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一种越来越多消耗物质资源而越来越少利用劳动力资源的模式。从二战后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实践来看，日、韩等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重视微型和中小企业的发展，实施出口替代发展战略，不仅没有发生严重的失业问题，还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现象，经济实现成功转型；拉美国家实施了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偏重大企业和大工业，忽视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虽然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城市化水平很高，但是在城市中出现了严重失业，陷入“拉美陷阱”。目前我国地方政府热衷于发展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热衷于扶持发展大企业，热衷于政府主导搞建设，等等，这些做法能很快地促进地方ＧＤＰ和财政收入的增加，但对就业的贡献不大。我国的发展模式更像拉美发展模式。不同的是，最初我国用户籍制度限制人口流动，避免城市出现严重失业；现在是用户籍制度限制包括农业劳动力和城镇农民工在内的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和城镇劳动力享有同样的福利，降低了经济发展的成本。同时，农村的土地制度为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广大农民提供了最后的保障。即使中国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认识到发展模式问题的严峻性，把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调整到日韩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发展模式，也难度很大，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特别是，如果现有的政绩考核体制和财政税收体制不改，约束和激励条件不变，那么就很难转变目前对就业十分不利的发展模式。
分析就业需求，既要遵循一般经济规律，还要考虑我国制度结构、发展模式对就业需求的影响。综合考虑这些方面，在宏观经济保持既定的预期增长速度下，在２０１０年－２０２０年期间，年新增劳动力需求在１０００万左右。
总之，通过上面的分析可发现，未来１０年劳动力的供求总形势是：就业压力比预计的要大得多，劳动力供给比预计也要多得多，就业形势非常严峻。我们预测，劳动力需求 ２０１０年－２０２０年会下降到１０００万左右。从劳动力供给来看， ２０１０年－２０２０年期间年均劳动力供给在２５００万左右。从供给和需求对比来看， ２０１０年－２０２０年期间，就业缺口在１５００万左右。可见，未来十年，年劳动力供求缺口都在１５００万以上，就业压力长期持续存在。这是对我国未来劳动力供求的一个基本判断。
三、不同制度安排下就业结构转型与容量大小的比较
这几年大学生就业困难，农民工就业严峻，有人怀念１９７８年以前的体制，提出了重回计划经济，发展国有企业，从而解决就业问题的主张。因此，特别有必要将不同体制下二元结构转型过程中就业容量的大小进行比较。
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失业问题作了大量的研究。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们虽然观点不同，但是大多数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只要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从农业向城镇产业转移，城镇产业及资本利润的积累、投资和规模扩大，会持续地吸收劳动力就业，不会形成大量劳动力失业的局面。但是，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在二次世界大战独立后，其经济有增长而无发展，农村中由于人口增长、耕地减少和农业的技术进步，形成越来越多的隐性失业；而在城市中，农村向城市流动的劳动力得不到有效的吸收，也形成了巨额的显性失业人口。１９７３年时，整个发展中国家失业与就业不足的总比率高达２９％，其中非洲为３８％，亚洲为２８％，拉丁美洲为２５％。因此，托达罗建立了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模型，认为收益差别引导下农村劳动力大量地向城市流动，会在城市形成大量的失业人口，建议实行限制城市发展、减少农村义务教育支持、加大对农村的其他发展投入，减缓和阻止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
上述不同的经济理论是不是正确，主要是看就业结构变动的历史是不是符合其描述和政策含义。从历年世界性的统计数据看，各国经济发展进程中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变化为：第一产业比例不断下降；第二产业比例先是急剧上升，再是上升速度放慢，后来呈下降趋势；第三产业比例则是持续上升，并且速度加快；当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接近完成时，劳动力在第一产业中就业的比例在５％左右，在第二产业中就业的比例在３０％左右，而在第三产业中就业的比例在６５％左右，就业比例将会处于相对均衡和稳定的状态中。这是一个规律性的变动趋势，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和改变。需要探讨的是，为什么有些国家和地区在就业结构转型过程中，农村隐性失业程度低，没有发生严重的城镇失业问题，而有些国家和地区农村隐性失业程度高，或者城镇失业人口规模很大，失业率居高不下，并且由此而贫富差距较大？
（一）不同体制就业结构和容量的同阶段比较
为了有个清楚的对比，我们先来看经济发展阶段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经济自由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国家和地区，在二元结构转变期间，其就业结构转型和就业容量的动态变动情况。１、日本：１９２０、１９３０、１９４０、１９５０、１９６０、１９７０、１９８０各年，劳动力就业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动为：５５：２１：２４、５０：２０：３０、４５：２６：２９、４８：２２：３０、３３：２９：３８、１９：３４：４７、１１：３４：５５，６０年中，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比例下降了４４个百分点；从人口向城市流动看，日本１９１０年左右在基本完成以纺织工业为中心的轻工业产业革命的同时，重、化工业迅速发展，港口工贸城市和滨海工业区相继出现，人口向横滨、阪神、东京和北九州集聚，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１９５０年恢复到战前水平的３７．３％，１９６０年提高到６３．５％，１９７０年达到７１．４％，１９７５年又上升到７５．２％；人口向城市的大量流动，并没有形成严重的失业问题，１９３５、１９５０、１９６０、１９７０、１９８０各年的失业率仅为４．６％、１．２％、１．１％、１．２％、２．０％，日本在２０世纪５０－８０年代国内劳动力相当缺乏，特别是有些行业工人十分短缺。２、韩国：１９６０年，从事农业、林业和渔业的劳动者占总劳动力的６６％，到１９９８年，这一数字已下降到了１２．２％，２００４年更是下降到７．５％；第三产业的比例却由１９６０年占总劳动力的２８．３％上升到了１９９８年６８．２％。虽然城市化水平提高很快，１９６０、１９６５、１９８１、１９８８、１９９０、２００３各年的比率为２８％、３２％、５６％、６９％、７４％、８４％，人口向城市的快速流动并没有造成大量的失业，１９６４、１９７０、１９７５、１９８０、１９８５、１９９０、１９９５各年的失业率分别仅为７．４％、４．５％、４．１％、５．２％、４．０％、２．４％、２．０％。１９６５年以后，除了 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期，韩国就业增长率一直高于劳动力增长率，而失业率呈逐渐降低的趋势。３、中国台湾地区：农业中就业劳动力的比例从１９５０年的６０％下降到１９８０年的２０％，２００４年更是下降到了７％， 第二产业就业保持在３５％，服务业就业上升为５８％，农业就业比重５４年中下降了５４个百分点；台湾的城市化速度也较快，从１９５０年时的４０％以下上升到１９９３年７８％，但是其失业率１９５３、１９５５、１９６０、１９６５、１９７０、１９７８、１９８０、１９８５、１９８８、１９９５各年仅为６．２９％、５．７９％、６．１２％、５．２０％、３．０１％、１．６７％、１．２４％、２．９１％、１．６９％、１．８０％，台湾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工业化进程中，失业率在５－６％的范围，而到７０年代至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失业率一直在１－３％范围内。在相当多的年份，劳动力的需求大于劳动力的供给，劳动力供给短缺。
中国是典型的发展中大国，在２０世纪５０－７０年代，既有计划经济的特征，对经济的行政管制程度较高，国有和集体经济比重较大，实行的又是进口替代的重化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１９５０、１９５５、１９６２、１９６５、１９７０、１９７５各年，劳动力就业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动为：８６：６：８、８３：９：８、８２：８：１０、８２：８：１０、８０：１０：９、７７：１４：９；而中国大陆城市人口比率变动，１９４９、１９５５、１９６２、１９６６、１９７０、１９７５、１９８０各年分别为８９．４％、８６．５％、８０．７％、８２．０％、８２．６％、８２．７％、８１．０％，中国大陆解放后３２年间城市人口的比重只上升了８．４个百分点，农村劳动力很少向城市流动；劳动力第三产业就业比率３２年间只从解放初的８％上升到９％；城镇失业率在１９５８－１９７７年之间没有统计数据，１９４９、１９５５、１９５７、１９７８各年城镇失业率为：２３．６％、１０．１％、５．９％、５．３％。还可以看出，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比较，中国大陆农业劳动力就业比例在解放后的３０年中，只降低了１０个百分点。在８０年代，这些国家和地区已经基本完成就业结构转型时，中国大陆劳动力的就业结构还在工业化初始阶段传统型的高位状态上徘徊。虽然城镇失业率不算很高，但是，农村中劳动力过剩问题日益突出。１９６２开始，特别是１９６６－１９７９年间，有１７７６万城镇高初中学生毕业陆续到农村去就业，还有２００万左右的在职干部到农村农场性干校和公社生产队务农。如果没有户籍制度阻隔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没有城镇职工长期的低工资工资制度，没有城镇知识青年和在职干部到农村就业，中国１９５０－１９８０年的城镇失业率将高达３０％左右。
（二）就业困难：计划、管制和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必然结果
在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转移和就业问题研究的文献中，不论是发展中国家就业的乐观派，还是悲观派，从宏观均衡角度，或者从微观均衡视点，或者从传统部门到现代部门的结构思路，都忽视了制度安排不同与就业转型速度、城镇就业容量多少之间的关系，并且从刘易斯到托达罗，包括马克思的近代大机器工业和工人失业理论，考虑的都是经济发展初劳动力从农村传统农业向城市第二产业的转移，近代工业模式中劳动力的就业，没有区分城市中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资本有机构成上的不同，没有考虑大规模企业与微型和中小企业的不同，以及两种产业和两类企业在不同工业化阶段其转移吸收劳动力能力的不同。实际上，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中，许多发展中国家严重的农村劳动力过剩和城镇失业，与它们实行的计划经济、行政管制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密切相关，问题在于在这种战略和体制下微型和中小企业及第三产业不能得以理想地发展。
计划经济、行政管制、国有制和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是在农村加速农业破产，在城市抑制就业容量扩大的体制和工业化战略，其结果是就业结构转变缓慢、就业容量不能扩张，或者限制人口流动的户籍条件下在农村形成大量的隐性失业，或者放松人口流动则在城市中形成大量的显性失业。１、计划经济体制中，所有的投资项目必须得由中央计划机关批准，劳动力就业的场所－企业规模和数量，特别是微型和中小企业形成的数量受到计划的控制；由于产供销和企业的财务由计划供应、调拨和控制，服务于企业销售、采购、中介、资金、房地产等体系和第三产业很难充分分业发展，专业分工不能细化和深化，行业、产业难以增多，就业领域受到限制。２、企业诞生受到严格的行政审批、许可、注册、登记等制度的限制。改革开放以前，在中国能容纳大量就业的资本有机构成较低的个体工商户逐步地被取消，中小私营企业逐步地被改造，吸收劳动力失去了最基本的就业组织单元。在其他发展中国家，能创造大量就业的创业和投资企业的注册登记，政府各部门的审批环节也多达十几项到几十项，甚至百余项，一个中小企业的开业申办往往需要半年甚至一两年时间；而一个投资项目的开工，其审批往往需要一两百个环节，耗时一年以上，甚至五、六年之长。３、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前，国有和集体经济，大部分为工业企业，其规模要求大、资本有机构成高并且逐步上升，其企业的组织和体制成本较高，因而，只能在长期低工资制度下维持城镇的高就业，但是就业容量还是有限。４、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政府的注意力放在大规模工业企业的发展上，利用农业价格剪刀差来积累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这样一是农业萧条容易剩余甚至挤出更多的劳动力；二是可利用的外部资金，特别是直接投资数量很少，或者几乎没有，不能利用外资扩大产业来增加就业；三是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需要发展重化工业，重点是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的工业企业，需要的资本较多，但投资所能吸收的劳动力就业规模却小。５、实施计划经济体制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结果必然是城乡在经济上割裂，制约城市化的进程，抑制能大量容纳劳动力就业的第三产业的发展。在这种体制和工业化战略实施中，往往出现资本有机构成很高的重化工业企业与当地农村毫无经济联系的现象。在限制人口流动的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水平推进很慢，第三产业得不到发展；在允许人口流动但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国家，则由于轻工产业比例小，农民破产后到城市里就业没有就业机会。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期到７０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学习苏联的体制，有的实行计划经济、国有制和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有的虽然不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并容许私人经济发展，但是行政管制较严格，并且实施的是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因此，从体制上和工业化战略道路上看，结果必然是农村中形成大量的隐性失业，或者在城市中形成严重的失业问题。
（三）就业容量扩张：市场体制加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
东亚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就业结构得到了稳步和快速的调整，城市化快速推进，城市失业率较低，它们实行的是一种能顺利转移农村和农业劳动力，并且大量创造就业机会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１、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决策自主，使民间资本能大量地投资于项目，兴办企业，企业规模也较容易扩大，吸收劳动力转移和容纳劳动力就业的企业数量能快速增加，规模能快速扩大；而商品、劳动力、资金、房地产等市场的发育和发展，使整个经济的分工越来越深化和细化，在第二产业发展的同时，市场体制为第三产业发展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２、政府宽松的市场准入体制，使个体和私营经济投资和创业较为容易，能大量吸收和容纳就业的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在数量上发展迅速；而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又为第二产业的分工细化及第三产业的充分发展，提供了专门化和精细型的中小单元组织形式。３、这些国家和地区实施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一是避免了发展中国家资本和技术稀缺而劳动力过剩的劣势，发挥了劳动力丰富和便宜的比较优势，尽可能地利用国内和地区内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和城镇中新增的劳动力，使整个国家的劳动力尽可能得到就业；二是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在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较低、国内消费市场有限的阶段，产品出口竞争，为国内产业的发展拓展了国际市场，出口拉动国内产业发展，使就业机会扩张；三是利用外资避免了国内发展的资金缺口，不需要通过损害农业来积累工业化的资金，使农业挤出劳动力的压力反而减小，并使得国内城市劳动力就业需要配套的设备厂房等资金得到了补充。４、市场经济体制下，资金、人口、技术等等要素要追逐聚集收益而向城市流动和集中，分工细化和深化，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使城乡经济之间良性循环，城市化进程得到较为健康的推动；而城市化条件下，由于人口和市场的集中、家务劳动的分工和细化、企业分工和协作的强化、城镇职工收入水平的提高等等，又为第三产业的发展和扩大就业容量提供了聚集、市场规模和收入水平等等条件。因此，市场化、城市化和出口导向工业化互为条件、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实现了良性互动，形成了吸收转移劳动力和扩张就业容量的体制和战略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