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组文章探讨的主题实际上只有一个：在全球化时代，中国想要什么样的世界以及世界想要什么样的中国。
这组文章中，有数篇直接与WTO有关。相信后世的中国人会庆幸先辈在21世纪初叶坚定地做出了这一抉择。正是有赖此举，中国的开放变得更加不可逆转。“入世”后，事前担心的许多事情并未发生，相反，全球都以复杂的眼光目睹了中国外贸额和贸易盈余的急剧膨胀，虽然对此后果观察者见仁见智，但是，WTO毕竟将中国与世界更紧密地系在一起。正是看到中国成为全球化过程中的极大受益者，我们才主张，理解“入世”承诺不可刻舟求剑，并一再主张金融开放可更进一步。
融入的过程必然是一个矛盾冲突产生和消弭的过程。近年来，我们的耳中充斥着对于维护“民族利益”的高亢呼声，几乎每一项中外商业交易背后，都有关于“阴谋论”的质疑，或“贱卖”的诘难，似乎我们飞蛾扑火般地纵身于一张“阴谋网”。可惜，这些质疑既提不出任何扎实的论据，也提不出任何可行的替代解决方案。实际上，连最极端的全球化反对者也不得不承认，让中国再关起门来是不可能了。
我们不否认，任何一项交易都需要计算利害，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别人是否真有阴谋，而在于我们是否扎扎实实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如果自身实力足够强，自然有能力抵御各种外在风险；反之，纵然是别人的善意，后果也会一如“阴谋”，因为我们消受不起。
应该客观估量自己的实力与地位，否则，在斗争哲学和零和博弈思维左右下，会产生各种匪夷所思的冲动，如所谓争夺国际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即是一例。我们能做的，是反思中国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地位及其深层次的经济逻辑。
“WTO冲刺”的含义
无论最终结果是否满意，中国扩大开放的决心不应动摇。因为无论加入WTO本身，还是我们为之作出的“让步”，归根到底都不是权宜之计，实际上与中国未来发展的战略方向相一致。
长达13年的马拉松谈判，曾经满怀期望也一度意兴阑珊，不过到了1999年3月下旬，种种动向都在确切地传达一个信息：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已现曙光。当前人们议论最多的不外乎两个题目，一是这回到底能否在4月朱鎔基访美时达成中国加入WTO的相关协议，二是中国现在到底该不该加入WTO？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并不敢过分乐观。朱总理最近提出在电信、银行业等关键领域扩大开放，并表示将为加入WTO作最大让步，当然是很有力的举措。而且目前美国方面的确很希望能够通过让中国加入WTO，以解决对华巨额贸易逆差。应当说，如果此次总理访美能达成有关协议，再在未来数月内进行具体细节谈判，中国就有望在1999年11月WTO“千年回合多边谈判”前夕进入WTO。这是比较令人满意、也有相当现实性的一种前景。
但是，无论如何，此次能否达成有关协议、最终能否在11月前加入WTO，都不是中国一厢情愿的事情。13年争取“入关”的经验，几次起起伏伏都证明这一点。美国以往对中国一直是偏高叫价，不肯让步，此番虽然表现出较大的认同，但其国内政治形势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大选年前夕，国会中克林顿的政治反对派事实上将白宫的中国政策变成了一张“政治牌”，仇华情绪异常强烈。连月来，国会山先后掀起的“人权风波”、“间谍风波”、“WTO风波”，将中美关系罩上了重重阴霾。在这种背景下，克林顿政府在就中国加入WTO进行谈判时，必然迫于种种压力抬高“门票价格”，甚至可能达到中国难以接受的程度。
在我们看来，中国这次的“WTO冲刺”是适时而必要的部署。为达成协议，中国虽出价不菲，却也大有必要。但在努力争取最好结果的同时，也应当有再度受挫的思想准备。不管最终结果是否满意，中国扩大开放的决心不应动摇。因为无论加入WTO本身，还是中国为之做出的“让步”，归根到底都不是权宜之计，实际上与中国未来发展的战略方向相一致。从这个角度看，心中自可有一份从容。
至于第二个问题，亦即现在中国该不该加入WTO，当前可以听到不少反对的声音。有的慷慨激昂，直指开放电信“引狼入室”；有的危言耸听，断定“入关”冲垮民族工业。我们不能同意如此看法。
业内比较清醒的人都明白，对于走向市场化的中国来说，服务业放开或是其他经济领域进一步扩大开放，都是适应国际趋势的必由之路，迟早总要走到这一步。闭关自守只会威胁相关领域所及的“国家安全”与“民族工业”成长。中国这些年来实际上已经为加入WTO进行了很多准备，市场开放度大大提高，许多经济领域迎接国际竞争的能力都有很大加强，绝不至于外国商品进来一冲即垮。况且WTO也意味着巨大的机会。面对两年来经济增长放缓的现状，中国除了增加内需，也需要通过进一步扩大出口、吸引外资流入，来推动新一轮的经济繁荣。因此，中国如能按计划在年底前加入WTO这个世界自由贸易的大家庭，于长远、于眼前都不失为有利的事情。
中国当然也有自己的“软肋”，电信、银行等关键领域改革迟缓，竞争能力过低，正是一些人不同意开放这些领域的重要原因。在这里，一要看到近年来改革的进展，已经使实际情形向良性方向有了一定改变；二要看到开放本身正可以促进改革，现实的情形是改革在各方既得利益的纠缠下走得过慢，但又不能总等下去；三也要看到开放承诺并不是“一个早上敞开大门”，即使在中国加入WTO之后，仍然会有个逐步开放的过程。现在主要还是提出开放的时间表，谈判所及的时间都在5至8年之后，并不会马上带来直接威胁。
在当前讨论“该不该入关”这个早有答案的老问题，反映了亚洲金融风暴以来人们对经济全球化的怀疑和迷茫。如何认识全球化是一篇更复杂的文章，我们在这里只想强调，全球化趋势确实是经济改革的重要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入WTO、提出市场开放时间表，正可以成为日益艰辛的改革进程中的新动力。世纪之交的中国正加快迈向WTO的坚定步伐，是很令人振奋、很给人希望的事情。
-1999年第4期-
开放须双向
我们现在既然正确地选择了对外开放，对内的加速市场化就是不可或缺的配套部署了。外国资本家可以堂而皇之地进来，中国的私人资本家或“非完全国有资本家”至少也应有同等的权利和机会。
到底是20多年来改革开放深入人心，一旦中国临近加入WTO成为现实，纵听知中国作了重大让步，仍是赞同者多，理解者多。近来与学界、业界、媒介接触，就有这种感受。不过，想得听得多了，又有了一重思考，这就是我们这次在打开国门的同时还缺些什么，得做些什么？
结论非常明白地跳出来──对外开放的同时，也要对内开放。
这是很具有根本性的事情。比如电信。中国电信业多年来实行的是国有垄断制度，不独财大气粗、可能构成对“民族经济”威胁的外商进不来，即使财小气细、完全属于“民族经济”之一的其他“国商”也绝无可能进入。唯联通公司一家，确实在1994年成立了，发了全国性牌照，但一不许与外国人合资，二不得与其他“国商”合资，所以还是公然的封闭体制，更不说其他了。
再比如银行。我们虽然这些年来陆陆续续有了近20家银行，但国有独资是绝大多数，而且股份制银行中的非国有部分也极为有限。唯民营背景的民生银行一家，是试点，小心翼翼限制持股比例之外，其运作是否如同香港的恒生银行或是东亚银行，真正有了尊重私人股东权益的架构，也是大有疑问。
至于说到这次开放度较大且较有震撼力的保险、农业（进出口）等领域，情况亦然——没有对外开放，亦无对内开放。
中国改革20年，对外开放一直是基本国策，没有动摇过，没有后退过。但我们过去对外较为开放的领域，都是在国内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领域，换言之，是对内已经比较开放的地盘。这次最大的不同，不是如经济保守主义者们忧虑的什么“民族经济”问题，而在于我们开放的主要领域是所谓“敏感领域”，亦即过去保护程度比较高、国家处于垄断地位的领域。一旦决定放开，哪怕是分阶段放开，便显得突然，没有习惯中渐变的那种慢节奏，没有先一步或半步的对内开放来缓冲垫底。如此，势力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也就叫得比较凶。
但是，我们现在既然正确地选择了对外开放，对内的加速市场化就是不可或缺的配套部署了。外国资本家可以堂而皇之地进来，中国的私人资本家或“非完全国有资本家”至少也应有同等的权利和机会。这里的情理之“理”不用说了──经济学家们说得重的，用过“宁与友邦，勿与家奴”这类用词不很确切的比喻；还有学理之“理”──对外开放在本质上不是去“出让”什么，“交换”什么，而是以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发展、完善起市场经济体制。这体制的主体当然就有外商也有诸多国商，像我们在美国、在欧洲、在许多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所看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开放也就是利益再调整、资源再配置的过程，最终配置到符合市场原则的、最具经济效益的构架之中。
中国改革是个在既定方向下日渐觉醒的过程。我们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才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到1997年十五大才确定了私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该早些做的事情，不可能一下子那么及早而果决地做了，所以说是渐进。但整体渐进也有阶段性的突进相交替，今天又到了需要果决地行动、果决地突进的时候了。
所以，对内开放的坚决性，应当像对外开放的坚决性一样明确起来。而且开放不仅包含了打破国有一家垄断或国有多家垄断，允许别家进入市场，还应当包括建立起公开、公正、公平的市场规则。这里之所以把私有经济的地位和进入的权力强调得很突出，首先是因为我们过去忽视得太多。真正的市场经济，各种经济主体，国有的、混合的、共同私有的、单一私有的等，必须具有共同的、平等的权利。这就是邓小平当年说过的不管“姓什么”、什么“颜色”了。
找来“入关”谈判的有关文件细细阅读，发现对内与对外的双向开放，原本是加入WTO的前提与条件。比如，中国在开放农业市场的同时，本来就须开放大宗农产品进口的贸易权，允许国内的私人企业进入；再比如，在执行条款谈判时，应承诺让国有公司遵循商业社会的准则与规律，不可在采购或其他商业活动中得到政府的照顾，等等。WTO身为自由贸易的大家庭，本来就是个认同市场经济法则的大家庭，对外开放的同时也有对内开放，本在不言而喻之中。只因为中国的现状和承继性不同，我们要更主动些罢了。唯主动地进行双向开放，我们才能将近在眼前的“入关”挑战真正转化为机遇。
-1999年第5期-
“雪拥蓝关”之时
今年“入关”可能难以遂愿，使许多关心改革命运的有识之士深为抱憾。但我们也应当明白，外因毕竟是外因，中国的事情还是要靠自己来做。
世事难如人意。华盛顿时间1999年9月28日晚，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提前结束原计划两天的新一轮中美WTO谈判飞返北京，中国“入关”的“窗口机会”再次关合。尽管中美双方的官方代表仍表示不会放弃在11月西雅图会议前使中国加入WTO的努力，但多数冷静的分析家已经得出结论：中国按计划在年内、其实也就是在本世纪内“入关”的希望已十分渺茫。
我们当然还在期待奇迹发生，但我们也得正视现实：
——中美双方在此次谈判之后，根本没有确定下一次谈判的时间和地点，而美国国会将在11月间休会。由于中美双边协议牵涉到中国的永久性最惠国待遇，必须获得国会通过，因此，如果谈判不在10月初达成协议，甚至无法被列入国会议程。
——中国WTO谈判首席代表龙永图没有参加在华府的新一轮谈判，但他在华接受CNN采访时指出，美国于4月间公布的中方加入WTO有关承诺的17页文件中，至少有10至15处错误（mistakes），唯有美国为此进行澄清，才有希望达成协议。没有任何消息表明美方已经或准备就17页文件进行“澄清”，可知双方的立场还有相当距离。
——无论巴尔舍夫斯基在此次谈判后在国会听证会上的表态，还是美国此时的愈加逼近第二年总统大选的政治气氛，都使人感到白宫目前对中国“入关”虽然态度积极，但迫于政治压力，在未来谈判中进一步妥协的可能性极小。而美国的必要的、具有实质意义的让步，特别是在纺织品配额、反倾销等关键问题上的让步，无疑是中美最终签署双边协议的前提。
……
当然，中国能否“入关”目前主要是国际政治问题，但因为政治本身就具有太多的牵连，讨价还价的谈判一定需要时间。而争取年内“入关”的时间已经过于紧迫，几乎没有回旋余地。
从1986年算起，中国为“入关”已经奋斗了13年，在1999年更是一波三折，崎岖多变。回过头来看，以往十多年内中国至少有三次曾经看到了“入关”的曙光。第一次是在80年代后期，第二次是在1994年年底关贸总协定组织更名为WTO前夕，第三次则是1999年4月朱鎔基总理访美期间。前两次机会失之交臂，主要原因当然很不相同，但总与当时国内外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相关，具有比较显著的必然性。但1999年4月朱鎔基总理访美，提出包括部分重大让步的一整套谈判方案，本来完全有可能借与克林顿总统会晤之机达成双边一揽子协议。只是由于克林顿总统缺乏足够的政治勇气，才未能在当时达成中美“入关”协议。虽然克林顿几天后便悔意昭然，采取了新的补救措施，但此后又有意料之中或之外的大事发生，最终看来很可能使中国“入关”再度受挫。这次机会丧失，显出更多的历史偶然性，使人备感遗憾和惋惜。
我们相信中国争取加入世界自由贸易体系的努力还会继续下去。但过去十多年的反反复复足以表明，中国能否“入关”、如何“入关”、何时“入关”，实在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许多始料未及的因素都可能变成新的障碍。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需要有很坚强的决心和韧性，无论遇到何等挫折都不应轻易否定已有的努力。1994年间中国“冲关”热情很高，但年底未能“入关”之后，国内曾出现一种“酸葡萄”论调，怪罪并主张放弃应有的“入关”努力。这种非理性的情绪是很有害的。此次“WTO冲刺”一旦受挫，我们应当谨防舆论再度摇摆，更须警惕“酸葡萄”心理引发盲目排外的错误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