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国会开始草制宪法后，吴贯因、梁启超和王宠惠等人都分别草拟了自己的宪法草案，供人们讨论，也供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参考。张东荪先后发表了《王氏宪法刍议之商榷》和《王氏宪法刍议之商榷补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反对分权主义，主张国家主义。1913年9月，《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公布，立即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激烈争论。这个宪法草案，确立了内阁制，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思想，是对袁世凯欲实行独裁专制统治的一大打击。所以，宪法草案披露后，大总统袁世凯首先表示不满，于是怂恿各级行政官吏纷纷驳议，互不相让，从而演变为宪法上激烈的争论。
9月16日，张东荪在《庸言》上发表《国民之声》，站在较公正的立场上对非难宪法草案者给以批评。认为在立法部与行政部因为宪法问题出现纷争时，必须设法解决，但不能用立法或行政部的某一机关来作调停，因为“是非之间决不容有调停者，且宪法者，国家之宪法也，非立法部行政部各得而专者也。”所以，“必有一机关立于两者之背后，主持正义，以为公判，则始克免纷争之弊也。”而能担当此任者，唯有国民。“最后之裁判机关自当属之国民，此法理上至公至允之主张也。”他主张：“解决今日宪法上之纷争者，舍国民末由。”其具体的办法“唯有借用议院选举法选举国民议会，由大总统颁布日期，同时命令停止国会，静待国民议会之批认及修正可也。”同时，他又发表《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略评》，对宪法草案全文逐条评述，以为“统观全文，尚为周密，要之与约法不啻天壤之判也。”表示赞同该宪法草案。
（三）呼吁救治道德堕落，反对定孔教为国教
自幼受到正统儒家思想熏染的张东荪，对道德问题格外关注。早在1911年5月，张东荪在他的第一篇政论性文章——《论现今国民道德堕落之原因及时救治法》中，就曾对道德堕落原因及其救治方法提出过自己的见解，认为救治的关键在于政治革新。1913年5月16日，张东荪在《庸言》上发表《道德堕落之原因》，发展了前文中的观点，认为道德是对人的行为进行规范的；社会的规范有两种，一是自律的，即道德，一是他律的，即法律。道德堕落之原因，除了自律的规范失调外，还由于法律不全。所以“修正法律及整理执法机关，实今日振兴民德之要图。”开始从法治的角度讨论道德问题。此后，他又发表了《财政与道德》、《言论之道德》、《今后之政运观——一名守法与让德》等文章，继续讨论道德问题，呼吁为政者必须注重道德修养。
1912年10月，康有为、陈焕章等人在上海成立孔教会，次年2月在上海创刊《孔教会杂志》，以宣传孔教为宗旨。进步党人如梁启超、蓝公武等都是发起人，张东荪的兄长张尔田也是撰稿人之一。张尔田“晚尤笃信孔、孟，有犯之者，大声急呼以斥，虽亲旧，无稍假借。谓人心败坏至此，必有沧海横流之祸，屡有论述，归本礼教，欲为匡救。”张尔田在《孔教会杂志》第1卷5号上发表有《与人论昌明孔教以强固道德书》，认为孔教可以改善人们的道德，“立国之本，基乎法律与道德。法律所不能治，道德能治之。故道德之领域，较法律为尤广。其巩固国础也，较法律为尤要。”“而欲强固其信仰与敬畏，舍我孔教诚莫属矣。”在第8号上，张尔田又发表《论孔教与东南兵祸之关系及一年来对于孔教诋毁者之心理》，把国家的安定与否与孔教联系起来，认为“国教定，吾人身家性命财产始有安定之一日，国教不定则争杀劫夺，大盗横行，小则乱于野，大则乱于朝。吾人之身家性命财产，将永远为彼毁教者殉葬品矣。”赞同定孔教为国教。张东荪显然受其兄影响，对孔教抱有极大同情，“此所以有人提倡孔教，而荪即踊跃三百者也。”
然而，张东荪毕竟已经接受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他虽然对道德问题非常重视，主张设法挽救道德堕落的状况，并对孔教抱有十分同情的态度，但却与那种主张恢复固有道德的论调不同，这种不同差别，集中体现在对待是否定孔教为“国教”问题上。
1913年7月，张东荪发表《余之孔教观》，从理论上对陈焕章等人定孔教为“国教”的主张进行批评。张东荪从宗教和哲学两方面对孔教进行了系统考察，他认为，孔教哲学是包含有二元论的、人本主义的、实用主义的、进化论的和社会本位思想的哲学，所以“此则与近世西洋哲学倾向相同耳。”对其在哲学上的价值给予很高的地位，并且认为孔教为中国固有文明之结晶，若将之继承并发展，将来“东西思想相融合，世界又必放一异彩矣。”但从宗教上观察，“孔子毕生所述，皆为道德之教训，其言实为数千年中国立国道德之大原”，虽然他承认“孔教所诠乃中国独有之文明，数千年之结晶，已自然的为国教矣。”但他反对定孔教为国教和祭孔等做法，认为这“无足为孔子增光，殆亦画蛇添足之类，无足取也。”提倡孔教，是挽回今日道德堕落的一种方法，“但非谓今日道德之救济，仅恃孔教，不过言于生计政治教育之外，而孔教亦为不可轻忽者也。”这显然与孔教会的复古主张是迥异的。
（四）采取“硬教育”，养成“国民性”
在清末之时，张东荪赞同蓝公武提出的通过办“公学校”、设立图书馆、提倡公众演剧和办日报等方式，实施“社会教育”的主张。1913年7月，张东荪在《庸言》上发表《中国之社会问题》；11月又发表《司法问题与教育问题》，对教育腐败的原因及救治法进行了分析，提出要重视国民教育和人才教育，主张采用“硬教育”。
张东荪经过对民初教育现状的考察，主张在普通教育方面，应该提倡国民教育。他认为，国民性是“一国民特有之精神。其精神存，其国始存；其精神亡，国未有不亡者也”。所以，国民教育的目的，“自积极方面，则养成国民性，巩固民族之精神。”自消极方面，“则宜排除恶根性”，即匪徒性和奢侈性。他所谓的何谓匪徒性，实际上就是清末“革命教育”下所养成的国民性。他说，“革命教育者，以养成不安分及破坏精神为宗旨”，自清末以来，革命教育遍及全国。他认为“匪的根性最有害于共和政体”，所以，此后教育应该以排除此种特性为宗旨。至于奢侈性，就是指“消费教育”。他认为中国教育所培养的学生，“无一知生计，仅知消费。”所以，必须加以排除。在人才教育方面，他主张“宜采社会教育法，以精密之统计而分配人才，以供社会之需用。”而统计、分配之责“必由中央政府以司其事”。
如何“养成国民性”并实行社会教育？张东荪主张采用自己早已在1911年便提出的“硬教育”。硬教育是相对于软教育而言的。所谓软教育，就是无论何事，必择学生易悟易读者以教授之。张东荪认为，此教育法的弊病在于“凡事皆易演为习惯。苟一旦遇难者，必瞠目而不得其解矣。”软教育之害，不仅所授知识为不足，且忽视德育。他认为，“人格之锻炼，意志之修养，品格之养成，气节之高尚，皆硬教育是赖焉。”硬教育能使“所授知识与道德同时融化，打成一片”，造成理想人格。所以，他主张必须改革中国目前的教授法，重新编定教科书，实施“硬教育”。稍后，张东荪又发表了《司法问题与教育问题》，对民国初年教育腐败的原因作了分析，认为教育腐败的原因，第一在教师，第二在学风。改进之法应该是改造专门教师、改造师范教师并提倡德育。应该说，张东荪这些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在当时还是进步的。
（五）铲除财政恶德，主张“关税保护”
民国初年的经济问题，也是张东荪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他先后在《庸言》上发表《财政与道德》、《中国之社会问题》、《关税救国论》和《预算制度论》等文，对当时财政混乱的状况提出了批评，提出了发展国民经济的“关税保护”主张。
张东荪看到“地方官吏携款私逃也，议员面颜争公费”等现象，认为“凡此正所以表示其无经手财政之道德。”为此，他专门写了《财政与道德》一文，对官吏这种不讲道德行为进行激烈抨击。他认为，财政最大的问题是财政不公开，没有预算，同时也无人有效监督财政的实施。议员本有监督之责，但他们迷于党争，“除自己争公费外，即助政府张目。”他认为，“一国之人，哀莫大于无经手财务之道德。”以有此恶德，故一切事业均不发达也。此恶德所至，各地官吏皆视国税厅若利薮，致使“国与民两受其殃”，“国家之收入锐减，而私人之中饱无尽。”此恶德所至，漏税现象十分普遍，“中国人之漏税，为世界之第一。”在此恶德影响下，人们一见财货，即思据为己有；一经手其事，即致账目不清。“上至政府，下至小民，皆不免于此弊。”由此，张东荪痛心疾首地呼吁说：“此种恶德一日不除，非仅国家之财政一日不能处理，国民之经济一日不能发达，且国家人种不久必趋于灭亡。”然欲财政处理得当，经济能力发达，则必有经手财务之道德而始可。
张东荪认为，中国产业不发达，有九种原因：尚在手工时代未入资本时代、不利用机器、营业不自由、分化甚于合成、技术不发达、无工业教育、交通机关不备、保护主义未实行、关税不良。其中，外货倾销与租税不良是发展产业的最大障碍。所以，解决的办法也有两种。一是对外的方法：“行保护贸易主义，采关税政策，以排外货。改良租税及裁厘以通交通。”二是对内的方法：奖励投资，确立信用；破除旧日之同业组合改良技术，破除其顽固性；分化适度而奖励合成；创立大本营业（即大工场之类）；改良农业，以供给原料。
张东荪认为，中国今日，尚未脱离手工制时代，“苟欲发达，则必使之入资本制之时代也。”他将发展经济的主体寄望于中国有志于实业者和地方政府的扶植，“吾之所以主张属于地方政府者，地方政府较私人资格为有信用，且较有能力，易于举事。”地方政府应该在改良技术、奖励投资、提倡机器作业、改良农业，供给原料、启发自由竞争、树立模范等方面极力提倡。
1913年8月，张东荪发表《关税救国论》，提出了“关税救国”主张。他指出，20年来，国民日益贫穷，工商凋敝，百货飞腾，物价腾贵，导致小民相率流为盗匪，破坏了社会正常的生活和生产秩序，导致了道德衰颓。同时，也使国民减少了对于国家财政的负担，国家之财源受极大打击。而物价腾贵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政府不能保护关税，“输入过多，内国货物为之压倒，食之者众，生之者寡，固有之职业为之破坏”。张东荪认为，关税一方面是国家财政的重大来源；另一方面在于保护内国之产业。“实则保护产业尤为关税之目的”。中国低额的入口税率，导致洋货充塞全国、举国仰于外人产业之下的结果，造成“内国之产业，全行压倒”的危害。张东荪经过反复思考后认为：“欲除此害，则唯有实行关税政策，以保护贸易主义为宗旨”。实行保护贸易主义，产业幼稚国家发展经济不不可少的。英国在18世纪是农业国，其所以迅速成为工商国，“端赖历代之明君贤相，实行保护干涉特许奖励等政策”。而保护幼稚产业，“必恃保护税之关税”。保护税的积极功效，是为保护幼稚产业，而其消极功效，则为防止外国商品倾销。张东荪认为，中国早已成为发达各国的商品倾销场（即达冰场Dumping ield），“永久之计，对于达冰货品，以关税防之；暂时之计，对于达冰货品，唯有实行抵制，以所谓薄哀克特（Buycott）制其死命也。”
保护中国幼稚产业的手段，即在保护关税。应该对于本国不生产之加工品、外国之达冰品课以较重的输入税；对于本国所产之原料品，如铁碳米等输出，则他国得益，本国受损，应该以关税加以禁止。张东荪认为，保护的输入税之税率，有国定税率、协定税率和国定协定税三类，中国的关税向来“全为外人作主，已失关税主权”，稍加变更便会牵及外交。唯一可行的是实行国定协定税，而这也是不易做到的。但保护关税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只要“政府果能卧薪尝胆，或终有达目的之一日。否则，空具共和之美名，而永为他人之达冰场（Dumping ield）。”
（六）赞成“毁党造党”，提倡“在野主义”
民国初年，政党政治甚嚣尘上，各种政党蜂拥而起。据统计，仅民国初年成立的政党就达200多个。但这些政党，鱼目混珠，参差不齐，很多腐败官僚被拉入其中，致使很多政党有其名而无其实，成为官僚政客的聚集地，徒然增加无谓的政争。对此，张东荪极为反感。他赞成章士钊的“毁党造党”论，主张必须对当时的政党进行一番彻底的改造，才能适应共和制度下政党政治的要求。1913年7月，在《乱后之经营》中，他除了对国民党进行带有谩骂性的责备外，还对当时国内的政党进行了激烈批评，认为政党不良，也是造成内乱的原因之一。他指出，同盟会以外的政党，“大多数为官僚所利用，而为小人之薮巢，心术行为皆与人以可攻击之资。”“时发其作官热，引起一班激烈者之恶感。”他批评说：结党营私为中国人种之天性，民初所建之政党，“其本视政党为进身之阶，利用之资，护身之符。政党之腐败，与其发生俱始。”他认为，今日各党的重要主持者，多为俭壬宵小卑鄙龌龊之徒，“此辈只知手段，不知目的；只知个人，不知国家；动则借稳健之名称以排异己，实则把握私利。祸一党不足，犹思祸全国。”所以，“盍今日无一政党而可谓为政党也，不过徒党而已”，都不合乎近代政党的标准，只是中国传统的朋党而已。欲政党之发达，不可不于根本上设法解决。而治疗之法，“则宜从事于改良政党。”而改良的目的，使“党”与“私”断绝关系；改良的方法，张东荪赞成章士钊提出的“毁党造党”说，即“以今日所有之党，尽数而毁之，别组织新党。”
张东荪提出了五条具体的实施办法：一是党员之集合，以政见为标准，不以感情为去就；二是视政党为利用品之党员，拒而不纳；三是注重党德，不事无味之争执；四是组织党内监督机关，不使个人因党而逞其私欲；五是坚持在野主义。
张东荪特别强调：中国素无政党，现在政党刚刚建立，正是“政党之养气时代”，非培养之不足树立。只有宣言在野，才能使腐败官僚无意加入，政党不致为官僚利用。他认为，今日的政党还十分幼稚，“政党不过为初生之婴儿”，根本就不具备掌握政权的能力。为此，他列举了政党不能骤握政权的原因：一，政党幼稚，内部组织不完全，无组织内阁之能力；二，国人对于政党本无明切的观念，苟急于接近政权，则必视政党为利薮，而政党前途及政治教育前途，均受极大之恶影响：三，苟以组织政府为宗旨，必使野心家起而觊觎政党，政党内部必茵野心家而腐败；四，各政党之主张极其幼稚，且没有鲜明的政见与互异的政策，根本没有组织政党内阁的必要；五，苟政党接近政权，当不仅在内阁，而总统亦必入党，夫以素不为党所拘束之人，使之入党，则党为宾，而彼为主，政党之真正作用无由发生；六，政党不能于议会中入正当之轨道，则无组织内阁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