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价和战略协同
在中美关系博弈中需要有这样的思维，即在国际关系博弈中，当事国往往都会从自己的视角出发，以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制定其行动的战略和策略，都不同程度地想让对方和国际社会适应自己的价值观、想法和利益需求。当然，这种意志通过当事国自己的实力、位势和努力，会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实现。但是，从长期的趋势看，在许多发展阶段上，还存在一些违背趋势和规律的事情，是当事国不能任意妄为的。违背客观趋势而制定的战略、采取的行动，都必将会付出巨大的代价。中国有句古话，叫当事者迷，旁观者清。其意正是如此。当然，当事国的战略和行动，会带来某种收益，关键是这种收益大于成本，还是小于代价？因此，在制定国际战略和采取行动之前，需要考虑的是，为了得到主观追求的目标和利益，而要付出的客观成本值得吗？因此，我们需要在前面两章讨论的中美各自的国家利益，这种利益的冲突，以及基于这些利益的冲突形成的博弈。这一章，我们需要冷静地分析，我们追求的利益可以长期实现吗？哪些是符合趋势的，哪些是不符合趋势的？我们为采取这些利益付出的代价值得吗？
前面两章我们分析了中美按照自己的国家利益，在双方的博弈中，使用对自己有利的战略和行动。其无疑会给各自带来相应的利益，或者达到一定的目的。但是，任何一种战略及其行动，都需要投入，即成本，并且有时可能带来负面效果，当然还需要考虑实现战略目的的可能性有多大。事前成本和事后的负效果，形成战略及其行动的总成本，当这种总成本较大时实现战略目的的可能性就会非常小。如果总成本大于总收益，战略行动难以完成战略任务，这种战略及其行动则需要重新考虑和调整。
一、美对中非合作博弈战略的收益和结果
任何一种博弈战略，都是为某种目的和收益而进行的。但是，在国与国关系的博弈中，一方投入一种成本的结果如何，即收益如何，不仅仅取决于投入的大小，还取决于各种复杂的条件。我们先来看前述美国对中博弈战略的可能收益和结果。
实际上，说中国未来会威胁美国本土的国家安全利益，这是连美国人自己也不相信，甚至觉得可笑的预言。而抑制中国复兴，保证美国在21世纪全球领导地位，这的确是美国政治家、军界和一些学者们极力想维护的最重要的国家利益。根据前面美国对中博弈的战略及其行动，可能给美国带来这样一些收益和结果。但是，有的结果到底是正效果，还是负效果，暂时并不能确定。
（一）将中国经济规模长期抑制在第二位的可能性
从经济实力决定国家全球政治和军事地位的道理讲，最好的办法是，通过种种战略博弈及其行动，给中国经济发展制造一系列的困难，使中国经济增长放慢速度，并且长期陷入低迷通道，以使美国经济规模和竞争力更久，甚至永远保持第一的地位。比如：用军事威胁使中国将更多的资源用于防务，用于军事技术装备的研发，用于军备；用挑动第三国开战的方式，消耗中国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利用中国国内社会的动荡，迫使中国政府将更多的资源，用于维持社会稳定，并且以维持稳定增加经济成长的负担；利用美国在货币和资本市场娴熟的操作技术，以及所控制的信用评级机构等，对中国的金融体系进行打击；美国“再工业化”，重振制造业，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压缩中国的出口贸易规模。
美国通过打压，使强劲增长有可能超过自己的国家，长期陷入低增长，以保证美国经济第一的地位，这已有20世纪80年代美国遏制日本的先例。其过程为：美国先放出压日元升值的信息，投机者买入炒作日元升值，加上“广场协议”压迫日元升值，使投机者进入日元计价的股市、债券和房地产等领域，使这些领域的资产价格猛烈上涨，形成泡沫；后由于日元升值导致经济竞争力下降，出口减少，实体经济遭受重创，以及美元贬值后美国出口增长，投机者又看好美国经济，而看空日本经济，于是大量抛售日元，以及以日元计价的股票、债券和房地产等资产，使资产急剧缩水，金融体系中坏账急剧上升，日本经济泡沫破裂；而泡沫破裂，使得日本投资能力下降，实体经济外移，金融体系内部长期消化坏账成本，经济增长长期陷入低迷阶段。
美国政府，包括国会中，多次提出中国操纵汇率的问题，一直拟通过法案，要求中国人民币升值。但是，已经有日本的前车之鉴，中国不可能再陷入曾经给日本设计的圈套中。实际上中国已经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成功狙击了国际炒家对中国香港金融体系的攻击，获得了货币战的胜利。中国的金融业中，已经有相当多知识基础雄厚、熟悉国际金融博弈历史、具有掌控和操纵国际金融市场经验的高水平的各种形势分析、方案设计和实战操作人才。而且，中国目前还有规模较大的国家主权投资基金，其将形成未来控制、保卫和狙击对中货币战争的主要金融力量。当然，美国还有什么样的战略，什么样的实施方案，使中国经济增长处于低速度状态，这必将是中美博弈中美国所考虑的战略重点。
然而，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打压下来，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中国未来的增长模式与日本存在诸多区别：（1）中国的人口规模是日本的10倍以上，以此决定的经济规模，即使受到一定的冲击，人均增长的集中，其规模扩大，不可阻挡；（2）中国目前的城市化远低于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水平，如果按照实际在城市中有较为固定住所、有社会保障等标准看，实际上只完成了35%左右，而不断推进的城市化，是中国未来强劲增长的最重要动力；（3）中国超过日本10倍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近20%，其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完全有能力在出口需求下滑的情况下，从国内需求中得到持续强劲的增长动力；（4）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积累了大量经历本土教育或海外教育的各类人力资本，特别是每年源源不断地从各院校毕业的工程技术类人才，其规模为世界之最，再加上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为未来30多年的强劲增长，提供了雄厚的人力资本资源；（5）中国民间蕴藏着巨大的资本投资动力，加上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方面进行攀比和竞赛，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从要素的投入和推动能力的形成方面看，无论是要素的来源，还是组织效率，都有较强的规模和体制优势。中国经济增长有如此多的优势因素，美国要想谋求像对曾经的日本一样将中国经济增长抑制下来，可行性很小。
（二）中国政权更替的可能性不大
在北非和中东的“阿拉伯之春”中，一些国家发生了政权的更替，如突尼斯、利比亚、也门、埃及等国家，原来由强势人物执政长达数十年的政权，被新的民选政权所替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与“阿拉伯之春”这些政权有着重大的区别。
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实际上是终身制，而中国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家领导人就实行任期制，一般任期不超过两届。如在“阿拉伯之春”中政权更替和目前在动荡的国家中，许多领导人被推翻或者替代：利比亚卡扎菲执政42年，埃及穆巴拉克执政30年，也门总统萨利赫执政33年，当时75岁的突尼斯总统扎因·阿比丁·本·阿里执政23年。而目前动荡中的叙利亚，其总统巴沙尔也已经执政了12年。
“阿拉伯之春”中发生动荡的上述国家，其政权体系明显带有深厚的家族和部族色彩，而且家族和部族制的政权，给其腐败提供了便利的政权条件。在中国，国家领导人通过党内民主选举产生，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和两院的领导，也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推荐，通过法定程序选举产生。这与“阿拉伯之春”国家的家族和部族政权，有着很大的差异。
中国共产党自身也在进行着改革，推进党内民主，逐步深化民主选人、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和民主问责等制度。中国共产党会逐步地发育和发展党内民主，以此形成其多党合作政治制度的优势，而避免弊端。截至2011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达8260.2万名，占中国总人口的6%，中华民族的精英人才，基本上都在中国共产党内。中国共产党，有着规模巨大的精英人才，有其自身强大的学习、纠错和正确选择的能力。这些，是“阿拉伯之春”诸国所无法比拟的。中国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逐步地进行改革和完善，向着现代民主政治的国家迈进。
（三）美对中战争可能逼迫中国扩张军力
据称，在奥巴马总统今年早些时候呼吁美国军方把重点转移到亚洲地区时，91岁的未来学家安德鲁·马歇尔设想了未来战争的做法。美国国防部的一个不大的部门在过去20年里一直在规划针对中国的被称为“海空一体战”的战争，研究与中国打大仗的预案。主要是，如遭受侵犯，先摧毁中国的雷达和导弹系统，进行“致盲战役”后，由美国的隐形轰炸机和潜艇开战，然后从海上和空中展开更大规模的打击。总之，将展开海战和空战。五角大楼的有关部门最近几个月按照预案进行了约200次演练，它加紧工作与美国军事战略的变化有关。
美国会向中国发动核战争，会从地球上抹掉中华民族吗？根据目前看到的文献，美国对华的核战争是有预案的。美国统一作战行动计划（Single Integrated Operational Plan，以下简称SIOP），是冷战时期美国政府制定的针对中苏国家的全面核战争计划，SIOP堪称美国国家最高机密，其核心文件单独享有一个信息级——“极端敏感信息”（ESI）。从1991年到1996年，美国军方出台了几份非常有影响的研究报告，重要部分是为制定新的对华统一作战行动计划做准备，新的打击计划中美国确定的敌对国家目标，300—400个在中国。1999年10月生效的SIOP—00“继续扩大了对中国的打击定位”。核打击容易起动的是，在美国军方一旦一个计划选项被确定，一般要完成其所有的打击目标后作战才能终止。更为严酷的现实是，唯一有权发出战争指令的总统接到警报后的决定时间不到10分钟，对于警报性质的解释则要完全依赖军方，而从军方的倾向来看，他们往往会推动总统做出重大攻击的选项。
中美都不应当忘记双方发生在20世纪的战争恩怨和军事冲突给各自带来的巨大损失和代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中美就在朝鲜进行过较量，当时中国的军事装备在技术和数量上与美国相比，落后得不能再落后。战争的结局，美国作为在曾经战争中的常胜国，最后还是以三八线为界，与中国打了个平手。在后来的越南战争中，美国支持南越，中国支持北越，同样美国的军事技术和装备要比中越先进得多，结局仍然是以美国的撤出和南越的失败而告终。
从一个学者研究的角度看：一是中国首先将对美国太空卫星、空间站等一系列设施发起摧毁性打击，致使美国卫星定位、信息传输、太空指挥等系统瘫痪，对美进行“反致盲战”。在美国对中国进行致盲战役时，中国在技术和装备方面，有能力对美国高科技战争依赖的太空信息设施进行报复性打击。二是对美国进行信息网络战争，破坏美国的信息网络传输系统。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信息网络技术和装备方面，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而且，在防范网络进攻，寻找和截获敌方信息，紧急时刻攻击对方信息网络系统等方面，有着数量巨大的人才，包括许多高水平的尖端人才。在这些方面，策划和技术能力并不比美国的人才差，而人才数量要比美国多得多。三是中国海空军目前可能比美国的海空军在技术和装备方面，要落后一些，但是，由于中国周边的安全局势的恶化，加上美国对中国的军事围堵和威胁，中国21世纪以来，不得不在海空军技术和装备方面，投入大量的研发、制造和实战训练资源。拿20世纪看中国海空军力量的眼光，来看待今天中国的海空军事实力，可能有些轻视中国。
即使美国在核战争中胜利，只要美国不能从地球上彻底消灭中华民族，只要有人在，中国将会更加强劲地复兴，最终还是会成为世界强国。我认为，即使发动核战争，将中华民族近14亿人从地球上彻底消灭的可能性也极小：容易受到攻击的大城市可能伤亡较大，而小城镇和农村会生存下来很多人；大城市中，如果美方对平民也实施灭绝战争，则道义上失败，犯了反人类罪；大城市中掩护设施发挥作用，平民的生存，战后的繁育，即使大城市中的中国人也会更多地生存下来；美军不可能再像纳粹一样，将世界各国的中国人全部消灭掉，而且即使最惨烈的核战争，在中国的山区等不易受核攻击的地区，中国人还是会保存下来。作为一个民族，将永远生存于世界。
与中国相隔万里之远的太平洋东岸的美国，根本就没有领土领海等方面的纠葛，中国军队根本没有“侵犯美国”，向美国本土发动战争的一丝意思。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可能在南海、钓鱼岛、台湾等问题方面，由于美方与日本和菲律宾等结成军事同盟，可能在中国捍卫自己的领土领海的国家利益时，美方作为对方的支持方参与进来，帮助别人打中国，与中国形成军事冲突，实际是美国侵犯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需要说明的是，在这种受辱的情况下，中国不可能惧怕美国的军事威慑，而不与美发生正面军事冲突。如果中国不对美国应战，中国人民也不会答应。
从竞争的丛林法则看，越是残酷的环境，越是能激发谋求生存者的体力和能力，国际社会中也是如此。美国的一些学者认为，美国在21世纪需要寻找一个假想敌，进行挑战，以激发美国民族的凝聚力。实际上，美国对中国的武力威胁和围堵，包括发动战争，实际上也会激发和训练中国民族形成凝聚力和战斗力，以在国际社会中立足、生存和发展。美国经常谴责中国扩大军事力量，目前美国把中国设为假想敌，周边国家不断蚕食中国领海和岛礁，美国针对中国战略重心和军事部署东移，这种势态逼迫中国不可能不在人才、技术、装备、基础设施等各个方面加大投入，以适应积极防御可能发生对华战争的需要。美国越是对中国进行军事方面的围堵和威胁，结果越会在21世纪形成一个具有强大军事力量的中国。
二、美对中战争的成本与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