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以及世界秩序重建论，包括他的其他文献的有关论述来理解，一是要保持美利坚民族在苏联解体后的特性，以及美利坚民族以此为对象的凝聚力和斗志；二是这种不同的文明，应当为单一归属，不应当形成各种文化和文明的交流和融合，也不能避免由此而产生的不同文化与文明之间暴力性的冲突；三是不同文化和文明国家和国家集团之间，发生暴力冲突，特别是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极高；四是需要保持美利坚民族的斗志，以及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才能建设控制世界文明冲突的世界秩序。
这些观点，给在不同文化和文明的国家，及其地缘国家集团之间，奠定了非合作型博弈，以一方强势文明抑制和统治其他不同文明，而达到世界秩序安宁的理论依据。
这种文明冲突及世界秩序重建的构想，也即文明间非合作型博弈的战略，受到这样一些因素的制约：首先，美国目前的经济增长率不到2%，长期看经济低速徘徊；制造业仅为GDP的11%；赤字则为GDP的8.5%，负债更是GDP的近100%，存在着巨大的社保金缺口；美国在海湾、伊拉克和阿富汗三场战争中，消耗巨大。美国能在21世纪的后80多年中，有经济实力采取非合作型的方式，对付其他所谓的较强势的“伊斯兰”和“儒家”两个非西方文明，并重建所谓的世界政治新秩序吗？由于美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比例长期是下降的，从经济实力决定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方面看，回答是否定的。其次，实际上，世界各种文化和文明，在不断地交流和融合着，并不遵循单一归属规则，之间并不是互不相容的暴力关系。东亚的韩国、日本、新加坡，以及许多南亚等国，都是受儒家文化和文明影响的地区，而且韩国等一些国家，坚持儒家文化和文明的传承，这些国家并没有形成对美国西方文化和文明的不可调和的冲突，相反，有的国家借鉴美国的政治文明，国际关系上是美国的盟友。再次，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留学生到美国学习文化，包括其他文明，许多国家的人口向美国移民，他们大部分既融入了美国的文化和文明，也有人保持着本民族的文化和文明，给美国带来了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使美利坚成为了一个文化和文明多样性，包容，并且充满创新活力的国家。第四，实际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美国的文化和文明，也交流到中国。比如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学习了美国人的思维、工作、生活和交往等方式，有的还信仰了西方的基督教，或者天主教等。他们也在改变着中国传统的文化和文明，使不同文化和文明，在中国相互融合，取长补短，求同存异，包容共处。从中国文化和文明的形成看，本身就是一个多理念、多风俗、多习惯、多宗教、多神论的综合体。中华民族也是一个包容性极强的多不同族群的凝聚体。支持亨氏理论的学者认为，按照不同文化和文明这种单一的标准去把人类划分成各种群体，并且越是认同这种单一归属的身份，对不合这种身份的人就越是排斥。其实，事实并不是这样，世俗与宗教之间，宗教与民族之间，宗教与国家之间，宗教与文化习惯之间，关系和互动是非常复杂的。不同的文化和文明，既可以激发归属认同，排斥另类，也是可以转化和融合的，包括和平相处。单一归属论是一种幻觉，是一个错误。
按照这种理论形成的不同文化与文明国家，包括中美之间的非合作型博弈为：抵制对方风俗习惯、文学艺术、宗教等文化的进入和影响；各自都宣传自己的文化和文明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其他文化和文明是非主流的，是次等文化；强化各自民族和国民对外来其他文化和文明的歧视，甚至是仇视，导致不同人群因文化和文明不同，特别是宗教信仰不同，引起摩擦和冲突。强化这些非合作型博弈，结果必然是不同文化和文明种族之间长期的隔阂、不信任、敌对，甚至如亨氏自己说的，积累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爆发战争的风险。
从维护世界安定方面看，不同文化和文明的国家，以及国家集团之间，需要和平相处。不同文化与文明之间的非合作型博弈，只能使世界永无宁日。出路在于在保持各民族文化和文明传统和特色的前提下，交流、融合、理解和共处。从中国儒家文化和文明与西方文化与文明之间，特别是在中国与美国之间文化与文明的关系上，应当采取合作型博弈的心态和战略。一是加强相互间的文化和文明交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形成了学习英语的热潮，各级学校将英语当成是必修课程；美国的风俗习惯、城乡文化等，通过电影、小说、歌曲、进口商品等，进入了民众的生活方式，甚至影响到工作方式；中国文化和文明，也通过美国学生留中回国、中美商务交流、其他人员往来，中美文化交流活动，以及孔子学院等，在美国传播中国语言和文化。其结果是，相互理解，相互融合。二是将中美文化与文明之间的交流、理解，相互学习，看成是维护世界和平，抑制爆发冲突，特别是防止发生不同文化与文明之间战争的重要方式；尊重中美各自民族的不同文化和文明，鼓励其保持自己的传统文化和文明，保持自己民族的文化和文明特色；反对将中美不同文化和文明，分为主流非主流、优等非优等，不同文化与文明之间应当平等对待，反对中美不同文化和文明的歧视，甚至仇视。
中美文化和文明的交流越密切，相互之间的理解和信任就会越深厚，对于一些摩擦的解决可以有更好的交流协商机制，而且双方人民爱好和平，消除过度强调各自文化和文明形成的内心相互歧视、仇视及敌对心理和情绪，这将是抑制中美之间爆发战争的民众基础。
4.中美之间发展模式之争
中国发展模式，一直是世界上，特别是美国学界政界，以及中国国内各界讨论的一个热点。中国30多年来经济高速增长，取得了瞩目的发展奇迹。就此，中国发展模式，背后是不是对全球经济有着负作用（如消耗全球资源环境方面），是不是可持续？中国发展模式，其经济实力的强大，隐含的忧虑是，会不会威胁别国和世界的安全？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中国发展模式，是否会影响美国模式在全球的影响力？中国模式由政府推动，国企主导，仍然带有集中经济、国家垄断和公有制比重大等浓厚色彩，是不是不符合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原则？等等问题，形成对中国模式的争议。
什么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30多年中国经济高增长获得成功的发展模式呢？我认为，较为准确并高度抽象地概括，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和组合：（1）政治上抛弃了极左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阶级斗争为党的中心工作的思想路线，职能方面中国共产党从一个革命党转变成了一个执政党，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向了一心一意发展生产力，搞经济建设，任务是推进现代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2）在政治和经济体制的组合方面，采取了适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资源市场配置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体制相搭配；（3）在过程上，推进改革开放，改革效率很低的计划体制和“一大二公”的所有制结构，形成市场竞争机制，调动各方面发展经济的活力；将过去的封闭经济融入全球化，建立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沿海、沿边和内陆开放，通过引进外资、技术和管理，参与世界竞争，推动经济增长；（4）在发展方式上，采取了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利用大规模中国劳动力资源在世界竞争中的优势，将人口众多劣势转变为加工出口优势，强劲拉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5）发挥各级政府集中资源和强力推动的优势，克服后发展国家通过市场力量推动发展的过程较长的缺点，在基础设施等方面集中强力投入；特别是地方政府间展开经济发展竞赛，加快行政审批、征地拆迁、规划建设时间，投资于地方基础设施等建设，招商引资，形成工业园区和产业集群等，也是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
如果总结过去30年美国的发展模式：（1）体制方面，经济上自由市场机制与政治上民主制度相组合；（2）政府较少干预经济活动，特别是审批等限制较少，税收正规，监督严格而有效；（3）经济稳定和繁荣过程中，科技进步与美元经济，是其两大支撑点；（4）发生了制造业向外转移的“去工业化”过程，确实也给美国社会带来失业率上升等一系列的问题。
实际上，中美之间在发展模式的博弈上，就两个国家本身来讲，非合作型，则是相互指责和批评对方的发展模式，更多的是美国责难中国，消耗了较多的全球资源，抬高了全球资源价格；增加了排放，恶化了人类生存的环境；低价倾销，操纵人民币汇率，在国际市场上不正当竞争，抢走了美国人的就业；在发展中国家中推广中国模式，影响到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政府推动和国有制发展经济，有失市场经济公平原则等等。
而中国的非合作行动和批评可能是，美国是人均消耗全球资源和环境容量水平最高的国家，应当承担更多的节能减排责任和义务；美国应当调整自己的经济结构，降低福利水平和负债率，增强经济竞争力，在内部找原因和办法，而不应当在失业问题方面指责中国；中国是一个后发国家，选择政府推动和发挥国有经济作用，为中国的历史和国情所决定；中国自觉和不自觉地在与发展中国家交往中，介绍自己发展的经验，并在其开发区建设和对外开放中，进行交流和合作。
实际上平心而论，中国和美国上述发展模式，都是在不断变化，没有永远定型的模式。有些内容是本国在以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还需要坚持的，有一些则需要转型。如中国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在欧美日经济下行的格局下，需要向内需拉动为主的战略进行调整；美国曾经的“去工业化”，制造产业转移分工的战略，向“再工业化”和振兴制造业战略转移。如美国民主模式与自由经济的搭配，在巴基斯坦和菲律宾等国，并没有获得发展的成功；相反，政治上适度集中和经济上自由市场经济的韩国、中国台湾地区、新加坡等东亚地区，却出现了发展的奇迹。如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美国是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和办法的学习上，向美国可借鉴的经验不多，而向中国学习促进经济发展的经验则更为贴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