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领袖的贡献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各进步阶级的领袖人物所起的作用都是很大的。这一点毋庸赘述。这里我们要说的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在历史上起着更为重大的作用。这不是偶然的，而有其深厚的根源。这种根源一是由于他们所处的时代是迄今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是要彻底埋葬剥削制度走向共产主义的时代；一是由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是迄今历史上最伟大的阶级，是肩负解放全人类历史使命因而最进步最有前途的阶级。作为这样的时代、这样的阶级之代表的伟人其作用远远超出历史上其他阶级的领袖，那就是不足为怪的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正是这样的领袖。
恩格斯这样论述过马克思：
“我们之所以有今天，都应归功于他；现代运动当前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他的理论的和实践的活动；没有他，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中徘徊。”
斯大林这样论述过列宁：
“二十五年来列宁同志培养了我们党”，“创立了苏维埃共和国”。“彼得大帝是沧海一粟，而列宁是整个大海。”
邓小平这样论述过毛泽东：
“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
“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这些无产阶级的伟人给予历史的重大贡献，我们应予充分的认识。正是这些伟人的贡献，在一定意义上改变了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命运；因而也赢得人民的尊敬和爱戴。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的作用之所以十分重大，与这些伟人开创的宏伟业绩赢得党和人民信任也是大有关系的。
2．个人迷信枚举
人民的信任、领袖的权威运用得好，的确是民族之福、事业之幸。我们有过不少这样的事例。列宁领导最初的苏维埃国家，毛泽东领导社会主义改造，邓小平领导十年改革开放，无疑都极大地促进了历史发展。但是，如果运用不当，也会导致个人迷信的发生，领袖的作用被无限夸大，领袖的意见被视为绝对真理，领袖个人则被神化。最终由于错误主张得不到批评，错误做法得不到抵制，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重大损失，阻碍了历史发展。这种情况当然是我们所不愿出现的。但事实上这样的事情却也不乏其例。
在苏联，有过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他的经历被修饰美化，他的言论绝对不可违背，他的著作被奉为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典范（如《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中斯大林对哲学理论的阐述就被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易之定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导致了肃反扩大化等错误不能有效地得到抵制，给事业带来了重大损失。
在中国，有过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这种崇拜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极端。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等错误未能被防止，造成了历史的严重曲折。
在阿尔巴尼亚，有对霍查的个人崇拜；在罗马尼亚，也或多或少有对齐奥塞斯库的个人崇拜。
3．个人迷信的根源
我们讲过，马克思主义认为，迷信只能由历史来说明，对个人迷信这种现象也是如此。
现实的社会主义是诞生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里的，自然经济性质的小生产广泛存在，而小生产者在心理上习惯于有人能从上面赐给他们雨露和阳光（马克思语）；加之文化落后、教育水平低、民主意识不强和长期封建制度遗留给民众的“明君清官”心理，构成了个人迷信产生的心理基础。改革之前的社会主义，多数采取了高度集权的经济政治体制，权力过于集中，下面缺乏自主权，凡事皆决于上，干部习惯于“惟书”、“惟上”，则是形成个人迷信的一个重要原因。加之，无产阶级领袖在战争年代又的确功勋卓著，赢得了人民的真诚爱戴和极大信任，这种情况又使得个人迷信容易盛行。这都告诉我们，个人迷信的产生主要在于客观的社会条件之中，我们不能单纯地归咎为某个领袖的个人爱好或个人品质。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领袖个人对这种个人迷信的形成全无关系、全无责任，似乎这种现象与被迷信者毫不相干。被崇拜者在个人迷信盛行的时候，没有严令禁止这种崇拜，无疑在客观上起着支持或默许个人崇拜的作用。
此外，领袖个人性格中的某些缺陷对个人迷信的形成或滋长也或多或少会发生影响。领袖再伟大，也是肉体凡身，也有七情六欲，免不了性格上的某种偏颇。如把自己的威信看得过于重要，听不进反面意见，不愿意多反省自己的不足，脾气暴燥，缺乏民主作风等等，都有可能在客观上助长个人崇拜的形成。
列宁曾在逝世前不久分析过斯大林的性格，认为他过于粗暴、任性、缺乏耐心、不够谨慎。并指出，鉴于这些性格上的缺点，斯大林不适于担任党的总书记的职务，希望能把他从这个职务上调开。列宁的这个遗嘱，当然不是针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但列宁的确预见到了斯大林的个人性格缺陷会对党的事业发生重大影响。应当说，斯大林时期的个人崇拜与斯大林本人的性格缺陷还是具有一定关系的。我们不能完全否认这一点。
4．领袖的局限
前面我们分析过领袖对于我们事业的巨大贡献，这种贡献是不朽的。但是，我们还应承认，任何一个正面的历史个人，也都不可避免地会有他的局限，这种局限既来自于他生活的时代，也来自于他所代表的阶级，还与他个人的素质、性格有关。无产阶级领袖人物由于所处时代和所代表阶级之伟大，其局限要比以往历史人物为少，但在有其局限这点上并不是例外。研究个人作用问题，也不能不注意研究这种局限。
比之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无产阶级领袖人物的伟大之处和高明之处，不在于没有局限，而在于能自觉地认识到这种局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50年代前的毛泽东都给我们树立了这方面的榜样。他们都能正确地认识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反对把自己的言论到处照搬，反对歌功颂德，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在当代的无产阶级的领袖中，邓小平是最不讳言自己错误的人，多次讲他犯过不少错误。这些正是他们的过人之处。
当然也有另外的情况，即有些人能看到前任领袖的局限，不易看到自己的局限。如赫鲁晓夫看到了斯大林的局限，勃烈日涅夫看到了赫鲁晓夫的局限，但却难以看到自己的局限。他们所易犯的毛病就是，乐于过高地评价自己主持制定的政策和自己主持领导的工作，不容易清醒地看到自己的不足和缺点，从而不能使事业更上一层楼，还有可能犯错误。
其实，伟人也是人，客观世界是无限的，他们的肉体是有限的，精神也是有限的，他们所接触的事物是有限的，他们所依靠的助手也是有限的，因而他们的认识不可能没有一点偏差，工作不可能没有一点错误，也就是说，局限是难免的。斯大林说得对：“个人的决定总是或者几乎总是片面的。”“我们知道一百个没有经过集体审查和修改的个人决定中，大约有九十个是片面的。”当然，斯大林自己也未能做好。
认识自己的局限，这正是自觉减少这种局限的副作用的重要途径，也是防止个人迷信的一副良药。
领袖不是普通个人，而是历史的伟人。但伟人也毕竟是人，而不是神。
5．神话与伟人
过去，我们曾经习惯于把领袖视为神，把领袖的业绩看作神话一般的完美无缺。现在，我们懂得了领袖是人不是神。马克思、恩格斯是我们最崇敬的人物，但在他们的全部学说中也存在个别结论的失误，他们不只一次地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列宁则自己承认在苏维埃初期犯了打算“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急性病；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晚年也犯有很大错误。但这并无损于伟人的伟大，相反，正由于他们以凡人的身份创造了非凡的业绩，只能更增其伟大，更令人敬仰。神话消失了，伟人的形象却更亲切了，这也是历史的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