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也实施了中小企业兴岛的发展战略。为了配合不同时期不同战略的实施，台湾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中小企业的支持性法规和条例。在１９６０年制定了《奖励投资条例》（随后又于１９７１年和１９７３年进行了两次修订），以优惠租税等条件，加强诱导内外资投入生产领域；对营利事业提供各种减免税措施，其税收优惠政策着重集中在奖励投资、奖励外销、奖励研发即Ｒ＆Ｄ投入、促进企业经营合理化等方面。为了奖励投资，对符合奖励类目及标准的新投资创立的生产事业，自产品销售之日或提供劳务之日起连续五年内，可享受免征营利事业所得税等方面的优惠。为奖励外资的投入，特别制定《减免税捐》的优惠，其涉及项目几乎涵盖所有的税种。为了奖励外销，对外销品免征营业税和印花税，并对外销品的投入所缴关税和货物税等准予退税，还建立了保税制度。具体规定是：外销进口原料关税，得于产品出口后退还；外销品使用的进口原料，岛内已可生产而其品质合乎需要的，得按使用岛内原料的标准，办理退税。
台湾颁布的《中小企业发展条例》规定，以工业用地作价投资于中小企业的，投资人应交纳的土地增值税自该土地投资年度起，可分五年平均缴纳。中小企业为改进生产技术、发展新产品支付的研究开发、实验费用，准许在当年度所得税中减除。中小企业供研究开发、实验或质量检验使用的仪器设备，使用二年以上的，可按使用年限的一半计算折旧。中小企业开发公司对创立不满５年的中小企业投资，经“中央财政部门”核准，按投资总额的２０％提取投资损失准备金。在提取５年内若无实际投资损失发生时，将提取的准备金转作第５年度收益处理。
香港和新加坡等地区和国家，在鼓励创业和促进小企业发展方面，也是实行了轻税负的政策。因此，在低税负下，小企业将过多和剩余的劳动力尽可能吸收，通过出口导向将劣势变成优势，国民经济充满了活力和动力。
２、拉美和印度的高税费
拉美国家普遍实行高税的政策。比如在巴西：一是税收种类多，税率高。巴西税收多达５８种，税收负担在拉美居首位。企业纳税额约占经营成本的３８％，２００１年巴西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３４．３６％。二是生产成本高，运输服务不完善，收费高。巴西是世界上收取公路建设费最高的国家，每个旅客平均行驶６６公里就交纳３．７雷亚尔的高速公路建设费。
乌拉圭《观察家》报２００６年７月１９日消息报导，拉美学院和拉美经济委员会于近日共同发表的“财政政策和社会保障”文章披露，乌拉圭是拉美国家中税赋最重的国家之一，税收额占ＧＤＰ的２５％，其中所得税占ＧＤＰ的１５％，阿根廷和巴西所得税分别为２１％和２０％。１９９０－２００４年间，拉美国家税收平均增加了３％，其中尼加拉瓜增加９％以上，委内瑞拉、多米尼加共和国、玻利维亚和哥伦比亚增加了５％－６％。增值税是拉美国家最大税种，占税收的１／３，占ＧＤＰ的５．２％，乌拉圭、阿根廷、智利、秘鲁和巴西的增值税率都在２０％以上（其中乌拉圭为２３％）。增值税对拉美ＧＤＰ的贡献力为３９．７％， 乌拉圭为４０％多一点。
印度也是劳动密集型创业和小企业发展不足的国家之一，以至于它的农村剩余人口规模很大，比例很高。而印度创业、投资，特别是外资和进出口受影响的是，印度的税负还是要比东亚一些国家发展中时期高。比如，其对外国投资的公司所得税，印度政府在税收方面对外国投资几乎没有优惠政策，相反外国公司所得税的税率（４８％）高于印度当地企业所得税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ａｘ．ｃｏｍ．ｃｎ／ｆａｇｕｉ／ｆａｇｕｉ／ｓｈｕｉｗｕ／ｑｉｙｅｓｕｏｄｅｓｈｕｉ／＞的税率（３５％）。而征收增值税的立法权掌握在各邦政府的手中，目前印度国内增值税的政策很不统一，有的邦增值税税率很高，全国平均在１８％以上。印度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ａｘ．ｃｏｍ．ｃｎ／ｔａｘ／ｇｕｏｗａｉｓｈｕｉｚｈｉ／ｙａｚｈｏｕ／ｙｉｎｄｕ／＞的海关税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ａｘ．ｃｏｍ．ｃｎ／ｆａｇｕｉ／ｆａｇｕｉ／ｓｈｕｉｗｕ／ｇｕａｎｓｈｕｉ／＞率分为：５％、１５％、２５％和３５％四个档次，平均税率相比一般发展中国家偏高，在２０％以上。这妨碍了印度劳动密集出口产业的发展，使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得以利用。
总之，从东亚、拉美和印度的比较看，东亚创业和小企业发展的体制和政策环境是最好的，税费负担也是最轻的，东亚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营商环境，在世界各国和各地区中属于较为宽松之列，其创业和投资充满了动力，经济具有活力；拉美和印度从体制上讲，创业和投资政府办事效率较低，审批环节较多和时间较长，而且税费较重，在世界营商环境，排在后面，创业和投资乏力，小企业发展艰难，经济活力不足。
六、如何破解转型期间的就业难和分配不均
解决发展过程中大量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新增劳动力的就业，并且控制城乡和居民间收入差距，并且加以缩小，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两大难题。就业和收入分配关系到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是每个国家或地区政府在处理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时都必须认真考虑和对待的问题。政府需要正确的发展战略以保证充分就业。在实现充分就业的基础上，还要确保收入差距保持在合理的社会容忍的限度内，否则会因分配不公导致的社会不稳定。东亚国家采取了促进就业增长的外向型发展战略，比较重视社会收入分配公平问题，因而社会就业率高，收入差距比较小；相反，拉美、印度在这方面就存在着失业率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
（一）小企业发展与失业率高低
社会转型期间存在很多问题，就业与分配就是其中最难解决和容易引起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在解决就业问题上，东亚国家处理得比较好，没有形成像拉美国家那样的大量失业的现象，失业率较低；而拉美国家则出现了比较高的失业率。东亚一些国家为什么在结构转型过程中，失业率低，收入差距拉得不大，并且得到了控制？而拉美一些国家为什么反之？从比较研究的方法着手，需要讨论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发展道路和体制与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发展道路与体制的不同。
前面我们已经从数据方面上分析了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中小企业发展的情况，在东亚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结构转型过程中，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较为充分，失业率较低，劳动生产率较高，职工工资和小业主所得分配的较多并增长较快；而后者则以特大和大型企业为主，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相对不充分，中小业主相对较少，特大和大型企业所有者资本分配率较高，失业率较高，工资和微型及中小业主在ＧＤＰ分配中的比率要比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低。我们来看东亚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与拉美一些国家失业率的比较。
表７－６ 东亚与拉美一些国家和地区失业率的比较
国家和地区１９８０－８２１９９０－９２１９９４－９７２０００－０２
日本２．０２．２３．４５．４
韩国－２．５２．６３．１
中国台湾１．３６（１９８１）１．７（１９８８）１．８（１９９５）３．０（２０００）
阿根廷２．３６．７１６．３１９．６
巴西２．８６．５６．９９．４
智利１０．４４．４５．３７．８
秘鲁－９．４７．７８．７
委内瑞拉５．９７．７１０．３１５．８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２０００》、《世界发展指标２００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０和２００５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１９４９－１９８５）》、《中国劳动工资统计年鉴（１９９０）》、《中国统计摘要（２００２）》，中国统计出版社１９８７、１９９０、２００２年版。
从拉美的发展看，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始，除了优先发展重化工业的进口替代工业化道路外，对于企业资本，特别是国外资本实行了国有化改革，但是许多国有国营企业效率较低，长期亏损，导致生产下降，使财政负担加重，赤字猛增，并由于其垄断地位使本国非国有资本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总的造成投资下降、资金外流。而且，在拉丁美洲一些国家中，创业和投资的政府轨制障碍很大，严重影响企业的诞生和发展。企业规模结构中，特大和大型企业相对多，每千人微型和中小企业相对比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少，这是拉美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特点。其结果就是其失业和半失业人口多，中等收入人数比例低，贫困人口多。比如，１９７９年墨西哥只有１２万家企业，每千人口拥有企业的数量只有１．７３个，失业和半失业劳动力点总劳动力比率为１４％。
（二）结构转型中的小企业发展和收入公平
收入分配结构是指在社会收入分配中，高收入和低收入的阶层所占的比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收入结构是否合理，不仅对经济运行有巨大的影响，还对社会稳定产生巨大的影响。西蒙·库兹涅茨因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作出了开创性的分析而获得了诺贝尔奖。他的研究表明，在发展的初期，由于劳动力丰富和资本稀缺，经济增长通常伴随着收入分配不公的加大。但是，在人均收入水平超过一定程度后（以今天的标准来说约为１５００美元），收入分配状况开始好转，即人均收入的上升伴随着收入分配的改善，因为资本稀缺开始缓解，从而使实际工资大幅度提高。
１、东亚的出口导向、小企业发展与低基尼系数
需要指出的是，实际上，在同样的结构转型，即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虽然拉美、印度和中国大陆的情况人民民主都与西蒙的研究相符合，但是，东亚日韩台等国家和地区的情况似乎有所不同。
以台湾为例，如果把台湾各占２０％的家庭共５组分别按照收入水平由高到低分第１组、第２组、第３组、第４组、第５组。１９６４－１９７９年间，各个收入组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和实际增长数见表９－４所示。 从表中信息可以知道，台湾地区的收入差距并没有明显扩大，高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的家庭收入增长率几乎是一致的。最低收入的２０％家庭收入占全部国民收入的４０％左右。最高收入的２０％家庭收入占全部国民收入的８％左右，说明台湾收入差距不大。和拉美国家相比，台湾地区的收入分配不公呈现逐步缓和趋势，２０％高收入家庭与２０％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差距由５．３倍降低为４．４倍。
表９－４ 中国台湾地区１９６４－１９７９年收入分配与增长情况
第１组第２组第３组第４组第５组
每一组家庭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７．７－８．６ １２．６－１３．７ １６．６－１７．５ ２２－２２．７ ４１．１－３７．５
每一组家庭实际收入增长数（％） ２３１ ２２３ ２１３ ２０８ １８１
说明：按照收入从高到低把整个社会家庭平均分为５组，每组占２０％。资料来源：李明德、江时学：《现代化：拉美和东亚的发展模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２８６页。
在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中，除了公务员等其他分配外，分配的格局为：少量的大资本所有者的分配，大资本企业的高管和部门经理层的分配，特大和大型企业职工分配，微型和中小企业业主分配，规模稍微大一些的中等企业的高管和部门经理层分配，微型和中小企业职工的分配等等，形成一个从高到低的收入层级。结果：高收入的人数相对少一些，中等收入人数较多，低收入和绝对贫困的失业人数很少。反映在贫富差别上，其基尼系数就要比每千人微型和中小企业水平低的国家和地区低。
东亚发展中收入差距小，还与农业土地改革，土地规模经营的渐近，以及城市中出口导向的中小企业的发展，能够吸收大量的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有关。许多学者在研究发现，东亚的韩国和台湾在４０年代后期和５０年代都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不仅大大改善了农村土地占有情况，从而改变了农村生产关系，而且通过政府在信贷、价格和推广农业技术等方面的后续行动扶持了广大中小农户，有力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稳定。在拉美国家中，不论是战前还是在战后，有些国家从未进行过土地改革，另一些国家虽然有过局部性的土改，但成效都不甚明显。拉美、东亚国家和地区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实行了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东亚和拉美国家或地区都采取政策扶持本地工业发展，都把资源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但是，东亚国家和地区对工业的保护程度低，并较早地提高实际利率和采用实际汇率。
东亚国家和地区进入６０年代后，开始转向出口非耐用商品的出口导向模式，并经历了一个出口劳动密集型工业品为主的发展阶段，拉美国家却没有这样一个阶段。东亚国家和地区将已经发展起来的劳动密集型工业推向广阔的国际市场，而且国际市场这时急剧扩张，有力地促进了东亚国家和地区劳动密集型工业的发展，并带动了农村地区原料加工业的发展，给农村人口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了大量而有序的转移，农民收入也随之提高。
２、拉美的重工业和大企业与高基尼系数
罗德里格·阿罗森纳在为１９９８年６月北京举办的“拉美与东亚发展模式比较国际会议”提交的研究报告《不平等－－拉美发展中的常见问题》中指出：“从历史角度看，高度不平等对拉丁美洲发展来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今天，高度不平等也是拉美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拉美发展模式’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描述：一、拉美许多人无法找到富有成效的工作，没有从技术进步中受益；二、收入不平等状况十分严重。”在拉美国家，收入差距是明显的。以拉美主要国家为例，在１９７０年前后，这些国家的收入分配的集中度都是相当高的，基尼系数分别在０．４４－０．６６之间。巴西是其中收入分配集中度最高的国家，１０％最高收入的家庭占有总收入的５８．７％，而４０％的低收入家庭仅占总收入的５．６％，前者的平均收入是后者平均收入的４３倍。墨西哥收入分配集中度略低于巴西，１０％最高收入家庭的平均收入是４０％的低收入家庭平均收入的２４倍。阿根廷、智利、委内瑞拉的上述差别分别为１３－１５倍。从收入水平上看，１９７０年上述国家城市中１０％的最高收入家庭的家庭年收入均在１２５００－１７０００美元之间，其中墨西哥和委内瑞拉还超过这个数。５０％中等收入家庭的家庭年收入在阿根廷和委内瑞拉为５０００美元，在巴西为２０００美元。４０％的低收入家庭的家庭年收入在阿根廷为１６００美元，在巴西只有４００美元。
拉美贫富差距大的根本性原因在于：当重点发展特大和大型企业时，一方面大资本所有者、高管和部门经理的分配比例要比微型和中小企业多的国家和地区高，特别富裕的阶层人数规模相对大、收入水平相对高；另一方面，由于每千人口微型和中小企业数量水平低，微型和中小业主等中间收入阶层人数少、收入水平低，特别是由于微型和中小企业数量少，其失业率较高，低收入和极低收入的贫困和绝对贫困的人口较多。因此，收入的两极分化特别严重。
当然，在结构转型阶段中，拉美和东亚国家（地区）间农业和农村发展出现的差异也突出表现在农业企业化模式、农业生产多样化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等方面。在拉美国家，商品农业发展迅速，出现了一个以大中型农业企业为主的“企业集中过程”。这些大中型农业企业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劳动生产率高，对劳动力的使用较少，提供的就业机会少；它们主要从事出口农产品生产，具有迅速适应市场需要的能力，从而使这些拉美国家（除阿根廷外）忽视粮食生产。这种情况使农村中等农户加速分化，小农户和无地劳动者处境日益困难，被迫向城市自发流动，最为重要的是，拉美又重视重工业和大企业的发展，使这些由农业挤出的劳动力无处就业，成为失业的贫困者，甚至成为流浪者。由于城市就业机会有限，这些移民就成为城市公开失业和隐蔽失业的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