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国际关系与战略的扫描与延伸
中国客观存在于世界中，其发展和改革必然与全世界有着密切关系，必定要影响世界，同样也会受制于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军事等格局变动的影响。因此，从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承担的世界责任角度出发，就要谋定而后动，研究影响中国长期发展、改革和开放的一些长远、重大和全局性的对外关系问题，并讨论出应对的思路、战略和策略方案，形成中国未来的国际战略。
（一）建国后60年国际关系与国际战略的扫描
18世纪以来，中国作为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体制僵化、科技进步迟缓和工业发展落后，经济和军事方面逐步日落西山，沦为世界大家庭中的弱国，曾经希望用闭关锁国来抵御外侵，但是被坚船利炮轰开了国门，百多年来，屡屡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负和蹂躏。新中国建立后的近30年中，中国总体上采取了对外封闭的国际政治经济外交方式，其国际战略思想带有很浓的冷战和意识形态色彩。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于1953年12月底在会见来访的印度代表团时提出，并于1954年6月万隆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重申、且与印度和缅甸政府共同倡导，在建立各国间正常关系及进行交流合作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然而，自二战后，世界上逐步形成了两大国际意识形态阵营。抗美援朝战争、台海关系复杂敏感、帝国主义实行对中国经济和政治封锁、中苏关系破裂、一些极左思潮泛滥等都对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和外交方面形成了干扰。在这样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下，我们在国际关系和战略上先是以意识形态画线，与美欧等国交恶，与苏联结盟；后是与苏联关系破裂，与阿尔巴尼亚等一些社会主义小国建立密切联系，援助一些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到了20世纪70年代，提出三个世界划分，反对美苏两霸；同时也与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欧洲一些国家改善双边关系，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地位。
就国内社会经济发展而言，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间，中国共产党仍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念执政，工作重心没有转向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资源仅向军事工业和重工业倾斜。另外，频繁的革命运动、特别是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在给人们心理造成极大伤害的同时，也极大的破坏了国民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末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排在世界各国的倒数第几位，科学技术落后于发达国家50年，也落后于韩国和中国台湾30年左右。
这一时期，中国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的特点为：意识形态上，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画线；经济关系上，自力更生，自我循环，不参与世界经济分工和协作，经济交往中政治挂帅，不讲经济成本和经济利益；资本、科技、教育、文化往来上，将许多国外的成果看成是封资修，拒绝其进入；大国和国际分层中，想争做第三世界国家领袖；国内形成了封闭的、以备战为主的经济结构，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重工业与轻工业之间的比例长期失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方面，进行了重大的调整：
首先，对世界格局的判断上，邓小平同志提出，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发生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不大，和平与发展仍然是世界的两大主题。同时指出，贫穷和落后，就要挨打。基于这种认识，我国调整国内的经济和产业结构，放弃先军经济和调整重工业过重的结构，发展轻工业，改变经济地区布局，形成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经济和产业结构。
其次，逐步改变以意识形态画线的处理国际关系的方式转向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理念。典型的例子是，越南是社会主义国家，但20世纪70年代起不断对我国提出领土要求，并欲进行蚕蚀。我们并不因为其是社会主义国家，就放弃自身的民族和国家利益，在1979年进行了对越自卫反击战。另外，美国虽然奉行资本主义制度，但是，为了抗衡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对中国的威胁，在1979年1月中美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
再次，确立“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思想。苏联解体后，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些发展中国家希望中国能担当领导者，带头与美国等发达国家抗衡。邓小平同志根据我们的国情、国力，及总结过去国际关系中的经验教训，提出“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他还提出，“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作什么，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在原则立场上把握住。”
第四，实行对外开放，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积极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和参与国际经济分工协作。我们摒弃了拉美国家曾经实行所谓的保证主权、举债发展、国家投资办企业的发展模式，形成了以独资、合资、合作的方式引进外资，同时，引进技术和管理的发展模式；实行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利用劳动力成本较低优势，转移和利用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加工出口的快速发展将劳动力剩余劣势转化成了劳动力比较优势；进行了汇率改革，逐步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形成了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历经13年的申请，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自此我们成为了多边贸易体制的坚定支持者、自由贸易原则的重要维护者、及多哈回合谈判的积极推动者。截至2010年，中国加入WTO所做出的在关税、服务市场、知识产权、执法透明等方面的承诺已全部履行完毕，建立起了符合规则要求的经济贸易体制，成为全球最开放的市场之一。
第五，对计划经济和单一的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进行改革，并对一些政府管理制度、法律法规等进行调整和新设，特别是加入WTO后，加大调整力度使其与国际通行的市场经济规则相适应。
总之，改革开放的30年中，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我们形成了和平发展、对外开放；淡化意识形态阵营、以国家利益为重；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通过引进外资和技术，缩小了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方面的差距，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并积累了经济和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实力，这与我们在国际战略和国际关系方面正确的选择和决策是密不可分的。
（二）我们需要深入研究中国未来的国际战略
1949年到1978年，中国在闭关锁国的状况下，经历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30年，此后又迈过了对外开放的30年。60年一甲，30年一运，今天中国又进入了一个新的30年，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和新的历史时期。
在2013到2040年的28年中，我们将进入一个这样的发展阶段：城市化速度加快，并在2040年时基本完成。城市化在2013到2020年间将快速推进，2021到2030年间将保持平稳速度，2031到2040年间放慢，2040年时，预计85%到90%的人口将生活在城镇之中。
中国未来工业化总体上向后期阶段推进，2030年时，工业化总体上完成，2031到2040年中国进入后工业化社会。从地区结构看：在未来10年中，东部工业化基本完成；2013到2020年间，中部工业化从中前期向中期推进，2021到2030年，进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并最终完成工业化；2013到2020年是西部推进工业化的关键时期，之后西部地区将于2021到2030年间进入中期阶段，2030年后的10年进入后期阶段，最终到2040年时完成工业化。
从中国在世界上的竞争和发展角度看，需要形成“人口优劣势—资源供需与外部平衡—形成的国际经济（科技和产业等）竞争能力—与之相关的国际间的贸易和货币问题—国家的经济安全—发展道路与民族复兴”这样的分析思路。这实际也是本书的一个分析结构，与“国家利益—行动—博弈的成本和收益—关系战略选择”的分析逻辑相关联。
什么是中国的国际战略，换言之，什么是中国对外的国家战略？它至少包含这样一些重要的内容：首先，它谋划的是，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长远的，事关中国国家和民族利益全局性的、方向性的问题。比如，未来30年，在科技进步方面，对于科技发达国家及其未来科技的进展，我们是采取跟随战略，还是同步战略，或是赶超战略，这就是事关中国未来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方向性选择。不同的战略选择，对国家和民族及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的影响是不同的。比如，一国人口规模、质量、年龄结构、性别比等等，与其在世界上的竞争力密切相关。因此，就人口政策这一国内政策来讲，与全球资源的获取，知识和技术进步等全球竞争能力的提升，国际分工、贸易的竞争成本和效率等这样一些长期的战略选择和格局密切相关。
其次，它要研究、谋划和解决的是，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关系国家和民族未来发展关键的、重大的一些问题。比如，中国是石油和天然气贫乏的国家，且人口众多，所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家庭汽车的普及，能源需求必然要大幅度提高。因此，在战略上，一是选择什么样的能源结构，将关系着全球能源的占有、分配和进出口格局，以及从外部获得能源的多少；二是要考虑外部能源生产地的政治稳定、双边关系、能源运输通道安全等问题；三是我们要通过对投资风险、成本、能源技术进展等方面的比较和判断，来确保方向性的选择。
再次，将中国未来的发展放在变动的世界格局中来考虑其发展思路和发展战略。作为一个开放的、向现代化迈进的国家，中国必然要与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发生关系。因此未来发展战略的选择，有时并不遵从于我们自身的意愿，而受制于有关联国家及地区格局和情况变动。一是相关国家和地区政府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包括多边关系，以及相关国家和地区其政局决定的对华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二是中外双方贸易投资相互收支平衡关系，包括多边关系，以及各自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就业格局、国际收支、财政和贸易平衡等等决定的经济利益方面的博弈和合作。三是各个国家的政局变动，社会形势，都会给中国未来与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合作带来影响。因此，研究中国国际战略，判断一些地区和一些重要国家未来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变动走势，是很重要的内容。
第四，中国的国际战略，实际上也是中国在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双边和多边博弈及合作的长期性谋划。其考虑的基点是，在长期的发展和竞争中，各国都是从自己国家及地区利益出发，制定战略、采取行动。我们需要做的是，考虑对方国家的想法、利益，对方国家的战略手段及布局，并以此来制定我国长期行动的思路、战略和策略。我们不仅要考虑中美、中俄、中日、中印等这种双边的战略博弈和合作，还要考虑双边叠加形成的一对多的博弈战略，还要考虑欧盟、东盟等地区性共同体与中国的博弈和合作。
第五，中国的国际战略是全局性的问题，必须要考虑到经济、商务、财政货币、海关、边检、政府外交、国防、安全、政党交往、国家形象、文化等各个相关方面，是一个对外的、长期的、重大工作的协调和综合性方案。如果没有综合的、长期的国际战略方案，各有关部门各自制定的战略和工作方案，就没有统一的目标、任务、阶段和步骤；如果没有指导和统领各有关部门行动的综合性国际战略方案，各个部门自制的对外交往的战略和行动方案，将与其他部门的战略和行动不协调，甚至会相互冲突、相互矛盾，无法形成合力。
第六，国际战略是长期对外关系的谋划，因此，它需要制定分阶段的目标和任务，需要分步骤的部署。比如，我们在科技竞争力方面，确定实施赶超型战略。现在，中国在世界各国中排在20多位左右，假定目标是在2040年时进入前5位，则需要我们作出科技进步的阶段性战略部署：2020年达到什么位势，2030年到达什么位势，每个阶段的目标是什么，主攻任务是什么，关键性的工作点是哪些等等。再比如，能源战略方面，中国的结构调整，包括与之相关的减排，在2020年、2030年，2040年时能源结构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其中新能源占多大的比例，对国外能源的依赖会降低到什么程度等等，需要有几个阶段的目标和任务衔接，并依次来确定能源技术、贸易、国际运输、安全保障等方面的国际战略。
在新的发展阶段中，中国未来发展中所面临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既存在着历史积累的一些问题，也遇到了新历史阶段中的新问题。
四、中国国际关系的经济分析：一个新的逻辑框架
分析世界各国之间的政治、军事、外交等关系时，政治学的方法是很有效的；但是，进一步深入研究，可能需要用经济学的思路和方法，去思考和看待这些对象。
研究和分析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需要“国家利益和动机—国家行为—国际间国家（非合作型博弈与合作型博弈）行为的成本和收益—成本、收益和风险比较—国际战略关系选择”这样的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