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解读
1．《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以下简称《论个人》）
普列汉诺夫(1856-1918)，曾经是俄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03年以后成为孟什维克主义者。但这并没有影响列宁给予他的理论著作以高度评价，认为“这是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优秀著作”。《论个人》发表于1898年，是针对俄国民粹派的英雄史观和经济派的宿命论观点，专门阐述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的著作。
本书论述的个人作用，不是指相对于人民群众而言的个人作用，而是指相对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而言的个人作用。就是说，它要回答的不是群众与个人谁创造了历史以及他们在历史上的作用孰大孰小的问题，而是回答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面前，个人能否有所作为、有多大作为以及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简言之，它不是回答个人作用与群众作用的关系问题，而是回答个人-作用与客观规律的关系问题。只有把握住这个主题，才能准确领会这部著作的内容。
应当指出，就个人作用与历史规律之间的关系的角度系统地深刻地阐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无疑是一次难得的尝试。本书的意义和贡献也恰恰就在这里。
2．“因素”论
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宣告了唯心史观的破产，赤裸裸的英雄史观丧失了大部分阵地，信仰者日渐减少。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社会历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些人提出了“因素”论的观点。“因素”论是19世纪在欧洲广泛流行并被资产阶级学者用来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错误理论。持这种观点的人或者随便挑出社会生活的几个方面，不分主次地把它们视作社会发展中同等重要的因素；或者认为在经济、政治、文化、个人意志等多种因素中没有固定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而是有时以这种因素为主，有时以那种因素为主。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的极右代表卡勃利茨(1848-1893)的“因素”论观点尤其荒谬。他不是从社会生活的诸方面，而是从人的意识的诸方面中抽取因素作为历史发展的力量。在他看来，情感是比理性更为重要的历史因素。对此，另一个俄国自由民粹派社会学家米海洛夫斯基(1842-1904)予以反驳，认为理性并非次要因素。但是，这种反驳同样是站在“因素”论立场上的。因为在这位“可敬的社会学家”看来，一切因素都同样重要。更为错误的是，他竟认为，辩证唯物主义为了经济因素而牺牲其他一切因素并根本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一切作用。显然，米海洛夫斯基站在折衷主义“因素”论的立场上，对辩证唯物主义作了不可容忍的歪曲。其实，辩证唯物主义无意于否定在社会生活中有多种因素，包括个人因素在起作用，而只是肯定在社会生活的多种因素中经济因素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已。
“因素”论的要害在于否认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在社会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观点，妄图以社会生活中多因素均衡起作用或轮流突出的折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抗衡。这种“因素”论貌似公允，面面俱到，实则并没有反映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况，更没有把握住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应当指出，即使在当代，这种“因素”论还是有一定影响的。有人不分主次地强调社会生活中经济、政治、文化三者同等重要，如果要“问它们中间哪一个先产生，这无疑构成了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
3．唯物主义对人类意志的看法是完全能与最坚毅的实际活动相容的。
普列汉诺夫指出，责备唯物主义是“无为主义”、根本否认个人意志的作用，这种论调早已有之。英国伦理学家普莱士(1723-1791)就硬说唯物主义与自由概念不能相容，硬说唯物主义者取消了个人的任何独立性。显然，这不是出于对唯物主义的误解就是对唯物主义抱有偏见。
什么是唯物主义？什么是与之相对应的唯心主义？惟一的标准就是看他对思维与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怎么回答。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除此之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是在别的意义上使用的。”恩格斯还严肃地批评施达克把对理想、目的的追求当成唯心主义的错误，并自豪地宣称：“法国唯物主义者同自然神论者伏尔泰和卢梭一样，几乎狂热地抱有这种信念，并且往往为它付出最大的个人牺牲。如果说有谁为了‘对真理和正义的热忱’而献出了整个生命，那么，例如狄德罗就是这样的人。”就是说，在恩格斯看来，唯物主义与人类的坚?意志行为是完全可以相容的，有着坚强意志力的人也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唯物主义者。
作为普莱士批评对象的英国唯物主义者普利斯特列(1733-1804)曾经这样回答普莱士：“你在哪里找得到比必然论的继承者更富于追求最主要目标的思考力、积极性、力量和坚韧不拔精神的人呢？”对此，普列汉诺夫指出，不管普利斯特列所指的“必然主义者”是不是真的如此，但有一点足以肯定：“唯物主义对人类意志的看法是完全能与最坚毅的实际活动相容的”。这与恩格斯的上述论点是完全一致的。
普列汉诺夫进一步指出，唯物主义的确否认意志的绝对自由，但这不等于宿命论，因为除了机械唯物主义的宿命论者外，还有另一派唯物主义者即辩证唯物主义者。但是，退一步说，即使是宿命论者，包括宗教宿命论者，也不总是消极地对待人为努力的，甚至相反，在某些年代，宿命论还是这种行动的一种必要的心理基础。例如，17世纪的英国清教徒比其他一切党派表现出更大的毅力，在准备和实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方面起过很大的作用。由此可见，如果认为只要一确信某种事变会必然到来，就会丧失促进或阻挠这种事变到来的决心和行动，那就大错特错了。常常有这种情形，当人们意识到自己的活动是必然事变的必要一环时，他会减少犹豫不决，更加果敢地?取行动。这不奇怪，因为他意识到了，除此而外别无他择；换句话说，他不愿意不这样做。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有时会“表现出简直不可遏止的毅力，作出绝顶惊人的丰功伟业”。相反，那些没有意识到这种必然事变的人，却常常表现为唉声叹气，犹豫不决，放弃努力。普列汉诺夫认为，那些不懂得“自由是被意识到了的必然”的人，是想不明白这个道理的。唯心主义批评的唯物主义只能是他们自己所理解的唯物主义，而对于既承认必然性又承认意志作用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他们感到不可思议。
4．只有在疯人院里才能产生出一个促进月蚀的政党。
德国新康德主义者什塔姆列尔(1856-1938)为了驳斥辩证唯物主义，制造了一个“月蚀党”的神话。意思是说，辩证唯物主义者一方面主张事物发展有其必然的客观规律，如认为资本主义的灭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方面又主张人的意志及其努力有着重要作用，如认为组织无产阶级政党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他认为，辩证唯物主义的这种观点无异于号召组织一个“月蚀党”，为促进月蚀的到来而斗争那样荒唐可笑。在什塔姆列尔看来，如果承认客观规律，那就没必要进行人为的努力；如果承认人为努力的必要性，那就不能承认客观规律。
普列汉诺夫首先指出，这一例证极其无聊。人既不会对自己管不了的事采取行动，也不会对用不着自己管的事采取行动，因为这种行动是无谓的和无益的。在这种场合，“无为”是对的。既然月蚀的出现无论如何也不包括人的行动在内，那么恐怕只有在疯人院里才能产生出这样一个促进月蚀的党了。就是说，这个例证与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客观规律与个人意志的关系是毫不相干的。
普列汉诺夫进一步分析道，为了使这个例证有点意思，那就必须假设月亮是个有意识的东西，月蚀是其意志自决的结果，并且月蚀的位置使它获得极大的快乐和安慰，因此它总是力求占据这个位置。但问题在于，当月亮终于发现这种位置并不取决于它的意志，而是取决于它的运动规律的时候，月亮会作何感想呢？按照什塔姆列尔的逻辑，这种发现必然会导致使月亮不想运动了。但这种推论是没有根据的。这样一种发现，诚然可能使月亮伤心烦恼，但它还是要运动的。它要千方百计地在运动中寻求它的意志与必然规律互相融洽的办法。因为前面已经说到，对必然性的认识是完全能与最坚毅的实际行动相容的。
普列汉诺夫又作了更深一层的分析。人类历史的发展毕竟不同于自然界。在自然界中如同月蚀这类现象是与人的意志完全无关的，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发生的事情是与人的活动有关的。在历史上，否认意志自由的人往往比其他人具有更坚强的意志，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什塔姆列尔或者对此视而不见，或者忘记了这些例子。无论是天命论者默罕默德或拿破仑，还是那些自认是历史运动力量的代表者们，都表现出了非凡的意志力量，采取了最为坚毅果敢的行动。什塔姆列尔的荒谬就在于不理解客观规律与人的活动是可以一致的，自由与必然是可以统一的，不理解不自由的意思恰在于意志不能违反自由与必然的统一，而自由的意思恰在于意志能够选择与必然相一致的行动。这种不理解也正是资产阶级史学家、哲学家们想出“月蚀党”这样荒唐例证的根源之一。
5．除了这种粗浅的自由概念之外，还有一种比这深刻得无比的自由的概念。
德国新康德主义者、唯心主义社会学家齐美尔(1858-1918)认为，自由总是指的摆脱某种拘束而言的。不少人也有类似看法。普列汉诺夫认为，就浅层次的常识而言，可以这样理解。例如想违反纪律的人把摆脱某种规章制度的束缚视为“自由”，小偷把偷东西时被抓获视为“不自由”等。但这是对自由的一种极其粗浅的理解。这种理解并不是对自由的惟一理解。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就是说，自由不在于摆脱某种外在的束缚，而在于求得与必然的内在的统一，在于承认必然、认识必然、利用必然。这是一种更为深刻的、科学的自由观，也是没有辩证哲学头脑的人所不能理解的自由观。它克服了客体与主体之间的外在对立；消除了必然与自由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把人类对自由概念的理解推向了一个更高阶段。粗浅的自由观是二元论的，深刻的自由观是一元论的。前者的基础是自由与必然的分离，后者的基础是自由与必然的统一。
这两种自由概念、两种自由观的对立，在俄国唯心主义者与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得到了充分表现。在前者，把俄国资本主义现实与他们乌托邦的理想相对立，并幻想着摆脱这种现实。在后者，认为将来的理想就在今天的现实当中，俄国的资本主义现实在自身的发展中不可避免地要走向自己的反面，使今天的理想成为明天的现实。这是历史的必然性。对于认识了这种必然性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一方面他们充当着、也不能不充当这种必然性的工具，这的确是在受必然性的“束缚”；另一方面，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思想特性又使得他们心甘情愿地选择了充当这种工具的角色，这又表明他们是自由的。从这里我们看到，这种自由正是“从必然性中长出来的”，这是包含着必然性的自由，也是变成了自由的必然。如果说这种自由也可算得上是摆脱了某种束缚的话，那就是摆脱了主体与客体、自由与必然相分裂的束缚，摆脱了妨碍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精神枷锁的束缚，摆脱了不善于把现实与理想统一起来的苦恼的束缚。显然，当一个人总是把必然性作为自己的外在对立面时，他就只能停留在粗浅的自由观而不能上升到这种辩证唯物主义的深刻的自由观。人一旦把自己的自由活动建立在必然性的基础上时，他的自由活动就成为必然性的自觉和自由的表现，他就会在认识和利用必然的进程中获得无穷的智慧和力量。
6．对于某种现象的绝对必然性的认识，只会加强同情于此种现象并认为自己是引起此种现象的一份力量的人的毅力。
对于认识了某种自己所同情的必然性，并认为自己是实现这种必然性的一份力量的人来说，他会怎样行动呢？在他采取这样或那样的行动之后会发生什么结果呢？普列汉诺夫认为，这大致有两种情形。
其一，袖手旁观，躺下睡觉。在这种情况下，或者由于条件总和S缺少该旁观者的努力(a)，而致使现象A没有出现或发生改变；或者由于另外有人出于对旁观者的气愤而取代了他的努力(b)，而且力量b=力量a，从而使现象A照样发生。假定旁观者的努力没有人能够取代，显然不会有完整的S，现象A或者迟些发生，或者不够完满，或者根本不会发生。问题在于旁观者的懒惰并非由于认识到现象A的必然性使然，而是其他原因造成的。
其二，积极行动，为之奋斗。在这种情况下，或者由于条件总和S按时具备，现象A按时发生；或者由于条件总和S提前具备（这是由于行动者超常努力所致），现象A提前发生。
在普列汉诺夫看来，前者是不正常的，是另有原因的；后者是正常的，是不言而喻的，因为那满腔热情地期望着某种现象发生的正常人是不会对此袖手旁观的。因此，普列汉诺夫在指出“对于某种现象的绝对必然性的认识，只会加强同情于此种现象并认为自己是引起此种现象的一份力量的人的毅力”之后，着重分析了前一种现象。当然，普列汉诺夫同意在进行必然性现象的预测时，为了不致发生计算上的失误，是应当把前一种人的行为考虑在内的。
7．若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对某种现象的发生不表同情，并设法加以阻挠，那末他对这种现象的必然性的认识，又会怎样影响到他的行为呢？
对于已经认识到某种自己所不同情的必然性的人来说，他会怎样行动呢？普列汉诺夫认为，这大致也有两种情形。
其一，削弱他的反抗力量。就是说，因感到无法阻止这种必然性的发生，反抗也无济于事而削弱了反抗力量甚或是停止反抗。问题在于，一般说来，要等到促成这种必然性的条件已很充分、力量已很强大时，他才会信服这种必然性从而发生这种情况。
其二，增强他的反抗努力。就是说，并不是所有不同情此种必然性的人都会减弱或放弃其反抗的努力。与此相反，还有一些人会因此而加紧反抗，垂死挣扎。这样的例子在历史和现实中都是很多的。
这两种情形当然会对事情的结局发生不同的影响。如果前一种情况异乎寻常地增加，会促进该现象的提早发生；如果后一种情况异乎寻常地增加，会推迟该现象的发生。
8．为了反题而牺牲正题，也如为了正题而忘掉反题一样，同样是没有根据的。
俄国自由主义史学家、唯心主义者卡列也夫(1850-1931)同其他唯心主义者一样，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自由与必然的观点，极力主张个人在历史上有极大的作用。这种观点是历史上英雄史观的延续，它博得了想有所作为的青年的同情。但是，这种观点既没有正确提出、更没有解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原因在于，他们把个人活动与历史规律对立起来，把个人活动看作是社会运动的一种因素，把历史规律看作是社会运动的另一种因素。这种个人活动与历史规律的硬性分离极为荒谬。很快，这种夸大个人作用的观点就破绽百出了。这种观点可以视为个人在历史上作用问题的正题。
但是，对这种观点的反感使某些反对这一学说的人走向了另一极端。唯心主义者极力抬高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而忽视历史运动的客观规律性。反对这种观点的人则极力强调历史运动的规律性而置个人作用于不顾。这种观点不懂得历史是由人创造的，个人活动在历史上是有重要作用的，不能把个人看得无足轻重，不屑一顾。这种观点可以视为个人在历史上作用问题的反题。
普列汉诺夫指出，这是个人在历史上作用问题上的两个极端。前者抬高个人作用而贬低历史规律，后者抬高历史规律而贬低个人作用，这都是不正确的。为了正题而牺牲反题，一如为了反题而牺牲正题，都是片面的。只有把正题与反题中各自包含的片面的真理要素统一为一个合题，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出路。应当指出，这也正是普列汉诺夫在本书中为之努力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9．兰普勒赫特的“万有史观”与俾斯麦的“历史自行造成”论。
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兰普勒赫特(1856-1915)反对把伟人的政治活动当成是历史发展中的惟一原动力，认为这种观点是片面的，他主张要注意到全部历史生活。他的这一观点代表了一派人的看法。兰普勒赫特把自己的观点称为“万有史观”。他写了一部《德国民族史》说明他的见解。在他看来，“一般的历史条件，要比意志最坚强的个人更为强大，伟大人物所处时代的一般性质对于伟大人物是种经验上既定的必然性”，在它面前个人并没有什么作为。有人据此责备兰普勒赫特是“唯物主义”，并把他与“社会民主党的无神论者”混为一谈，就是说把他当成了历史唯物论者，把他与马克思主义者混为一谈了。其实，这是毫无根据的。兰普勒赫特的“万有史观”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相去甚远。
这只要分析一下兰普勒赫特所极力推崇的德意志帝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1815-1898)的“历史自行造成”论就可以明白了。
在德国历史上，俾斯麦无疑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人物，他任宰相时的那一段德国历史是与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在他的手下，松散的联邦成为统一的帝国，而德意志的政策也左右了欧洲的命运。但正是这样一个铁腕人物，却口口声声地宣称人们过于夸大了他个人的作用，提出“我们毕竟不能创造历史；我们应当等候历史去自行造成”，“我们不能创造伟大的历史事变，而应当适应事物的自然进程，应当只限于保证得到已经成熟的东西。”
普列汉诺夫对俾斯麦的观点进行了分析。他首先指出，俾斯麦的意见是很有趣味的。“这样一个有时表现出真正钢铁般意志的人竟也自认为在事物的自然进程面前完全无能为力，他显然认为自己不过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工具而已；这件事实又一次证明，一个从必然性来观察现象的人，同时又可能是个意志很坚强的活动家哩。”就此而言，俾斯麦的意见值得注意：历史必然性与个人意志并不是对立的。
普列汉诺夫接下来分析道，如果用他的这种意见来回答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那是不对的。俾斯麦的观点中有一个内在的逻辑矛盾。他一方面宣称“历史自行造成”，一方面又宣称那已经成熟的东西也需要有“保证得到”的举动。依前者，历史并不需要个人参与，个人活动对历史事变是无能为力的；依后者，似乎又说即使事变已准备成熟，也还需要人为努力方可保证得到。这就发生了问题：人的保证行为与自行造成的事变是什么关系？俾斯麦没有也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每一次历史事变既是以前事变的成熟的结果，又是下次事变得以出现的原因，人的“保证”活动贯穿于历史事变的整个链条之中，这种活动也就是历史本身。俾斯麦或许是想肯定人的活动并不是万能的，这点当然我们也不怀疑；但是人的活动的力量究竟以什么为转移，它在什么情况下会增大、什么情况下会减弱？这些问题俾斯麦也是问答不了的。
总之，除了贬低个人作用和许多没有答案的问题之外，俾斯麦的“历史自行造成”论并没有给兰普勒赫特的“万有史观”提供什么有价值的东西。看来“万有史观”也不过是“因素”论的另一说法。至于兰普勒赫特所极表赞同的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莫诺(1844-1922)关于历史伟人只是历史事变的符号、一时光彩夺目过后不留任何痕迹的观点，也同样如此。不论是兰普勒赫特的“万有史观”，还是俾斯麦的“历史自行造成”论，或者是莫诺的“不留痕迹”论，都在抽象地谈论多种因素的同时真实地贬低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并且在他们身后留下了一连串含混不清的问题。
10．基佐、米涅以及该派其他史学家的观点是18世纪的历史观点所引起的一种反应，是18世纪的历史观点的反题。
比利时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皮莱恩(1862-1935)吹嘘兰普勒赫特与莫诺的历史观点是属于未来的新的历史观点。普列汉诺夫指出，这是不对的。首先，这并不是由他们开创的一个新学派。历史科学中注意研究社会制度和经济条件的学派早在19世纪20年代就已经产生了，基佐、米涅、梯叶里等便是该派的卓越代表。莫诺和兰普勒赫特的观点不过是这些人的观点的模糊不清的摹本。其次，基佐、米涅等人的观点在反对英雄史观方面虽有其深刻的一面，但他们也有很多没说清楚的问题，并没有正确解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总的来说。他们的观点不过是18世纪历史观点的反题。
18世纪的历史观点，主要是高扬个人作用的英雄史观。作为例证，普列汉诺夫举了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马布利(1709-1785)的观点。马布利认为，古代克里特岛的国王米诺斯一手造成了该岛的社会政治生活及风俗习惯；斯巴达的立法者莱喀古士使斯巴达人鄙弃物质财富；后来斯巴达人放弃了这个信条也是由于他们的统帅莱山德的新宣传所致。总之，在马布利看来是伟人创造了历史。马布利的同时代人中还有不少是持这种观点的。例如，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1712-1778)、唯物主义哲学家霍尔巴赫(1723-1789)等也都认为伟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当然，也有个别例外，如意大利资产阶级哲学家维科等人，已经猜测到历史规律性的作用。但是，英雄史观在18世纪是占了统治地位的。
到19世纪初，法国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基佐(1787-1874)、米涅(1796-1884)、梯叶里(1795-1856)等人提出了与18世纪的历史观点相反的看法。他们高扬历史规律的必然性，认为社会生活不过是不可抵抗的规律的表现；他们把个人的作用放在一边，唾弃了英雄个人创造历史的神话。普列汉诺夫称这种观点为18世纪历史观点的反题。
“反题”的出现是有其深刻原因的：其一，经过人民群众广泛参加并起了重大作用的法国大革命之后，已经很难把历史设想成由伟人随心所欲地一手造成的了，已经很难把民众当成仅仅是惟命是从者了。其二，英雄史观激怒了这些资产阶级理论家的平民的自尊心理，因为他们代表着法国大革命时期作为平民出现的资产阶级。其三，法国大革命表明历史的事变绝非单纯地由人的意志所决定，在人的活动背后隐藏着确定不移的必然规律。就是说，历史本身提供了使历史观点走向18世纪反面的根据或可能，而这种可能在基佐等人的见解中得到实现。
但是，法国历史学家们的思想也只能说是走向了18世纪观点的反面，他们并没有从前辈的见解中吸收那些合理的因素。难怪法国贵族思想的代表沙多勃利昂(1768-1848)把他们称作宿命论派。这种指责的出现是有原因的。因为这些历史学家认为弱肉强食乃理所当然，对封建贵族和工人群众都持冷酷态度；他们对历史运动的规律也还说不清楚；他们突出规律的必然性而忽视了伟人的作用。受过培世纪历史观点熏陶的人对此当然难以容忍。
显然，法国历史学派的“反题”不能代表未来，未来是属于能就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给予一个最好答案的学派即马克思主义的。
11．决不要以为圣博甫曾认定人类意志的“突然决定”似乎是没有任何原因的。
1826年，法国文艺理论家和诗人圣博甫(1804-1869)针对法国历史学派的宿命论倾向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即随时可能发生的无法测定的个人意志的突然决定，能够使事变的行程变更方向。对此，普列汉诺夫评论道，不要幼稚地以为圣博甫认定人类意志的这些突然决定具有重要作用没有任何原因。圣博甫只是要说明：重要人物的知识、才能、品格等特性不能不对事变进程发生显著影响；而这些特性又不能只用民族发展的一般规律来解释，他们属于私人生活中的偶然现象领域。普列汉诺夫认为，这种见解是有一定道理的。为了印证这一点，他列举了如下的例子。 (1)由于法王路易十五(1715-1770)的性格原因，法国曾丧失了扩大领土的机会。而如果领土扩大，当然会对法国的经济政治进程发生影响。(2)法国七年战争时之所以同奥地利结盟是由于路易十五屈服于宠妃彭帕杜尔夫人(1721-1764)的影响，否则事变会是另外一种样子。(3)七年战争的失利与法军将领的无能有关，将领无能而仍被重用与彭帕杜尔夫人的袒护有关，彭帕杜尔夫人的袒护奏效和干预政事与路易十五的好色成性有关。(4)法国之所以没能在海上作战以保护自己的殖民地，反而在欧洲大陆作战以致失利是由于彭帕杜尔夫人的过失，因为她想讨好她的女友奥地利大公妃马丽亚一特列莎(1717-1780)。女人的虚荣心理成了法国丧失最好的殖民地从而影响了经济发展的一个强大因素。(5)七年战争中由于俄军统帅布图林(1694-1767)性格懦弱丧失战机而使普鲁士军队得以喘息，丧失了胜利机会，否则结果将会大为不同。
圣博甫本人在批判宿命论的历史学家时还指出，法国革命的进展不仅有引起革命的一般原因，也不仅有革命所激起的情欲的作用，而且还有常被忽略的不同于社会现象的许多细小现象的作用。假如法国资产阶级上层和自由派贵族的代表人物、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米拉波(1749-1791)未因偶患寒热病而死；假如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杰出活动家、小资产阶级代表罗伯斯比尔(1758-1704)偶然被石头砸死或中风而死；假如拿破仑(1760-1821)偶然中弹殒命，事变的发展难道不会有所变化吗？他的结论是，一般原因不能排斥这类偶然事件。把事变结果统统归结为一般原因，不懂得这些结果也是由许多细小的不可捉摸的原因所促成的，不承认偶然现象的存在和作用，这是错误的。
普列汉诺夫认为，圣博甫提出了一个为法国历史学家所忽视了的偶然性作用的问题。的确，忽视这一点是说不过去的。就此而言，圣博甫的意见是有见地的，应当给这种意见一席之地。
12．偶然性是一种相对的东西。它只会在各个必然过程的交叉点上出现。
为了正确评价圣博甫的观点，普列汉诺夫引入了必然性和偶然性范畴。
在黑格尔看来，一切有限现象（指具体事物）都包含有偶然性成分，都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科学所研究的都是包含有偶然性成分的事物及其过程。偶然性并不是科学的敌人，恰恰相反，只有通过大量的偶然现象，才能使对必然性的科学认识成为可能。
在引证黑格尔的话并作了上述分析后，普列汉诺夫提出了自己的一个观点，即“偶然性是一种相对的东西。它只会在各个必然过程的交叉点上出现”。意思是说，偶然性是一种相对于必然性而存在的东西，它以必然性的大背景为基础，出现于几个必然过程的交叉点上。在整个世界上，任何一种现象的出现都不是没有原因的，都是它自身因果关系链条的一个环节，就是说都有其发生的充足理由或必然性。但是，世界上的各种现象并不是互不相交的线性因果链条的产物，而是互相交织的普遍联系之网上的纽结。偶然性正是在几条因果链条的交叉点上出现的。就是说，某一事件看起来是偶然发生的，但分析这个偶然事件的各个因素的根源时，却可以发现其各自的必然性。这就如同一个交通事故，就事件本身说具有偶然性，但它却是两个必然因果链条相交叉的结果。受害者的香烟没了，晚上出来到马路对面的拐角处买香烟；肇事者驾车送病人去医院，这段路是必经之途；他们各自的行动都是有其必然性的，而当这两个必然性相交叉的时候，就造成了这一偶然事故的发生。这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普列汉诺夫的意思。
普列汉诺夫本人也举了一些例子说明这个问题。欧洲人在美洲出现并成为征服者对于墨西哥和秘鲁的土著居民来说是偶然的。但当时欧洲人热衷于航海却不是偶然的，欧洲人的力量强大、土著居民的力量弱小也不是偶然的，所以应当认为这种偶然性是由几种必然势力合成的。七年战争中许多偶然现象的结果，也是由于当时普鲁士和欧洲各国的特定社会状况所决定的，是由这两种势力的合成力所构成的。
普列汉诺夫提出的这一观点，为他进一步科学分析圣博甫提出的偶然性在历史中的作用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
13．有影响的人物由于自己的头脑和性格上的特点，虽然也能改变各个事变的个别外貌以及各个事变的某些局部后果，但他们终究不能改变由别的力量决定的事变的一般方向。
这段话是对整个第六部分的理论总结。
普列汉诺夫对圣博甫的意见给予了充分重视，但是他并不赞成圣博甫的过分强调个人意志的偶然因素而忽视一般原因的观点。为此，他详细考察了第五部分中提出的那些例证，并且得出了我们作为本问题标题的科学结论。让我们看看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
第一，路易十五时期陆军失败具有一般原因，即军事力量日渐衰落、纪律松懈、贵族军官腐化。单是这些一般原因已足以使法军处于不利地位。将领的无能加深了这些一般原因，而这些将领的不被撤换又是由于受到了彭帕杜尔夫人的支持。显然，这位夫人是加深一般原因发挥作用的一个因素。彭帕杜尔夫人之所以发生作用是由于法王路易十五听她的，路易十五听她的是由于他好色成性的缘故。这种原因并不是必然的，如果法王是另一个人，整个结局或许会是另一种样子。在这里，个人的特性确实发生了作用；但是，这种作用也只有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才能发生。面对谴责无能将领的舆论，彭帕杜尔夫人没有让步，这是因为法国社会没有能使她让步的力量，而这又是由于当时法国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的对比关系所决定的。就是说，归根到底，法王的性格及其宠妃的癖好之所以能对法国的命运发生这种悲剧性的影响，是由当时社会力量的对比关系所决定的。个人性格只有在社会关系所容许的时间、地点和程度内才能对社会发生作用。这个分析对个人才能的作用问题也同样适用。这是问题的一方面。
第二，问题的另一面是，既然社会组织、社会关系在一定的条件下允许个人才能、个人性格对社会历史发挥作用，那就得承认这种作用的存在。路易十五的好色影响了法国的命运，米拉波之死影响了法国革命后来发展的进程，布图林被任命为俄军统帅及其优柔寡断使得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1712-1786)得以扭转局势也影响了普鲁士的发展进程，这都是事实。国家的命运在某些时候的确是由一些次等的偶然原因所决定的。就是说，在必然性提供的大背景的基础上偶然性是可以起到相当作用的。换言之，尽管个人是由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所决定的，但即使这样个人也往往能对社会命运发生重大影响。
最后，问题在于，这种个人的偶然性的因素究竟有多大作用？这是普列汉诺夫所要着重说明的。圣博甫认为，当他所说的那些细小的原因具备时，法同革命就会有与实际完全相反的结局。普列汉诺夫指出，这是个严重的错误。因为不管心理、生理上的原因如何奇特巧妙，它也绝不能消除法国大革命发生的一般原因即社会变革的巨大需要。只要这种需要未予满足，法国革命就不会停止；多么复杂精巧的细小原因都不能扭转历史前进的大方向。法国革命的原因根源于由生产力状况决定的社会经济关系的特点，而那些细小的原因则根源于个人的特点。个人特点决不能消除经济关系的某种需要，但却可以加速或阻碍这种需要的满足。如果米拉波不是早死，也只能延迟而不能阻止共和派的胜利。如果罗伯斯比尔偶然死了，会有另外的人来接替他，这会使他的党的覆亡发生的早些或迟些，但却不会不发生。如果拿破仑中弹阵亡，也会有其他将领来接替，当然后者做的可能逊色些，但却不会相反。一般原因是决定事变方向的，细小原因只能使事变沿本来方向上的发展迟些或早些而已。至此，普列汉诺夫得出了问题的结论：“有影响的人物由于自己头脑和性格上的特点，虽然也能改变事变的个别外貌以及全部事变的某些局部后果，但他们终究不能改变由别的力量决定的事变的一般方向。”
14．在讨论伟大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时，差不多总是发生一种错觉。
这里的错觉是指夸大个人作用。为什么在论及伟人的作用时容易发生夸大个人作用的错觉呢？普列汉诺夫分析了其中的认识论根源。其一是堵塞效应。即一个伟人占据了某种位置之后，社会对这类人才的需要已被满足，就堵塞了其余一切有此类才能的人发挥其作用的途径，使这些人的潜能无法转化为现实。这就造成一种现象，似乎台上的“这一个”无可替代，如同拿破仑成为军事统治者后在别人看来非他莫属一样。这就容易发生错觉，似乎没有某人，就不会有与某人相联系的那种运动。其二是转移效应。当一定的历史任务提到社会面前的时候，杰出人物的注意力便会集中在这一任务上。到杰出人物A把任务X解决之后，杰出人物B就会把注意力转移到任务Y上去。这使人觉得似乎没有A就不能解决X。如果A还没有完成X就不幸死去，人们竟会以为智慧的线索将就此中断，殊不知X将会为A的后继者B、C等去解决，智慧发展的链条是不会中断的。
这里应当指出，A之所以伟大，是他先占据了某一位置，堵塞了B、C等走向伟大的道路；是他解决了X这一头等任务，迫使B、C等转向其他次一等的任务。A并不是不可替代的，X造就了A的伟大；当A不存在时，也同样会造就B或C的伟大。当然，其间的差别是会存在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如果我们把这个人去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不论好一些或差一些，但是最终总是会出现的。”不懂得其中的这些道理，正是我们容易夸大甚至神化个人作用的认识根源。
15．拥有某种才能的人能运用他的这种才能来对事变进程发生重大影响，就需要有两个条件。
普列汉诺夫认为，并非任何有才能的人或有任何才能的人都能对历史事变发生重大影响，这里需要有两个方面的条件。
其一，他所具备的才能应当使他比别人更加适合那个时代的社会需要。就是说，社会需要是伟人的选择者，在有才与无才之间它选择有才的人，在有才能的人中间它选择才能适合社会需要的人。只有这种恰被选中的人才能“才逢其时”，使英雄有用武之地。对于社会需要来说，个人才能有一个适合不适合的问题。否则你的其他方面的本事再大，也只能是“怀才不遇”，空叹英雄无用武之地。普列汉诺夫说，如果拿破仑不具有军事才能，而只具有音乐才能，即使是贝多芬那样卓越的音乐才能，也无济于事。
其二，当时的社会制度不应阻碍具备有恰合当时需要并于当时有益的那个人物施展其能力。就是说，当时的社会不应阻碍所需人才发挥作用，而应允许这种人才占据一定位置去发挥这种才能。如果法国封建世袭制不改变，拿破仑本事再大也不可能由平民一跃而为皇帝，他手下一群出身卑微的将军也不可能取代贵族军官而身为将领，去发挥他们的军事才能。同样，如果不是秦末农民战争这种条件，刘邦不会成为皇帝，曹参、萧何、灌婴、樊哙等也不会人尽其才，出将入相。
这里讲的两个条件，前者为个人主观条件，后者为社会客观条件，二者缺一不可。若是二者相较，后者是第一位的，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时势造英雄”。用普列汉诺夫的话说，这叫： “每一个真正显出了本领的杰出人物”，“都是社会关系的产物”。
16．在一个天才人物周围通常有整个学派出现。
普列汉诺夫特别重视“一般趋势”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认为杰出人物只能改变当时事变的个别外貌，却不能改变当时事变的一般趋势；相反，杰出人物只是由于这种一般趋势才出现的，没有这种趋势，他们永远也跨不过由可能进到现实的门槛。在这种一般趋势的作用下常常不只产生一两个伟大人物，甚至能产生出杰出人物的群体。普列汉诺夫举了几个艺术领域的例子说明这个问题。一个1477年诞生的人可以做提提安(1477-1576)、拉斐尔(1483-1520)、达?芬奇(1452-1519)等那个时代一切伟大画家的同代人；一个与沃弗曼(1619-1668)同时出生的人几乎能亲自同荷兰所有伟大画家相识，而莎士比亚(1564-1616)的同庚则可以和整整一群卓绝的戏剧作家同时生活。这充分说明了一种艺术潮流对相应的杰出人物群体的造就作用。中国唐诗、宋词、元曲的创作群体的同时涌现，也很能说明问题。从这种情况出发，普列汉诺夫说明了两点道理。
其一，趋势能创造成批的杰出人物，杰出人物不能创造或改变趋势本身。这中间，若干杰出人物的夭折，也许会对整个趋势的次要特点发生影响，但不会影响这种趋势本身的存在；也许会使得整个趋势表现得不那么完备，但不会改变这种趋势本身的实质。杰出人物不是趋势的创造者，而只是这个趋势的代表。当然，就这些代表本身的价值而言也不完全相同，几十个杰出人物只能把这个潮流表现出一半，一两个天才人物却能把这个潮流完全表现出来。中国革命中毛泽东与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的关系就与此有相似之处。
其二，量的差别会转化为质的差别。某一艺术潮流中如果有好几个能够成为它的代表者的杰出人物相继早死，那么这一潮流也许始终不会有什么出色的表现。就是说，英雄虽然不能创造时势，但英雄人物的杰出程度、数量多少、命运如何又确实能对造就他们的时势本身发生反作用，或多或少地影响这个时势。当然，是否会发生这种由于杰出人物夭折而使潮流逊色的情况，最终的原因还在于潮流本身的深度，在于潮流所凭借的社会发展过程和社会力量的对比关系。如果潮流特别强大，足以招致新的杰出人物的产生去补充该潮流的需要。
实际上，艺术领域如此，历史领域也是如此，能用于艺术家身上的也大致适用于政治家们。当着伟大的历史任务付诸施行的时候，时势会造就主要英雄，也会造就出英雄群体，形成群星拱月的局面。同样，一系列伟人的过早去世，也会使得事业本身缺少应有的光彩。这就是一般趋势、时代潮流与英雄人物的关系。
17．（历史运动的）一般原因、特殊原因和个别原因。
普列汉诺夫在分析英雄史观和宿命论在认识历史运动原因方面的错误后，提出了他的历史运动原因的三层次说。这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思想，它对于我们理解个人作用的地位很有帮助。
18世纪的英雄史观很少想到历史运动的一般原因，他们把历史归因于历史人物的自觉行动和“情欲”，认为历史可以由于某些极细小的个人原因而完全改变方向。19世纪初的历史学派则竭力突出一般原因的作用，把历史人物个人特点的意义完全忽略了，似乎历史事变丝毫也不会因伟人作用的不同而有所改变。前者夸大个人原因而忽略一般原因，后者夸大一般原因而忽略个人原因，都没有为对方观点中的合理因素留下余地。这就构成了两个相反的命题，一个是个人活动决定一切，一个是一般规律决定一切。显然，后者具有宿命论的性质，难怪圣博甫把这种观点等同于法国天主教思想家博胥埃(1627-1704)的上帝意志决定论。当强调一般规律的一派还根本否认个人作用的时候，对他们的责难是有道理的。而且就其崇尚人的本性、情欲这一点而言，与18世纪的英雄史观还颇有相通之处。这种专门注重一般而抹杀个别的宿命论，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中得到了克服。
针对上述错误观点，普列汉诺夫提出历史运动有三个层次的原因。第一层次，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依此种发展为转移的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这是一般原因。第二层次，由一般原因所决定的某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赖以进行的历史环境，这是特殊原因。第三层次，社会活动家的个人特点及其他偶然性的作用，这是个别原因。在这里，作为终极原因的生产力及由它所决定的生产关系，决定着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和总体进程；作为特殊原因的某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历史环境和具体国情，决定着某种事变的大致情形；作为个别原因的历史人物的特点及其他偶然因素，决定着事变的个别外貌。在这里，个别原因不能根本改变一般原因和特殊原因；个别原因的作用受到一般原因和特殊原因的制约；当然，个别原因的变化也会引起事变外貌的变化。这就是三个层次原因的各自作用及其相互关系的大致情形。
18．任何一个伟大人物都不能够强迫社会去接受已经不适合于这种生产力状况的或者还不适合于这种状况的关系。
伟大人物确实能起到重要作用，他们对于一般原因和特殊原因支配下的历史发展进程也不是完全无能为力的，他们可以加速或延缓某一事变的进程或改变某一事变的局部面貌。但是，他们不能自由选择社会发展的一般原因和特殊原因所决定的生产关系。也就是说，他们既不能强迫社会接受已经过时的生产关系，从而阻止对这种生产关系的变革；也不能强迫社会接受尚未酝酿成熟的生产关系，从而把这种关系硬塞给社会。这是由于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马克思说过：“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这段话与普列汉诺夫的话有异曲同工之妙，是从不同角度讲的同一个道理。
让我们试举几例说明这个道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迟早要灭亡的。但它究竟什么时候灭亡，不取决于哪个伟人的愿望，而是由这种生产关系还适合不适合生产力发展所决定的。当它所能容纳的生产力还未充分发挥出来的时候，不能人为地叫它灭亡；而当它应该灭亡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人能够阻挡。同样，中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也不是毛泽东的个人意志使然，而是历史发展的一般原因和特殊原因决定了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产关系内已不能发展，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恰恰能够使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得到发展的缘故。再如，在我国现阶段，公有制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是适合的。但生产力发展的极不平衡又需要适量的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作为必要补充，而这种补充也是不能人为地提前加以消灭的。如果硬要这样做就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19．在一定意义上，伟人确实不能创造历史；在另一意义上，伟人又毕竟能够创造历史。
这是普列汉诺夫在深刻地分析了客观规律和个人活动的关系、历史中个人作用的正题和反题的关系之后所得出的科学结论，是对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的各种二律背反的辩证综合，也是全书的结论所在。
一方面，就任何一个伟大人物都不能违反客观规律和历史潮流，不能强迫社会接受或不接受某种生产关系而言，他确实不能创造历史。这正如他拨动自己的表针并不能使时间提前或退后一样。一个社会活动家如果想逆社会发展的正常进程而动，历史规律本身定会把他的这种努力化为泡影。另一方面，就社会是由人组成的，社会活动是由人进行的，当人认识到由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的变化方向及其在人脑中的反映之后，他可以通过影响人们的思想而影响历史事变本身而言，他确实又能够创造历史。因为社会制度的改造从来不是自行发生的，而是需要人的干预的，伟人就是最能帮助完成这种变革的人。在这里，不仅伟人有用武之地，就是有责任感的普通个人也能尽到自己的一份力量。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即是一例。按照普列汉诺夫的意思简而言之，就伟人不能自由选择某种生产关系而言，他不能创造历史；就伟人能影响某种生产关系的变革过程而言，他又能创造历史。普列汉诺夫是抓住了问题的要害的。我们推广一点可以这样说；就伟人不能改变历史的一般规律和总体趋势而言，他不能创造历史；就伟人能够影响历史的具体进程和局部特征而言，他又能创造历史。
应当承认，伟大人物确实是某种事业的创始人。他比别人站得高些，看得远些，愿望强烈些；他指明社会发展所造成的新的社会需要，提出新的任务，并担负起完成这种任务的发起者的责任。据此而言，他是伟人，是英雄。但是，伟人之所以伟大，并不是因为他的个人特点使伟大的历史事变具有个别的外貌，而是因为他具备的特点，使他自己最能为当时在一般和特殊原因影响下所发生的伟大社会需要服务；英雄之所以是英雄，并不是说他能阻止或改变事物的自然进程，而是说他的活动是这个必然的和不自觉的进程的自由的和自觉的表现。伟人、英雄的全部作用和全部力量就在于此。历史选择了他，时势造就了他；他又反过来给历史以影响，并给历史留下他个人特点的印迹。这就是历史与伟人关系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