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１９７８年时，人口的城市化率只有１７．９％，到２００８年时，城市化率达到了４６％，３０年中推进了２８个百分点；农业劳动力就业比率从１９７８年的８３．５％下降到了２００８年实际的３０％左右。这种产业就业结构和人口城乡结构的剧烈转型，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在１／４左右。
结构转型对于增长的推动来自这样一些方面：一是农村和农业中大规模的剩余和闲置的劳动力逐步得到较为充分的利用，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劲来源。农业和农村的劳动力，原有的收入水平很低，进入城镇务工后，其收入水平远高于农村的水平，其增加部分，也即国民收入的新增部分，成为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以２００５年为计，据央行调查，全国农民工平均工资水平为８５２０元人民向，大大高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３２５５的水平。如果当年转移出来的农民工为１０００万人，假定农民人均纯收入中除去需要支付的成本为每个劳动力２０００元的年收入，则转移出去的农民工的收入要比还在农村中的劳动力的收入高出６５２０元，则仅年新增外出农民务工收入增时就为６５２亿元，相当于当年第一产业新增生产总值的６５％；而如果２００５年外出务工农民总量为２亿，则比农民工在家务工多获得的收入为１３０４０亿元，为当年全国国民生产总值的７．１％。
二是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与农民工工资之差，包括没有给农民工上的保险成本，成为城镇非农产业的超额利润，也是非农产业持续投资和扩张，并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来源。我们再以２００５年为例，城镇职工平均工资为１８４０５元，如果社会保险成本保守以工资的３０％计算，劳动力成本在２４０００元左右；而农民工２００５年时社会保险面非常低，如果以工资的５％计算，农民工成本为８９４０元。雇用一个城镇职工的成本与雇用一个农民工的成本之差为１５０００元。即使我们再考虑其他因素，假定用一个农民工为企业带来的节省成本为１３０００元，新增１０００万农民工，２００５年为城镇非农产业带来的利润为１３００亿元，假如当年新增国民收入２４５０２亿元中利润分配占２０％，则农民工低劳动力成本带来的利润部分就占２６．５％；而城镇全部农民工为城镇节省的成本为２６０００亿元，占当年国民收入的１４．１２％，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推动经济增长的劳动力低价格成本优势！许多城镇非农产业，就是用这样巨大的源源不断的低劳动力成本带来的巨额的利润，持续地进行再投资和产业的扩张，从而长期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
三是人口和劳动力向城镇的流动和转移，推动了城市基础设施、交通、电力、住宅、商业设施、工作场地等等的投资和建设，以及对相关产业的带动，也拉动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８年，城镇人口增长了４．５亿之巨，加上流动人口，这样巨额规模的人口，需要吃住行，需要购物和休闲，需要工作场地。如果４．５亿人年平均消费为１万元人民币，仅仅１９７８年以来增加人口的消费规模就为４．５亿。因此，需要大量地建设城市中的住宅、学校、金融商业区、医院、工业区、交通枢纽，城市外也需要建设铁路、高速和一般公路、电厂电网、通信网等设施。而这样的持续的大规模的建设，拉动了建筑、建材、装修、家电、家用汽车、运输、商业、电信等等的发展，进而也带动了原料、中间产品和装备工业的发展，使中国进入了长期的产业强劲发展的时期。
（四）国有和私营经济发展的规模经济效应
中国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到９０年代中期，与工业化国家相比的一个重要差距是，企业规模偏小，钢铁、发电、炼油、化纤、卷烟、汽车等等许多工业，都因各地各部门分散上项目，初始投资规模小，达不到规模经济的要求；而私营经济也起步较晚，各行业私营企业规模也较小。从许多产业的组织结构业看，集中度低、企业规模小、生产分散、竞争过度，导致企业固定的分摊成本高，比世界同行业企业比较，经济效益较差。
陈小洪分析过改革开放以后，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一些改革力度较大和市场竞争程度较高的产业，其规模经济和集中度提高很快。如果８０年代电视机业，企业的规模经济水平很低。但“ 八五” 以来， 电视机企业规模经济水平迅速提高。到１９９６年彩电的产量， 长虹达４８１万台， 康佳万台２５０万台， 目前最大的４个厂的生产和销售达到经济规模水平。电冰箱业“ 八五”以来规模经济水平也是迅速提高。在１９９０年， 估计达到经济规模水平的冰箱企业的产量只占全部产量３０％左右，而年最大的４家冰箱企业的平均产量大约为１２０万台， ４厂集中度接近５０％。“ 八五”以来摩托车业规模经济水平也是迅速提高。１９９０年产量最大的４家摩托车企业的平均规模为年产量１４．３万辆， ４厂集中度为５９％，而１９９６年最大的２家企业的产量均超过１００万辆， 最大的４厂平均规模约为９０万辆。还比如，刚改革开放时，中国钢铁厂的生产规模都非常小，上百万吨的钢厂就是大型企业。而到了２００５年，年产１０００万吨的中国钢铁企业发展到８家；５００万－９７０万吨产量的企业有１０家，３００－５００万吨企业有１６家。年产５００万吨以上的企业共有１８家，占中国粗钢产量的４６．３６％。
１９９５年时，中国大型企业６４１６个，工业总产值２１８２７．６２亿元，资产总计为３８２９１亿元，企业平均产值规模为３．４亿元，资产规模为５．９６８亿元；中型企业１６５９１个，工业总产值９０７７．５３亿元，资产总计１３９１４亿元，企业平均产值规模为５４７１万元，资产规模为８３６８万元；而小型企业４８７３７４个，工业总产值２４０４１．７１亿元，资产总计２７０２８亿元，企业平均产值规模为４９３万元，资产规模为５５５万元。而到了２００６年，大型企业的数量减少，产业的集中度提高，为２６８５个，创造的工业总产值为１１２３３９．４１亿元，资产总计为１１３７７６．６６亿元，企业的产值规模提高到４２亿元，资产规模提高到４２．３７亿；中型企业数量为３０２４５个，工业总产值为９５３８３．６０亿元，资产总计为９８６３３．７８亿，企业平均产值规模为３．１５亿，资产规模达到３．２６亿；而小型企业２６９０３１个，工业总产值１０８８６５．９５亿元，资产总计为７８８０４．０７亿元，企业平均资产规模为４０４６万元，平均资产规模为２９２９万元。
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资产和销售规模的扩大，包括私营企业从小规模发展为大型企业，其分摊的固定成本（如折旧、管理、财务等等费用）相对于产量而下降，使企业的收益能力增强；越来越多的资本被相对越来越少的劳动力使用，劳动效率提高；并且大规模的企业管理者和员工有互相、长期的学习效应，随着产量的增加，工人可以使熟练程度增加，提升效率；而且，大规模的企业可以有效地承担研发费用，推进企业的技术进步；另外，大规模的采购和销售，运输、等购原材料等方面存在的经济性；而且，企业的规模越大，在价格谈判方面处于强势地位，特别是在对外贸易方面，能获得竞争优势。简言之，对所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改革形成的规模经济，是中国过去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动力来源。
（五）分工、专业化与效率
在计划经济和一大二公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时期，许多国有和集体企业，都在企业内搞小而全，一个企业中什么工种都有。还有的国有企业有幼儿园、学校、理发室、医院、体育馆、火葬场、车队，甚至政府性质的公安等机构也存在其内。从产业上来讲，不同行业和不同工艺存在于一个企业之中；从企业与社会的关系方面，企业办社会；从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方面，试图把企业办成一级行政组织。这样企业各专业不分工，企业与社会不分，企业与政府也不分。企业的效率非常低下。
中国学术界将这种企业间分工不明称之为“大而全”和“小而全”。大企业不够大，形不成规模经济；小企业不够强，不能发挥自身优势，这是外显的弊病。而病因则在“全”字上。由于求全，追求自给自足，自成体系，，自我配套，万事不求人，部门之间相互割裂，自我封闭，这一切完全违背了社会化大生产所要求专业化分工协作规律；由于追求全，各地区、各部门之间，你有我也有，你搞我也搞，造成地区经济结构趋同化，产业结构相似，产品结构相似，重复建设，争资金、争原料、争市场，结果是生产能力过剩，设备闲置，产品积压，造成资源极大的浪费和效益低下。
关于市场和分工与专业化的关系，经济学家们有许多论述。按照斯密的解释，“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人们称之为斯密定理。对之进一步的表述是，市场范围的扩展是分工发展的必要条件。现代经济学对分工理论的发展多是从斯密定理开始。斯蒂格勒在《市场范围限制分工》一文中，把斯密定理进一步具体化为市场容量增大，使各个产业的成长过程出现垂直分解的发展趋势。杨小凯由此分析了市场与分工和专业化的关系，认为整个经济在完全自给自足的状态下，一体化程度低，商业化程度低，生产集中程度低，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低，每人的生产率就低。在没有交易的情况下，也就不存在交易费用。在完全分工状态下，每人的专业化程度，社会结构的多样化程度，每人的贸易依存度，交易次数和总交易费用，每人的生产率都比自给自足状态高。分工程度取决于由分工引起的效率增加和交易成本增加的比较。盛洪完全从斯密定理说明了分工与市场的关系，认为市场扩张于前，分工发展于后，用市场扩张说明分工的发展，进一步具体化了斯密的理论。盛洪认为，市场发展的基本动力在于交换本身可以给人带来新增的效用。然而市场交换的增多会带来交易成本的增加，因此随着市场的扩张，能够降低交易成本的新的交易方式不断出现。降低交易成本的过程具体体现在从偶然的交换，到约定交换，再到定期集市，以致交换发展后货币的产生，专业商人的出现及商业企业化，政府对商业活动的法律保证，商业企业大型化等交易方式的不断创新，从而造成交易成本下降，市场交易增多，生产专业化和分工加深。
改革开放以来，所有制结构的改革和调整，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兼并和重组，国有企业主辅分离，以及国有企业政企分离，包括乡镇企业的兴起，以及乡镇企业从传统集体经济向私营的改制，以及个体私营经济的形起，使经济有了对市场调节反应灵敏的主体；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范围的扩大，则为企业从小而全和大而全转型，向着分工和专业化发展，提供了资源配置的环境。
所有制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专业化分工。在中国东部沿海市场经济发达的地区，地方专业化的典型案例可谓是举不胜举，如浙江省就是典型的地方专业化经济。在浙北平原，宁波的“奉帮裁缝”闻名海内外，如今已摒弃过去传统落后的手工作坊生产方式，办起了坐地经营的专业化市场；绍兴的酿酒行业经久不衰，“染缸、酒缸、酱缸”遍布乡里；绍兴柯桥的“中国轻纺城”列为全国百强市场的第二位，而嘉兴的“中国茧丝绸交易市场”，湖州市的“轻纺绣品市场”，杭州市的“四季青服装市场”，桐乡的“羊毛衫市场”，海宁的皮革城等，都被列为同类市场的全国之最。
在浙江的地方经济中，一些是靠资源优势开发的，如浙江西南，云和的木制玩具远销欧美日等３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香菇的发源地庆元是闻名的“中国香菇城”，还有开化的胡柚市场等。但更多的是在没有任何资源禀赋优势情况下，靠市场对资源的调节和集聚优势而形成的。如在浙江东南沿海，有苍南宜山晴纶纺织品，金乡的小标牌，平阳肖江塑料编织带，永嘉桥头的纽扣，塘下的汽车、摩托车配件，瑞安仙降的再生塑料鞋，乐清柳市的低压电器等。再如在浙江中部的金衢盆地，以低山丘陵为主，自然资源匮乏，在改革开放前，经济发展水平在全省处于中下水平，然而今天，却有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中国义乌小商品市场，有全国颇有影响的永康中国科技五金城；还有东阳磁性材料、诸暨大唐织袜业等产业聚集区。市场的发展和分工及专业化，使这些地区的经济成长十分迅速。
（六）人力资本的积累与经济增长
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证明，随着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化，教育和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率将越来越大。中国建国后的三十年，教育体系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小学和一般中学教育学习简单的工农兵知识，从小学到高等学府，均由文化知识水平并不高的工农兵领导，中国教育的水平，在１９７８年时，降到了世界各国落后位次。
从１９７８年教育体制拨乱反正，并恢复高考起，初中和高中入学率大大提高，而且适龄青年高等教育升学率，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教育资本总量和人均资本水平呈快速增长。有文献研究，２００５年全国人力资本存量３５７４１ 亿元（１９９５ 价，下同） ，比１９９５ 年增加２４４９１ 亿元，十年间呈稳定增长态势。观察１９９６ － ２００４ 年资本存量平均增长率，人力资本年均增长为１６．０４ ％ ，超过物质资本年均增长水平３．２ 个百分点。各省市区中，除了内蒙古、黑龙江、江苏、重庆、四川外，其他省市区的人力资本年均增长率都高于物质资本。其中北京人力资本年平均增长超过物质资本１１．６２ 个百分点，上海人力资本年平均增长超过物质资本１１．５４ 个百分点，为各省市区之首。与此同时，１９９６ －２００４ 年间人均人力资本也保持快速增长，年平均增长率１４．１２ ％。
计算１９９６ － ２００５ 年１０ 年平均的年平均人力资本，其中拥有人力资本最多的５ 个省市区分别是广东２８６９ 亿元、上海１８６３ 亿元、北京１７３２ 亿元、山东１６６２ 亿元、江苏１４３６ 亿元，而拥有人力资本最少的５ 个省市区分别是青海８２ 亿元、宁夏９８ 亿元、海南１８５ 亿元、贵州３１２ 亿元、甘肃３２２ 亿元，东部省份具备显著的人力资本优势。按有效劳动力人口平均的人均人力资本存量观察，２００５ 年全国人均人力资本存量为３８３０ 元。人均人力资本存量最高的是北京市，为３４７２２ 元；最低的是贵州省，为５２６ 元，前者为后者的６６．０１ 倍。
农民向城市转移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从农民工人力资本增加的渠道看，大量的农业工在人口迁移和到非农业领域工作中，其眼界得到了开阔，文化素养和智能得到了增强，技能得到了提高，用发展经济学的视角看，巨额人力资源的人力资本质量大大改善，人力资本的数量得到了巨额的积累。美国研究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人口流动和迁移是人力投资的重要方式，并且其人力资本将强劲地推动经济的增长。目前，外出务工农民工文化层次小学、初中和高中的各占一定比例，其中高中和大专的在２０％左右，平均文化水平为初中层次。如果通过外出务工的锻炼，其适应城镇工作和生活环境进行的自我学习，企业的文化及技能培训，再加上政府的务工等培训等等途径，达到高中文化水平，则如果高中阶段每年教育投资为１．２万元，考虑投资的获利机会成本，需要投资４．５万元，假定２．４亿农民工中有５０％通过城镇务工，文体智能技能水平从初中提高到了高中，其所增加的人力资本总量就为５４０００亿元。因此，农民劳动力向城镇的不断转移，在城镇农民工的文化智能技能素质的不断提高，其不断积累的人力资本，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