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学者认为，收入分配差距在一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先扩大后缩小的这样一个过程。对于这一规律，已经有樊纲等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种观点可能也需要讨论。如果在同样的发展阶段上，每千人微型和中小企业多的国家和地区，不公平的局面可以显著得到改善，其分配差距要比每千人微型和中小企业少的国家和地区小一些。见表３。
表７－８ 东亚和拉美一些国家和地区基尼系数比较
国家和地区１９５０１９７５２０００
日本３１３４．４３０．３（１９９７）
韩国３４（１９５３）３９．１（１９７６）３１．６（１９９８）
中国台湾５５．８（１９５３）２８（１９７６）３１．９（１９９７）
巴西５３．５４（１９６０）３５．２５９．１（１９９８）
智利４５．６（１９６８）５３．２（１９８０）５７．１
阿根廷４１．２（１９５３）３５．３（１９７２）５２．２（２００１）
委内瑞拉４２（１９６２）４３．６（１９７６）４９．１（１９９８）
中国５５．８（１９５３）２６．６４４．７（２００１）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会联合专家组：《收入分配与公共政策》，上海远东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５页。
拉美国家走进口替代工业化道路，优先发展重工业，借债发展特大和大型企业，忽视对微型和中小企业的支持，导致微型和中小企业数量少，这样剩余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无法发挥，中等收入人口比例少，失业人口较多，贫困和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大，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许多专家认为，拉美的不平等比世界上其他地区要严重。１９９７年的人文发展报告（ＰＵＮＤ）指出，最富有的２０％的人平均收入和最穷的２０％的人平均收入的比值是：日本为４︰１，南亚为５︰１，发达国家为７︰１，发展中国家为８︰１，拉美地区为１９︰１。
与东亚相比，拉美收入不公大于东亚国家，收入水平却低于东亚国家。在１９９７年，全国人均收入和最穷的２０％的人口收入的比值，在发展中国家为３︰１，在拉美国家则超过６︰１，其中智利为６︰１，巴西为１０︰１，在印度和韩国都不超过３︰１。韩国最穷的２０％的人口收入是智利的２．５倍。
可以看出，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有各方面的形成原因，但是每千人口拥有微型和中小企业数量水平低，是为什么拉丁美洲一些国家比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贫富差距较大的最基础和最深层次的原因。
七、工业化过程中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搭配
一个传统农村社会和农业经济的国家和地区，在它向城市社会和现代经济的国家和地区转型时，其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如何搭配，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一个重大的选择。曾经相当多的学者想当然地认为，民主的政治体制与自由的经济体制相搭配，应当是最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体制组合，也是最适宜于经济发展的体制组合。但是，从发展中国家实践的结果看，照抄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现成民主体制的一些国家和地区，许多发展并不成功；而实际上一些发展成功，并进入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则大多是府中的政治体制与自由的市场体制搭配的结果。
从决策、控制方式和资源分配方式讲，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有四种搭配模式：一是集中的政治体制与集中的经济体制搭配，民主化程度很低，政治上高度集中，由国家集中配置和分配经济资源，排斥市场的分散决策和选择。典型的有朝鲜、前苏联、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东欧诸国等，可称之为前苏联模式。二是较为分散的政治体制和较为分散的经济体制搭配，多党竞政、新闻自由、政治决策较为分散，资源基本由市场进行分配，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样生产，由市场调节，投资、消费和要素供给由投资者和家庭分散决策。目前，欧洲一些国家和美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搭配可能最接近于这种模式，可称之为欧美模式。三是较为分散和自由的经济体制和适当集中的政治体制相搭配，经济上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资源由市场进行分配，政治上强调适当的集中。亚洲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在它们经济发展转型时期，都曾经实行过这样的搭配体制。目前中国、越南等国家，实行的基本上也是这种体制，可称之为前东亚模式。四是政治上高度分散化，经济上高度集中。这样的体制在实际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因为政治决定于经济基础，经济上高度集中的体制不可能产生分散的政治体制。
表９ 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搭配的不同模式
模式分类欧美模式前东亚模式前苏联模式前印度模式
政治体制较为分散较为集中高度集中较为分散
经济体制自由市场自由市场集中计划集中计划
发展中国家实行结果泰国：发展缓慢 甚至失败高速发展，奇迹性完成了工业化发展缓慢，如朝鲜印度二战后到８０年代的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发展过程，即从农村社会和农业经济向城市和非农业经济转的过程，是一个社会经济结构动态变动的过程，与发达国家基本成熟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是不一样的。在一个经济和社会结构完全成熟的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以及民主制度已经从发育到完善以百年计的国家，可以实行较为成熟的现代的民主政治体制。但是，在一个农村社会和农业经济剧烈向城市社会和非农业经济不断转型的国家和地区中，将成熟的民主制度搬过来，可能会不适应，并且不利经济的稳定和强劲发展。
（一）东亚工业化是在集中政治体制下实现的
拉美、印度和东亚在它们的结构转型过程中，采取了不同的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组合。我们先来看东亚地区，政治的权威主义体制，保证了结构转型中工业化的顺利进行。
１、韩国集中的政治体制与经济的高速增长
韩国：与拉美和北美不同，韩国政治源于一个悠久的、直接的政治传统，类似于“威权主义”。韩国工业化过程中政治体制的变动为： １９５０年代的进口替代战略处于一个松散，但是还是威权主义的政体之下，之后是短短的１９６０－１９６１年的政治自由化；然后过渡到军人直接统治下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１９６１－１９６３年）；之后又是一个相对自由的政体（１９６３－１９７１年）；产业深化与一个正式的官僚威权主义工业化政权在时间上重合（１９７２－１９７９年）。韩国在１９８７年和１９８８年出现了民主化的运动，但是，在这一期间并没有摧毁权威性质的国家结构。官僚威权主义的能力基本上是潜伏的，能够立刻动员起来。韩国的国家结构比拉美的要强大得多，这意味着民主化更可能失败。
总体上看，在韩国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末到８０年代末期间，政治体制分阶段有这样一些特征：１、韩国的官僚威权主义工业化政体具有超出所有南美国家及其领导人想象的强制能力。实际上，这个国家就军国主义而言，可与１９世纪３０年代的日本相比。２、韩国在很长时间内不存在自由和独立的工会，工人中没有建立具有支配性的政党或联盟。只要这样的组织一发芽，国家就会摧毁它。３、政党仍然是围绕一个领导人而聚集在一起的支持者，具有不同寻常的自上而下的庇护关系（所有事情都必须经过党的领导人或政府首脑）。４、与拉美国家不同，韩国是通过一个高度指导性的政府来分配有关资金，资助新兴产业，遏制无效率和衰败的产业，并且政府一直关注和致力于世界市场的竞争。
这种体制妨碍了韩国的经济成长和现代化进程吗，恰恰相反，它的工业化和第一次现代化，正是这一时期完成的。韩国ＧＤＰ总量在１９６０－１９８２年间，平均增长８．６％，从人均ＧＤＰ按照美元计算与朝鲜的比较看，１９６０年时，朝鲜人为２５３美元，韩国为８２美元，韩国不足朝鲜的１／３；１９７０年时，朝鲜４００美元，韩国４１０美元，韩国追过朝鲜；１９８０年时，朝鲜７００美元，韩国１５９２美元，韩国是朝鲜的２倍多；１９９０年时，朝鲜９８０美元，韩国６４８２美元，韩国是朝鲜的６．５倍；而到了２００７年，朝鲜９５７美元，韩国１９６２４美元，韩国是朝鲜的２０倍。从１９６１年到１９９０年的３０年中，按照美元汇率计算的韩国人均ＧＤＰ竟高达１５．２％。这在全世界经济增长史上，也是数一数二的。
２、台湾集中的政治体制和经济的高速增长
从岛内治理的政治体制看，国民党退居台湾后，４０多年来的政治体制，是以现行的“宪法”和“动员戡乱时期”及“临时条款”为基础，是由象征性的“宪政”体制与实质性的“戡乱”体制相结合的产物，实行的是政治上集中的体制。虽然国民党政权去台后，一直奉行“戡乱”与“行宪”“并行不悖”的政治治理，实际是以临时条款作为统治的“根本大法”，架空了“宪法”。
集中政治体制依据的戡乱条例是怎么来的呢？１９４８年４月，国民党召开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为挽救残局，扩大“总统”权力，大会正式通过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案，规定“总统”在“动员戡乱时期”，为“紧急处分，不受宪法第３９条或第４３条所规定程序之限制”，使得蒋介石“总统”不经“行政院”、“立法院”批准即可采取重大行动。国民党到台湾后，不仅继续维持“戡乱时期”的各种法令，并颁布“戒严令”。１９５４ 年２月１６日，在台北召开的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决议“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继续有效，并于１９６０ 年、１９６６年和１９７２年先后４次对条款作了修订，将这个原为单项的条款增至为１１项，直至１９９１年４月３０日才“终止”，实行了４３之久。
这样几乎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妨碍的台湾的工业化吗，和韩国一样，也正是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和８０年代末４０年集中的政治体制下，台湾实现了工业化，完成了第一次现代化的进程。ＧＤＰ总规模从１９５２年的１６．８２亿美元，增长到１９９０年１６４５．１３亿美元，按照美元汇率计算，３８年中ＧＤＰ年均增长速度为１４．５％，人均ＧＤＰ从１９５２年的１９７美元，增长到１９９０年的８３２５美元，年均增长速度为１０％以上。到到１９９２年，终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后的一年，台湾国民生产总值达到２１８７．１２亿美元，跃居世界第２０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１０８２２美元，居世界第２５位，外贸总额达到１５００亿美元，高居世界第１４位，外汇储备９００多亿美元，居世界第３位。台湾经济的高速增长，在世界经济增长史上，也是一个奇迹。
（二）拉美的工业化与威权和民主交替的政治体制
拉美的经济发展走过的曲折的道路，从发展的总体评价看，特别是从拉美陷阱的角度看，不如东亚。这种结果的原因在于经济发展模式方面，而许多国家的问题不在于当时他们选择的政治体制上。长期研究拉丁美洲历史和发展中国家政治体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冯秀文，曾撰 文进行过深入的研究。这里引用他的研究成果来说明拉美工业化过程中权威政治体制的形成。
冯秀文观察到，在独立之初，拉美各国人民希望通过移植西方国家的宪法、建立欧美国家那样先进的政治制度，以争取时间，后来居上，尽快实现现代化的宿愿是无可厚非的。然而，人们很快就发现，这种做法是不行的。政治体制的建立是和一个国家的国情密不可分的。不顾本国的具体国情，贸然效仿西方国家，将西方国家的政治治理直接移植到拉美国家的做法，不符合拉美当地的社会发展水平和政治演进的固有规律，因而不能被拉美当地的社会进程所融合和吸收。相反，这种做法有如囫囵吞枣、拔苗助长，不仅没有给拉美各国带来稳定和进步，反而阻碍着民族的整合，甚至成了社会动乱的重要根源。
冯秀文还观察到，最先尝到盲目引进西方政体苦果的是率先领导了拉美独立运动的那批领袖们。这些人本来都是西方政治制度的信奉者和崇拜者，也正是西方国家政体带来的社会安定和经济繁荣引导他们走上了争取独立的道路。然而通过多年的斗争实践，特别是在拉美最早独立的地区移植西方政体的实践，使他们深深尝到了盲目移植的苦果，看到了在拉丁美洲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这样的国情里，不顾条件地盲目引用西方的政治制度是不行的。“委内瑞拉在政治机构方面是走在最前面的美洲共和国，但是，他又是我们这些新兴国家民主和联邦形式行之无效的最明显的例子。在新格拉纳达，由于个别地方政府权力过大，中央集权不够，已使这个美好国家的地盘越来越小。”据此，他得出结论：“南美大陆所发生的事情说明，完完全全的代议制机构同我们的特点、习惯和目前的文化水平是不相适应的。”
冯秀文介绍到，拉美威权政体出现最典型的国家恰恰是被誉为最早进入民主国家的智利。１９世纪３０年代，智利著名的政治家迭戈·波塔莱斯从各国战乱频仍的政局中看到了盲目效仿西方政体的弊端，于是，极力主张根据美洲的具体情况，建立一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他逆当时的“民主”潮流而上，不顾许多人的反对，毅然采取果断措施整肃军队、镇压反对派、削平地方割据势力，在智利建立起了一个“强有力的行政官制度”，“成功地行使近似西班牙国王所行使的那种世袭权力”，以强有力的手段管理着这个南美洲国家。在正统的自由派们看来，波塔莱斯的做法是离经叛道的，但是，事实证明，正是这种做法保证了智利１９世纪３０～４０年代政局的稳定和社会的发展，使智利成为当时拉丁美洲发展最快和最少受到考迪罗政治影响的国家。
冯秀文总结到，在拉丁美洲的政治生活中，许多国家的宪法在给予总统很大权力的同时，千方百计限制议会的作用。“大总统，小议会”成了拉丁美洲政治体制与西方政体的明显差别和拉美政治生活的显著特点。正统派的西方民主化派们指责这种状况造成了对权力制衡原则的破坏，然而，正是这种体制保证了拉美各个国家免遭委内瑞拉第一共和国那样的覆辙，使许多国家在动乱中逐渐建立起了国家的权威、恢复了社会秩序。
拉美“大总统、小议会”的威权性政治治理体制，使经济发展保持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和社会条件，且不论其２０世纪初开始实施的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是否合适，但是，其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二次世界大战后到７０年代末的３０多年中，拉美的ＧＤＰ年平均增长速度为５．５％，其中制造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为６．４％，１９８０年时拉美ＧＤＰ总值为５１８８亿美元，人均ＧＤＰ达到１４３７美元。与当时东亚的韩国和台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当。其产业和社会结构的转型也非常显著，１９４５年时，制造业增加值为１８．５％，１９７６年增长到２５．４％；农业的比重，则从２１．７％下降为１１．６％。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１９５０年的３９％上升到１９８０年的６６．２％。可以说，拉美的现代化进程，在上世纪二战后的３０年中，还是较快和顺利的，这与其威权主义的政治体制和民主化还没有深化有着重要的因果关系。
但是，进入１９７６年以后，与东亚比较，拉美经济开始了低速增长，债务高企，财政赤字居高，发生金融危机的一个时期。１９８０－１９８９年期间，拉美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０．５％。１９８０－１９９０和１９９０－１９９８年间，两个阶段内ＧＤＰ的平均增长率，巴西为２．７％和３．２％，玻利维亚为－０．２％和４．２％，阿根廷为－０．７％和５．６％，秘鲁为－０．３％和５．７％，墨西哥１．１％和２．５％，乌拉圭０．４％和４．０％，只有智利达到了４．２％和７．９％。上世纪的后两个年代，可以说是拉美经济发展失去的２０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