旧体制维护某些领域的“民族工业”的最后一点幻想。纵使近期内“入关”压力不再，人们期待已久的电信业、银行业扩大开放等利弊已清、决心已下的事情，也应当悉心筹划、稳步操作起来。以扩大开放、迎接竞争来推动改革，归根到底是为了中华民族自己的利益，中国需要把改革开放的时间表握在自己手里。
-1999年第10期-
诉诸“激进改革”
中国改革20年来摸着石头过河，如今有石可摸的浅滩已经蹚完，再往前水深河宽，无石可探。既然是决心要“过”，就只能毅然诉诸“激进改革”。
中国的事情常常充满了戏剧性。1999年9、10月间，中美关于“入世”的谈判还是“雪拥蓝关马不前”，让关心者扼腕不已；到11月15日，人们又大喜过望地获知，江泽民主席亲自会见了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双边协议竟然“轻舟已过万重山”。往事虽堪回首，但现在更需要往前想。无论如何，中国在国际社会理应一诺千金。所以，要想想我们答应了什么，能不能做到，应该如何做到。因为，少则四个月，多则半年，门就真得开了。
现在还没有条件也还来不及想得很细很全，但仅从中美双边WTO协议已经披露的要点中，已经让人觉得既兴奋也担忧，因为不少事情做起来必然很难。
——比如电信。中国已经同意在“入世”的同时，即允许外资电信供应商在电信企业持股49％，次年可增至50％。
然而，反观中国目前的电信业，“中国电信”婆媳不分的角色刚刚结束，年初虽已确定了“一切为四”的方案，但至今仍切得极难。其公司制度的建立刚刚有个样子，公司运行效率的提高、竞争能力的增强还根本谈不上。联通虽然以人为的方式准备着被扶成“中国电信”的对手，但现在我们除了看到其资产做得漂亮，一意上市筹资之外，并没有在电信市场上感觉到其作为另一家垄断寡头的分量和姿态。中国电信业的有限竞争格局根本不具雏形，而且现有的国有垄断电信企业显然只算是纸糊的巨人。
如果AT＆T们这些真的巨人半年后就有资格直接来华投资，哪怕是持股49％，会往哪里投？倘是另择伙伴，切开或仍未切开的“中国电信”和联通日子能过下去吗？如让其选择前者，需要动多大手术，动机制动管理，有可能吗？
——再比如银行。最让人关注的是中美双边协议已经明确，中国在“入世”两年后将允许外国银行经营企业人民币业务，五年后则让其享受国民待遇，在经营范围、地域上与国内商业银行平等对待，不受任何限制。
众所周知，中国目前最强大、占有市场80％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尚未在建立公司机制上迈出最基本的步伐。中国的大型商业银行一直被视为国家机关，根本没有建立起一整套有效的公司运行机制。仅说一点就让人难受：四大银行的领导目前仍是组织部门任命制，没有董事会或董事会形同虚设，而且行长根本没有为自己配班子的权力。
花旗集团、美洲银行如果来了，不说技术优势、不说规模优势，仅人家的经理层来自市场一条，我们比得过吗？金融企业尤其需要人力资本，唯市场的价格和市场的约束力才能实现人力资本的最佳配置。而我们的国有银行要走出这一步，现在可能还想都没敢多想。
——可以比如的事情还很多。比如汽车，五年后关税要降到25％，而我们的汽车质低价高，几大汽车公司在关着门的市场上日子都过不好；比如保险，虽然放开的投资比例只有50％，但现有的、多数运营效率不很高而业务水平相当低的保险公司，就会面临生死考验……
仔细想想就明白了，“入世”近在眼前当然是大好事，但仅凭激情满怀肯定解决不了问题，必须从现在开始在关键领域的关键改革上迈出大步子，防止既得利益者现在不肯动、不愿改，将来又以“民族经济”做幌子不肯真正履行协议。
所以，对那些国有的、垄断性质的大企业，应当以明确的时间表尽快进行坚决改革，使其成为真正市场上的企业并完全按市场原则加以约束激励，任其或生或死；与此同时，国家要将所持企业的权益进行实质性出让（而非仅在资本市场上套钱），同步实现行业准入放开，让国内的私营者有机会来争一争。
门快开了，一定会有既得利益者跳出来举新的旗，自称为了与外商竞争的“伟大”目的，要政府人为给资源、输血。现在最要不得的，就是用有限的资源去变本加厉地扶植一贯低效的国有大企业，以为它们“大就是美”，可以与跨国公司对抗。中国的现实希望其实很大程度在于生机勃勃的民间中小企业，其机制、其位置，正可为未来提供就业、繁荣经济，形成本土经济的强大竞争力。我们这么长时间“舍卒保车”，“车”保得痛苦不堪而“卒”尚存，正说明民间经济的生命力。现在要立即停止对“车”的“扶植”而让市场调配，使民间经济的小“卒”获得成长空间，过河成将，支撑未来。
“入世”涉及方方面面，涉法制、涉规章、涉多方利益，把握起来复杂无比，但只要把握住一条，至少可做到心中有底：过去垄断程度越高、积习越深的行业和领域，现在就越需要进行激进的改革措施。说到底，中国在痛下开放市场决心之后，需要的是调整改革策略。20年来中国改革多谈“渐进”，多谈“摸石头过河”。如今转型期有石可摸的浅滩已经蹚完，再往前水深河宽，无石可探。既然还是决心要“过”，那就只能针对“过”拿办法，毅然决然地诉诸激进改革。历史给我们这个民族的机会已经不多了。
-1999年第12期-
恐怖袭击、WTO与经济全球化
在因“9·11事件”而改变的世界里，全球化的大潮仍会呼啸向前。
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恐怖分子袭击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的事件，是足以撼动世界格局的重大历史事变。当前人们都在紧张地观察这一事件会如何改变世界，而对于刚刚拿到WTO入门证的中国来说，“9·11事件”会否以及将如何影响经济全球化，格外值得关注。
“全球化趋势不可阻挡”是当前最普遍的说法，但却失之于简单。应当承认，“9·11事件”在相当时期内会对全球化本来即定的进程产生影响，已经是可见的事实。
“9·11事件”对人们心理的震撼性效果是巨大的。因为短时间内对于恐怖事件的预期上升，人们会本能地减少长途旅行，减少跨境交往，也就减少了“全球性”商务活动。恐怖袭击还打击了海外投资的信心和意愿。目前已有研究表明，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在年底前会缩减1/3；而在恐怖袭击事件后十多天中，美国股票市场上的非美国股票已缩水了15000亿美元。
反恐怖行动本身，也会影响人们在实际经济活动中的国际交流效率，从而减缓全球化进程。比如，人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信息高速度自由交流，会因过滤信息的侦察需要而受遏制；再比如，人员的跨国境交流，乘坐飞机，货物过境，都会面对更严格的检查从而大大增加往来成本。许多企业可能会重新考虑全球及国内的供应链战略，减少跨境交易，增加存货储备。
这个世界上一直有着非常广泛的反对全球化的组织在活动。“9·11事件”后，美国最大的劳工组织、1999年12月在西雅图WTO部长会议期间充当示威主力的AFL－CIO取消了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WTO的抗议活动，其首脑人物John Sweeney公开表示要站在美国总统布什一边。但其他反对全球化的组织并没有停止活动和抗议，而且颇有些积极分子从恐怖行动中为自己的主张找到了论据。反对现代化的人和自认为未曾充分受益因而仇恨全球化的人比过去更坚定地站到一起，组织反全球化的抗议行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相继取消了原定9月下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组织的年会，本身就是全球化的直接损失。
2001年11月9日至13日，WTO的部长级会议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142个成员国打算在此会议上发动全球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此次会议酝酿已有年余，WTO总干事穆尔曾公开呼吁“WTO不能承受第二次失败”。“9·11事件”之后，成功召开这一会议更为美国和欧盟所强调和看重。然而，既有恐怖事件在前，此次会议将命运如何，人们普遍感到变数大增。
当然，上述种种，主要还是“9·11事件”对全球化的短期重大影响。从长期而言，全球化的趋势确实是不可阻挡的。因为全球化主要是指贸易和资本的自由流动。这种最本质的东西乃市场经济发展使然，走到今天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现实，不会因为恐怖袭击事件而发生根本性改变。推动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素来是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国策。如今，反恐怖主义的长期任务需要全球协同作战，美国往昔多有表现的单边主义必将让位于多边主义，更为经济全球化增加了新的政治推动力。
“9·11事件”发生的地点，其造成的巨大伤亡，都使这一事变具有改变历史进程的力度。但恐怖主义毕竟是这个世界上的极少数，实力有限，恐怖事件不可能频繁发生。过去因为恐怖事件的震撼力有限，绝大多数人的恐怖袭击预期概率只是零。而如今巨大的悲剧就发生在眼前，又使许多人的恐怖袭击预期概率戏剧化提升。随着时间的推移，理性的恢复，这种预期最终会回到比较合理的水平，人们为商务活动进行的跨境旅游也就会恢复到正常水平。与此同时，由于反恐怖需要形成的信息、物资和人员交流阻滞也不会长期持续下去。贸易与金融自由流动的强大力量足以推动再一次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最终使各类跨境交流的效率恢复乃至提高，而所支付成本则大大降低。
长期而言，在因“9·11事件”而改变的世界里，全球化的大潮必然会呼啸向前。而即使在当前，美国政府出于振兴国内及世界经济困局的需要，也正在为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更多着力。我们需要的是认真辨析复杂的局面，顺应潮流，抓住机遇。
-2001年第12期-
理解“入世”承诺不可刻舟求剑
“入世”已有的开放时间承诺，应当成为部署改革进程的底线，但绝不可变成加快改革进程的束缚。否则，就是地地道道的刻舟求剑了。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成了WTO的正式成员。过往争取、憧憬也争议了15年的事情，终于成了现实。眼前的当务之急不光是研究和适应、履行“入世”条款，还应当按照世贸组织所体现的市场经济方向积极推进改革。迫切的任务，就是在过去相当封闭、而已经承诺在“入世”后逐步开放的一些管制性领域，例如银行、保险、证券、电信、零售业等领域，实行对内对外的同步和大步开放。
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入世”是经过长期谈判而终于成功的，每个领域门怎么开，什么时候开，都有过异常艰苦的讨价还价。现在终于进去了，未来的开放必须严格按开放的时间表走，如果在某一领域，甚至某一局部步子大了快了，“我们就亏了”，过去的谈判就白费工夫了。
这种看法看似有些“外交上”的道理，其实很不恰当。说到底还是对“入世”的意义未完全理解。其实，中国之所以“入世”，是因为世贸组织所提出的市场经济方向，与我们改革开放的未来方向是完全一致的；中国“入世”谈判之所以需要“讨价还价”，是因为我们有自己的国情和改革时间表，不可能完全按照国外的要求一步放开；而最终承诺的开放时间，是从当时情况看中国完全可能遵循的时间表。
因此，“入世”已有的开放时间承诺，应当成为部署改革进程的底线，但绝不可变成加快改革进程的束缚。否则，就是地地道道的刻舟求剑了。
实际经济生活波澜起伏，曲折多变，推进改革是需要抓住一些特殊机遇的。例如在金融证券领域，“入世”承诺表示可在“入世”三年内，允许成立外资持股不超过1/3的合资公司。而事实上，因为市场变化可能使一些“问题公司”过去积累下来的矛盾在某一时期加剧，而由外资持股改制正是治标又治本的好办法。在特殊局势下化危为机，正可使外资以控股方式进入，进而推进业内开放。而死守1/3原则不予变通，则于眼前、于长远均无益处，其实是贻误了改革时机。
此次“入世”承诺开放幅度比较大的领域，正是长期以来改革相对滞后的领域。在“入世”谈判艰苦挺进的同时，这些领域内外打破垄断、酝酿变革也已多时。“入世”本来应当成为推动这些领域变革的直接动力和压力。但如果单纯从“让外国狼早进晚进”的思维出发，很容易出现一种倾向，让这些领域的国有垄断力量以“民族经济化身”自居，要求依靠政府资源加固垄断实力。其直接后果，就是影响相关领域的全方位开放，民间经济力量无法进入，竞争格局不能形成，寻租愈演愈烈。及至在“入世”时间表的最后一分钟打开市场闸门，或是“民族经济化身”不堪一击走向反面，或是“裙带资本主义”多了一支外国盟军。
当然，相对于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现有水平，已有的“入世”承诺在总体上并不是一份很宽松的时间表，在银行等领域可谓相当紧张。把时间表带来的压力变成动力，正是许多人企盼借“入世”之机推动改革的依据。问题的要害在于，如何理解这种有条件承诺的实质，从而更有效地把“入世”变为加速改革的机遇。如此，就应当跳出“某年某日对外开放多少”的简单思维，更多地考虑相关领域的大格局：其一，对内、对私营等经济成分如何放开准入？其二，国有经济如何实施战略退出？其三，政府如何尽快退出市场仅尽裁判之责？
相当一个时期以来，中国“入世”与否、是利是弊，多有争议。及至“入世”已经成为现实，我们又看到来自另一方面的误解。应当承认，“入世”本身虽然是非常有历史意义的一大步，但只是为中国走向市场经济创造了比较好的外部条件，关键还要靠我们自己。毕竟在这个世界上有140多个国家都是世贸组织成员，而只有20多个国家建立了比较成熟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如果我们对未来的中国抱有较高期望，不愿过多地歧路徘徊，就应当对“入世”的机遇理解得更深刻，更长远。
以这样的宽阔视野来解读“入世”条款和承诺，岂容刻舟求剑？
-2001年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