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我们再来看中美经济关系之间合作型博弈的行为和结果：（1）在双边贸易，各自对对方的进出口方面，进行协调，发生贸易不平衡时，顺差方从帮助逆差方缩小缺口的角度出发，调整进出口的有关内容。美国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放宽非军事用途高技术产品向中国出口的限制；在服务贸易方面，特别是金融保险等领域，在双方对等开放的前提下，互相允许进入。（2）中国考虑美国金融和经济体系的高赤字、高负债等风险，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同时，与美国相协调，防止美元体系的急剧解体；并且考虑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以及国际结算、流通、储备等各方面比例上升的情况下，不使美元作用相对下降而对美国经济形成重创，使美国经济在货币格局变动之中，保持一个稳定和可持续增长的态势。（3）双方合作致力于全球经济的繁荣，中美之间各自优势互补，如美国的技术、土地、商业网络等与中国的市场、大规模人力资源、城市化等相结合，形成推动经济增长的合力，将蛋糕做大，使双方在全球经济繁荣中，获得各自的利益。而在双方经济关系上，相互制约，甚至展开贸易战和货币战，蛋糕会越做越小，实际结果双方都有损失，包括损害全球经济增长。（4）中美应当既在政治关系中采取合作型博弈，也在经济关系中进行合作型博弈。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是相互关联的，不可能存在经济合作型博弈，而政治方面可以非合作型博弈的组合。如果美国在政治方面，利用自己军事方面以及目前经济还存在的优势，对中国在政治方面进行非合作博弈，中国的反应必然是利用经济未来成长和市场规模巨大这样的优势，对美国采取经济方面的非合作型博弈。因此，中美双方，只有在政治和经济关系方面，都采取合作型博弈，才能使双方的利益最大化。
（四）外太空及资源环境方面的非合作博弈或合作博弈
中美关系中，除了以上所述领导地位、国家安全和经济诸利益以外，在外太空利用、资源分配、全球气候和价值观等方面，也存在着博弈。在这些领域，双方是合作型博弈，还是非合作型博弈，对于各自的结果，包括全球利益，都是不同的。
1.外太空领域非合作博弈或合作博弈比较
外太空已经成为人类利用资源谋求发展的重要领域。在气象分析、定位导航、地图绘制、灾害监测、信息传输、情报收集、观测太空等，包括国防方面的诸多应用。
中美如果在外太空领域采取非合作型博弈，（1）将会有这样的行动：展开外太空领域资源的争夺，发展外太空领域技术、生产制造能力、装备设施等；实现外太空领域利用军事化，进行外太空领域的军事竞赛，包括增加信息情报收集间谍卫星，设置和增强有关卫星对导弹及核弹目标的定位、跟踪及引导功能，提高核打击精准度；发动太空战，摧毁对方的卫星、航天站等太空设施；随意报废卫星和在太空战形成大量的太空垃圾，影响太空正常运行及外太空领域现有卫星和航天站等设施的安全。（2）对双方，包括其他国家带来的结果将是：展开太空领域的军事利用，消耗各自国家的财力物力，使可用于人民生活的资源，被用于军事竞赛；干扰正常的外太空设施非军事利用，包括在极端时期，各自的外太空设施遭到对方的摧毁，使巨额财力形成的外太空设施化为乌有；由于外太空领域卫星等设施被摧毁和瘫痪，使一些依赖于卫星等设施形成的定位导航、气象预报、信息传输、灾情监测等等，都遭受重大影响，甚至形成大的混乱；一方面，太空战形成的垃圾充斥，对太空和平利用设施造成安全威胁，另一方面，对外太空战后再利用，也形成极大的障碍，特别是清除这些太空垃圾，在技术和成本方面，几乎没有可行性。
而如果双方在外太空领域采取合作型博弈，（1）则会有这样的行动：在外太空卫星等设施在有利于人类发展和福利的方面，包括商业利用等方面，进行技术和装备等和平竞赛；限制外太空领域的军事技术和装备竞赛，外太空领域利用非军事化；互不攻击对方的外太空卫星和航天站等设施，防止太空战爆发，特别是保证非军事利用太空设施的安全运行；通过付费、商业化等措施，互享卫星和航天设施资源，避免重复投资和建设；研发和完善收集废旧卫星的技术，避免外太空形成更多的卫星等残骸垃圾，并在清除太空垃圾方面进行技术和行动合作。（2）而中美双方在合作型博弈中形成的共同利益在于：避免外太空领域被军事利用，对人类形成更加深重的战争灾难和伤害；在相互和平竞争中提高人类外太空利用的技术水平，使人类发展获得更多的资源条件；卫星和航天站等设施，可以在保证各自商业利益的前提下，资源共享，避免资源重复投资建设和闲置浪费；防止外太空领域人工垃圾污染，保证外太空领域的环境安全；外太空领域的和平利用，能辅助人类信息、移动通信、大数据运算和传输技术的进展和有效应用，中美之间合作竞赛，不仅会给中美双方带来有关的经济利益，而且还会在扩展发展空间、外太空利用共享等诸多方面造福于全人类。
2.资源利用和环境容量方面的非合作博弈或合作博弈比较
实际上，由于各个国家人口规模和资源禀赋不同，随着不同梯队国家的发展，需要对全球资源和环境进行再分配。这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当然，其中对资源的再分配，是通过产业的分工协作，特别是通过投资和贸易方式而进行的。
（1）非合作型博弈行动及结果
中美如果在全球资源和环境利用方面，采取非合作型博弈，其行动为：美国在这方面占有优势，游说相关国家，对中国投资资源，设置障碍；美国利用其他国家对中国东海和南海主权的无理要求，通过军事同盟、联合军演、销售军武、布置军力等支持和误导这些国家，使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资源形成受到影响；美国利用自己的制海军力优势，在马六甲海峡、南海、台湾海峡等区域，对中国的资源安全运输，形成威胁，在极端的战争时期，对这些重要通道进行封锁；美国通过美元发行、基金冲击、交易定价位势等间接手段，影响中国所用大宗商品的价格，提高中国外部资源利用和经济发展的成本。中国则通过鼓励民间资本走出去、主权基金等方式，尽可能多地投资、入股有关国家矿产资源；由于资源的巨大国家利益，在东海和南海事宜上，决不退让，应对任何挑战；发展海军和空军力量，包括外太空军事设施，以及核力量，使自己有足够的力量保持东海、南海和全球中国资源运输通道的安全；对国内使用外部资源的企业，进行结构调整，提高集中度，加强市场谈判能力，并发展中国的商品交易市场，完善期货等交易体系，使市场和价格有利中国发展的资源需求。而在全球环境利益方面，美国是环境消耗的大国，人均排放水平很高；而中国是发展中的国家，排放的增加规模也很大。双方非合作型博弈，只能是增加全球排放量，既影响各自生存的环境，也导致全球变暖问题加速和恶化。
（2）合作型博弈行动及结果
而如果中美双方采取合作型博弈，其行动和结果为：美国正视中国人口规模和发展通过市场等价交换原则对世界资源的再分配，督促中国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加快节约资源的技术进步，缓解中国发展对世界的资源需求压力；不插手其他国家对中国领土和领海的无理要求，不影响，特别是不采取军事围堵的办法抑制中国对东海南海资源的和平开发利用，以及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南海等中国资源运输通道的安全；世界各国资源禀赋不一，通过资源投资、生产和贸易的自由化，可以给全球各国都带来福利，而贸易保护主义则导致资源的剩余和闲置，影响资源国的福利最大化（如中国经济增长的下行，往往拖累澳大利亚和巴西等铁矿出口国经济一样）；美国也是世界资源的消耗大国，中美之间，可以就世界资源的再分配和有效利用，平等竞争，相互协调，在WTO投资和贸易规则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型博弈，实现共赢；在环境容量方面，美国需要看到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中美之间，首先积极推动全球的节能减排，督促国民经济向减少排放的发展方式转变，调整国内形成减排的经济结构，加快减少排放技术工艺的推广应用，特别是中美之间交流减少排放的技术；在世界大宗商品，如石油、铁矿、粮食等资源型产品价格剧烈波动时，双方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利用货币政策等手段，互动进行干预，使世界经济良性健康运行和发展。
中美在世界资源和环境再分配和保护方面的合作型博弈，其结果将为：中美两国都通过调整结构，以及改变生产及生活方式，积极推动各自的节能减排；中美两方相调，与其他国家相商，制定减排计划，将减排落实在各个项目上，并有基金和相关措施；使节能减排技术得到投资、推广和应用，人类社会和经济在技术进步中得到可持续发展；中美双方，在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方面，负起大国责任，积极通过国际组织，达成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共识和规则，形成全球环境保护的治理结构；全球大宗资源型商品，价格合理和稳定，金融体系和经济运行平稳，防止各国人民消费和生活中由于资源造成的恶性通货膨胀出现；全球四季分明，空气清新，温度适宜，氧气充足，城乡清洁，水体优良，草木茂盛，生物保持多样性，使地球成为宜居幸福的家园。
（五）文明与价值观方面的非合作博弈或合作博弈
中国与美国在意识形态、价值观、民主政治等方面的博弈，主要体现在奉行什么主义，实行什么体制，崇尚什么文明，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模式等方面各自的行动。
1.淡化意识形态冲突
在奉行什么主义方面，如果中美之间采取非合作博弈，则中国坚持共产主义方向，重回计划配置资源、生产资料完全公有，以及仅允许劳动分配及限制管理和资本等要素参与分配的体制，剥夺私人财产，并在国际上推进这一制度；美国则宣扬市场分配资源、保护个人产权、全要素分配收入，以及优胜劣汰竞争原则的资本主义竞争制度，并认为共产主义是不人道的制度，在全球进行抵制。结果，是形成意识形态的对垒。
在客观方面实事求是，在历史方面考虑教训，在行动务实等方面讲，中国在这种主义的博弈中，拟向全球各国推广共产主义的可能性在整个21世纪根本就没有市场，而且几十年苏联、柬埔寨等国家实行极端共产主义造成的灾难，也决定了中国也不可能再在全球举起共产主义旗帜与美国进行对垒博弈；美国也需要看到纯粹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以及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对社会主义因素的吸收，包括北欧等国家实行的第三条道路。因此，中美之间主义之争非合作型的意识形态博弈，已经在实践中没有意义。合作型的博弈是：相互借鉴社会主义思想与资本主义思想中有益的部分，淡化中美在全球范围内的主义之争，使人类朝着既有竞争环境、激发活力，又有保护弱者、公平福利的社会进步。
2.在基本原则基础上政治文明多样化
主义过于抽象，而体制则必须是具体的。从世界上看，国家和社会治理有不同的结构，往往分为政治民主自由和政治集中管制两种不同的体制。中美这方面的非合作型博弈是：中美双方关系上，美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在此框架下的政治治理制度进行指责，并通过各种影响，试图使中国变成“美国式”政治制度的国家；中国坚持自己的政治制度，为应对西化，可能对国内宣扬甚至推进“美国式”政治制度的人士和活动进行限制，甚至采取过激的行动；在全球范围内，美国借21世纪反极端共产主义，因中国过去与苏联和柬埔寨的极端共产主义有着联系，极“左”思潮也曾经泛滥，妖魔化中国，贬低中国目前的政治制度，并防止其他国家学习中国目前的政治制度，致力于形成所谓“民主国家同盟”；而中国在美国的攻势下，可能与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如朝鲜、古巴、委内瑞拉等保持友好关系。实际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根据其不同的历史，而选择自己特殊的政治治理制度。从历史上看，印度曾经是政治上英美式民主制度，而在经济上则是苏联的计划和国有经济体制；巴基斯坦、菲律宾等国家，也是英美式的民主制度，然而，在与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经济竞赛中失落了；而政治上集中和经济上自由的东亚诸国和地区，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却获得了成功，创造了发展的奇迹。因此，政治制度方面的非合作型博弈，并不能给双方带来利益，如埃及“阿拉伯之春”后并没有给美国带来更好的利益，而如巴基斯坦和菲律宾，实行“美国式”的政治制度，也没有给其经济发展带来特别显著的好处。
中美之间在国家政治制度方面的合作型博弈为：美国承认中国政党等制度的历史延续，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支持中国政党和政府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尊重人权、司法公正、执政透明、民主监督等方面日趋进步；中国学习美国政治制度中，科学和民主的部分，借鉴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实践，淡化与美国在政治制度意识在国际上的角力。结果，在全球形成关于政治制度的共识：民主、自由、公平、公正，保护人权和财产权。在此基础上，各自国家根据自己的文化传承、历史延续、民族特征、发展阶段以及其他的国情，选择适合于自己的丰富多彩的政治治理制度。有不同政治治理制度差异的国家，在世界上和平相处。
3.不同文化和文明的交流及融合
不同的民族，由于不同的语言、风俗、理念、生活习惯、历史传承，宗教信仰等等，有其民族特性，综合说来有着各自的文化和文明。美国以亨廷顿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冷战时期以苏联与美国为不同意识形态划线的两大阵营，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苏联的解体而土崩瓦解。冷战后，过去意识形态划线的世界性的矛盾，转型和显现了世界不同地区有着不同文化和文明的人群之间的冲突。他们将世界文化和文明分为两种，一种是西方文明，另一种是非西方文明。亨廷顿认为，儒家文明是其文明冲突论中的最为重要的文明类型之一，文明的冲突具有或可能具有两种暴力形式，最可能的一种是来自不同文明的地区集团之间的战争，最危险的是不同文明中的主要国家之间发生的核心国家战争（CoreStateWars）；未来不稳定的主要根源和战争的可能性来自伊斯兰的复兴和东亚社会尤其是中国的兴起；西方和这些挑战性文明之间的关系可能是极其困难的，其中美中关系可能是最危险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