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动机与历史
在历史人物的评价中，人们--尤其是中国人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把道德评价放在首位。似乎一个历史人物个人的道德修为就决定了他的全部荣辱，也决定了由他所影响的那一部分历史事件的功过是非。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道德修为，特别是历史人物的道德修为，固然能影响这个人物的历史活动，并给他的活动所影响的历史事件打上一定的印迹。如阿育王的善念曾是导致该国与邻国间70余年和平的一个因素。而希特勒的恶欲也是促使他把世界人民投入战争的重要因素。但是，道德修为毕竟不能构成历史人物本身的主要形象，更不能构成历史发展的主要轮廓。相反，道德本身倒是应当由历史条件来加以说明的。
但是我们要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历史人物的行为动机问题。所谓动机是指人们作出某种行为或不作出某种行为的出发点，亦即人们行为的内在目的或根据。这种动机的形成又是多方面因素交织的产物。
在这形成动机的多种因素中，既有客观情势的需要在历史个人头脑中的反映，也有某种思想理论的指引在历史个人观念中的影响。而且不仅如此，还有历史个人道德观念的作用乃至其他种种偶然的因素参与其间。安东尼对埃及的政策之动机中不能说没有他爱上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的因素。
法王路易十五的对外政策动机中不能说没有彭帕杜夫人影响的因素。同样，斯大林采取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也有其性格强硬的因素参与其中。而霍查的一系列内外政策的动机与其说是信仰斯大林主义毋宁说是为了在国际共运中充当旗手。
无论如何，由各种因素促成的一定动机导致了历史人物的活动，这些活动或大或小地影响了人类的历史。
2．动机与效果关系的类型
动机与效果之间的关系并不都是直线型的。评价动机的基本范畴是善恶，也即道德范畴；评价效果的基本范畴我们用好坏，也即指这一效果在客观上是否对绝大多数人有利。好坏这对范畴可能过于笼统，但它们简便易懂，大体上相当于我们说的是推动历史前进还是阻碍历史前进。
当我们把动机的善恶与效果的好坏联系起来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之间的关系主要有四种基本类型，其他都介于这四种类型之间。
其一，善的动机与好的效果。这是最理想也最为人赞许的一种类型。历史人物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进行历史选择，并在实践中实现了自己的选择，给人们带来了丰厚的利益。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等老一辈领袖人物为了人民的利益选择了革命道路并最终实现了这一选择，建立了新中国；“文化大革命”后的邓小平等领袖人物为了中国富强，锐意进取，选择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并取得了巨大成效，都属此类。
其二，恶的动机与坏的效果。这是最受人谴责的一种类型。历史人物进行活动的出发点是为了一己一族或某一团体的私利，而其结果是使千百万群众遭殃，甚至把整个民族或数个民族投入战火之中，导致了历史的倒退和人民的灾难。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等发动世界大战即是属于此种类型。
其三，善的动机与坏的效果。这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好心办了坏事”，是较为令人同情的一种类型。历史人物选择某种活动的动机是善的或基本上是善的，是为了人民利益的。但其结果又是事与愿违的，甚至是正相反的。这里的原因或是由于主观判断的失误，或是由于实施方法的失误。这乃是历史中的悲剧的一种形式。毛泽东为“反修防修”发动“文化大革命”，这动机不能说不善，但却因判断失误在先，举措失误于后而导致了“十年内乱”。
其四，恶的动机与好的效果。这也是一种常见的类型，也是常常引起争议的一种类型。在这里，历史人物的出发点是贪婪和私欲，甚至所采取的手段也是残忍的，就是说是并非善意的。但是，在其客观效果上却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例如拿破仑称霸全欧洲而采取的种种军事行动，其结果推进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又如秦始皇欲统治各国而大举征伐，灭了秦以外的六国，但客观上统一了中国，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发展。
如果说第一、二种是线型的动机--效果类型，那么第三、四种就是非线型的了。后者显然不如前者明了简单，但却是最值得研究的类型。通过对它的研究，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历史人物究竟是如何作用于历史的。
3．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论恶与历史
黑格尔这样说道：
“有人以为，当他说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
恩格斯不只一次地以欣赏的口吻谈到过黑格尔有关恶的历史作用思想。并且，他和马克思也都认为恶的确是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
他们这样说道：
“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
“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惟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
“最卑下的利益--无耻的贪欲、狂暴的享受、卑劣的名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最卑鄙的手段--偷盗、强制、欺诈、背信--毁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社会，把它引向崩溃。”
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在历史发展中，恶的作用要比善大得多。正是从恶出发的历史人物的动机，构成了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杠杆和动力，推动着历史特别是文明以来的历史向前发展。主观动机的卑劣演成了客观效果的不朽，那完全是出自一己私利的欲望造就了一座座历史的丰碑。用黑格尔的意思说，这是理性的狡计；用恩格斯的话说，这是历史规律借以得到展现的形式。
4．恶怎样干预历史？
所谓恶并非对客观效果之评价，而是对主观动机之评价。正是马克思讲到的那些卑劣的情欲、物欲以及由此而来的不择手段的努力，构成了恶对历史进程的干预。
人类之恶干预历史的情形如下：
--处在历史叉路口上的历史人物从恶的动机出发作出了某种选择。如秦始皇选择了征伐六国，希特勒选择了出兵全欧洲，蒋介石选择了发动内战。
--历史人物在作出这种恶的选择之后，不择手段地去实现这一选择。战争、欺骗、谋杀无所不用其极，什么正义公平，什么人道亲情都在踏倒之列。
--经过历史人物的种种努力，恶之果实终于出现。它可能是惨败，亦可能是成功。在一定的条件下，在恶之惨败中亦可能得到极好的历史效果，如希特勒的惨败在东欧曾造就了数个社会主义民族的诞生；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惨败造就了强大的人民军队；蒋介石在大陆的惨败造就了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在成功中亦可能恰好体现了历史的潮流，如秦始皇的霸业造就了中华的统一；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终使中国结束了长期的四分五裂；李世民的杀兄夺权奠定了盛唐繁荣的基础。无论胜败，这种大奸大恶之举都融进了历史之中，成为历史发展的某种契机。
5．恶向“善”的转化
恶的动机常常引出好的效果，这是历史的辩证法。黑格尔认为这是理性假手于这种恶去完成自己的使命。这种说法看似可笑，实则至为深刻，只要把理性换成历史规律或趋势就可以了。
历史发展中的一定趋势，需要人们作出某种选择来实现它。有些历史趋势借助于“善”并不能实现，反倒是“恶”来的更为爽快。假定战国时期没有一个欲图统霸中华的历史人物出现，而七国之主都是谦谦君子、大大善人，那么统一的华夏便无从建立。单纯从伦理标准的角度评价历史人物有三个弱点，一是太强调动机而忽视效果，二是太过于软弱而缺少刚强，三是太注重细节而忽视宏观，这就使它的尺度过于主观、过于温良、过于琐细。用历史标准的大尺度一量，对历史上的许多事情我们都可能得出与伦理学家极不一致的甚或是相反的看法。中国古人云：成大事者不拘小节，成大善者不拘小恶。西方有人云：伟人前进的巨大脚印下难免要踏倒一些小草。这些名言，如果不是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那是极为深刻的。就伦理学的评价而言是恶的，就历史学的评价而言可能是善的；而且大恶可能导致大善，这正是恶与善的转化。这是两种尺度下产生的不同评价效应。
6．悲剧种种
在辞典中，悲剧主要是一种艺术美学的概念。我们这里主要讨论的是历史中的悲剧，是由历史上的悲剧人物造成的悲剧事件。如果说恶与历史的关系主要是属于第四种动机--效果类型的，那么悲剧与历史的关系主要与第三种动机--效果类型有关，即与善的动机与坏的效果这一类型有关。
在历史上，哲学家、美学家们都曾对悲剧作过不同的描述，有过不同的学说：
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是好人由福转为祸，其原因既有客观的环境也有主观的过失。
黑格尔认为，悲剧是善与善之间的冲突，是是与是之间的冲突；
叔本华认为，悲剧是生活和世界的本质；
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悲剧是人生的苦难和死亡；
鲁迅认为，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恩格斯认为，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
其中，黑格尔的观点较为深刻地反映了悲剧的本质。因为，恶与恶的冲突不是悲剧，而只能是闹剧；善与恶的冲突也不是悲剧，而只能是正剧；只有善与善的冲突而又无法以喜剧的方式解决，才酿成悲剧。而恩格斯的观点则进一步提示了善与善之间的冲突造成的原因，指明了悲剧的因果联系。例如，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悲剧是由于改善农民地位的历史要求与这一要求实际上不能以这种方式实现之间的矛盾。
7．悲剧与历史人物
舞台上的悲剧是要人来演出的，历史生活中的悲剧也是由于人与人的冲突酿成的。悲剧的主人翁们就是悲剧历史人物。悲剧酿成的具体原因在不同悲剧的历史人物身上有不同的表现。
其一，私欲悲剧。一个伟人有时也不可避免地会有某些私欲动机。洪秀全的享乐欲望是构成其后期惨败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在剥削阶级杰出人物那里即便是最优秀者，也免不了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的内在品格。
其二，性格悲剧。伟人的性格也常常是悲剧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愚忠性格曾经造成了不少历史人物的悲剧，岳飞是一个典型。又如多疑性格往往也酿成悲剧，曹操因多疑而杀蔡瑁、张允，朱元璋等开国皇帝杀戮功臣的悲剧都与这种性格有关。又如暴燥性格也可酿成悲剧，斯大林的暴燥与其形成集权体制、肃反扩大化的悲剧大有关系。
其三，误会悲剧。即由于正面历史人物之间产生的种种误会而酿成的悲剧。例如，刘邦对韩信的误会、李自成对李岩的误会等都是酿成了悲剧的。
其四，假象悲剧。历史人物或是出于某种主观幻想的根据，或是出于盲信了他人制造的假象从而作出了某种悲剧性的选择并付诸实施，也会造成悲剧。斯大林发动肃反运动、霍查搞党内清洗都有这种或是主观幻想的敌人或是被人欺以假象的因素在里面。
其五，灾祸悲剧。伟人们在执行某种使命的过程中，或是突然发生意料不到的事情，或进程的发展超出了设计者能够控制的程度，从而酿成悲剧。这种情形常常使得正在上演的喜剧突然为之一变，悲从中来。
8．悲剧与历史
我们关心的不是悲剧的分类，而是悲剧与历史的关系。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有喜剧有悲剧，也有非喜非悲、亦喜亦悲之剧。然而悲剧却是为数不少的，而且它们对人类的影响也远比其他剧要大得多。一部人类史，从一定角度看可以说是贯穿着连绵不断的悲剧的历史。
传说中人类远古时代的悲剧姑且不论，有史以来记载的悲剧就有多少！以中国秦汉以来发生的历史悲剧而论就难以计数。千古一帝的秦皇赢政本欲秦家天下流传千古却二世而亡，力拔山气盖世的西楚霸王项羽兵败被围自刎乌江却不晓得何以失败，一代名将韩信帮刘邦夺得汉家天下却不幸被刘邦所杀，李世民雄才大略但却是从杀兄夺位的悲剧中产生出来的，赵匡胤作为一代名君但却是在陈桥兵变的悲剧中黄袍加身的，崇祯帝并非昏庸之主但毕竟是明朝由他而亡身死煤山，李自成并非无能之辈但却一入北京旋即崩溃功败垂成，清皇帝入主中原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悲剧但却开辟了有唐以来的一代强国之世，光绪帝力图变法维新却遭到“皇阿爸”的囚禁而终成泡影，孙中山轻信袁世凯拱手让权却不得不进行二次讨袁革命。中国的历史就是这么演进过来的。
悲剧自然对人类历史有着消极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在当时延缓了历史的进程。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悲剧对人类历史还有积极的一面，它常常在同时或稍后给历史以巨大的推进。恩格斯说过，没有哪一个历史的灾难不是以巨大的进步作为补偿的。这话同样适合于悲剧性的历史灾难。我们看看“文化大革命”这场空前的悲剧灾难之后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历史觉醒和历史进步就足以使我们相信这一点了。就此而论，在评价悲剧性的历史人物时我们也要适当考虑这悲剧给人类带来的补偿性效果。
9．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
道德标准历来是我们评价历史人物的主要标准，在中国这种浓厚的伦理哲学、伦理政治的传统中就更是难免于此。但是，如果对历史人物仅仅停留在道德评价上。则是片面的，有欠公允的。我们当然不反对对历史人物进行合理的道德评价，但这却不应当成为评价历史人物功过是非的主线。更重要的，我们要考虑到他对那一段历史所造成的客观影响。
依据马克思主义，这种客观影响就是一定历史人物所作出的选择在实际上是促进了历史发展，还是阻碍了历史发展。而促进还是阻碍的标准就是生产力发展的快慢，就是民族、社会、国家是否繁荣昌盛。我们高度评价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的主持者，就在于这些历史人物所制定的社会政策促进了当时的生产力发展和民族的发达兴旺，而不在于他们个人的生活德行的优劣与否。同样，我们激烈抨击那些腐朽王朝的统治者们，也主要不在于他们个人道德生活的腐败，而主要在于他们所推行的社会政策阻碍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和民族的繁荣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