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2年12月11日14: 00 地点：Grand Hotel, Thavenius room
夏谷：我先请问您一个问题。您曾说，最早给您讲故事的，不是作家而 是长辈，这是真的吗？
莫言：是真的。最早听故事是在乡村的时候，我作为农村的少年，那时 候也不上学，天天跟成年人在一起，白天在劳动的间隙，晚上在 农村的热炕头上，冬天在生产队的记工房里，白天在集市上，聆 听了各种各样的故事。当然这些故事有妖魔鬼怪，也有历史人物的传奇。
夏谷：这些故事是不是包括了中国的传统故事，比如说像《水浒传》里 头的故事？
莫言：一般来讲，他们不讲这种故事，因为这种故事是已经被写成书的， 写成书了以后只有知识分子才能讲述。他们讲的是农民自己的故 事，没有被整理成文字的，是在民间由口头传送下去的，是一种 口头文学，我觉得这比《水浒传》啊、《三国演义》啊更有意思。 当然，他们有时候也讲《水浒传》、也讲《三国演义》，但他们 把它们神秘化了、改造了，跟书上写的也不一样了。
夏谷：这些故事都是有地色的吧？
莫言:当时我也意识不到，现在回头一比较，发现这些故事还是有它鲜 明的地方特色。我们那个地方属于古代的齐国，齐国人好谈怪力 乱神，再往西走一点，就是孔夫子的老家，孔夫子一辈子不谈怪 力乱神。齐国这个地方可能地处偏僻，自然经济可能不如当时的 鲁国那么发达，老百姓日常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崇拜比较多，对 大自然有一种崇拜感，所以，很多植物、动物都在他们的嘴巴里， 变成了有个性的、能够变化各种各样形象的传奇故事。
夏谷：所以，在他们讲的这些故事中，孔子的影响并不大啊？
莫言：对。实际上，我想，民间跟社会永远有两种意义。在我的故乡， 主流社会依然是儒家的思想占据统治地位，尤其是在知识分子当 中。农民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通过科举来考中功名，成名成家。 但是在老百姓日常生活当中，那又是跟儒家理论完全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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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谷：当您开始读书后，哪位中国的作家对您影响比较大？比如说以前 写过农村题材的？
莫言：我最早读到的小说实际上是鲁迅的。我记得很清楚，大概我七八 岁的时候，上小学二三年级了，我腿上生了一个疮，红肿得不敢 走路。那时候我记得也是一个夏天，很热，我们房子后边的河洪 水滔天，波浪滚滚，家里没有人，我就在家里边，先是读墙上贴 着的各种各样的报纸。因为当时农村到了春节时候要美化一下自 己的房间，没有别的东西，只有买一点旧报纸贴到墙上。那时候 我母亲又不识字，贴的时候，有时候就把字贴倒了，有的朝上， 有的朝下，有的是横的。为了看这个报纸，我就翻来覆去地看。 字倒了，我就躺着看，字高了，我就站着看，字贴横了，我就这 样看（莫言在模仿当时看报的动作），当我把墙上的报纸读完之 后，就没东西可读了。这个时候我发现在桌子上有一本我大哥放 下的书。我大哥当时在离我家二十多里路的地方读高中，这本书 就是《鲁迅小说集》。我记得特别清楚，第一篇就是《狂人日记》， 我看不懂啊（笑），硬着头皮往下看，然后又读了《孔乙己》《祝福》 《阿Q正传》等小说。所以我最早读的是鲁迅的，但是我读不懂。 我想对我有影响的是另外一套书，那就是我大哥留在家里的一套 中学语文课本。这套课本节选了很多中国现代和当代的作家的作 品，其中就包括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三里湾》《李有才板话》, 孙犁的《荷花淀》《白洋淀》这样一些作品，这就是真正的农村 题材作品。这两个作家实际上我都很喜欢。当时我读了孙犁的《荷 花淀》，特别向往这种划着船，在荷花丛中走来走去的生活，感 觉它很清新，尽管我没有去过这样的水乡，但我感觉到了水乡在 我头脑中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印象。赵树理的小说，我更加喜欢, 比孙犁的还喜欢。你看像《李有才板话》里有大量的快板，是吧？ 这个村子里面有一个农民，是特别擅长编快板，编顺口溜，他讲话都是押韵的。这样的人物在我们村子里面也有很多。我小时候 实际上也具有这种编顺口溜的才能。很多人和事经我一说，全部 都是押韵的，呱啦呱啦说快板。另外，我听了很多说书人的讲述， 所以，我觉得我也有这种才能。一看赵树理写的乡村乡土的小说, 感觉特别亲切，仿佛讲的就是我们村子里我熟悉的这种生活。所 以，我觉得如果要讲到中国现代作家对我的影响，先是鲁迅—— 鲁迅当然后来看懂了，其次是赵树理、孙犁这样一些作家。
夏谷：好的。鲁迅也写故乡题材，在一篇小说中他写主人公回到农村去 看他少年时代的一个好朋友。
莫言：闰土吧。
夏谷：你也写这个题材，是不是？你的《白狗秋千架》也是这样类似的 题材？
莫言：对。《白狗秋千架》跟你刚才讲到的鲁迅的《故乡》，在选材的 角度上，是很相似的，或者说是同样的一种写法，都是写一个在 外边成了知识分子的人，或是成了作家的人，总而言之成了一个 有学问的人回到故乡，遇到童年的伙伴，然后发现彼此之间已经 有很多精神上的隔膜。这个题材很相似。第一有怀乡，怀念故乡， 尤其怀念童年时期自己故乡的那些美好记忆，但现实当中的故乡 已经变得与过去完全不一样，很多当年记忆中美好的东西，现在 变得并不美好；很多经常在梦中梦到的事物，现在一看和梦里的 那种境界完全不一样，丑陋不堪；过去的童年伙伴也仿佛变得像 个陌生人。我想这样的一种感受，我跟鲁迅先生在《故乡》里面 所描写的是完全一致的。鲁迅所开辟的题材或者这样一种思路一 直延续到现在，很多人依然在写。
夏谷：我比较喜欢的一个作家是高晓声。你怎样评论他的写作风格？
莫言：高晓声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前辈作家。我和他也很熟。1987年我 跟他一起去德国待了二十多天。他早期的小说《李顺大造屋》、《陈 奂生上城》，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作品。高晓声原是知识 分子，1957年被打成“右派”，然后被赶回农村，完全作为一个 农民在农村生活，所以他对农民是非常了解的，他笔下的陈奂生、 李顺大，都跟我们在农村所碰到的人物很相似。所以，第一他有 丰富的农村经验，第二他也有一种幽默感。一般的作家写到农村 的苦难生活，就容易写得悲悲惨惨的。但现实生活当中不是这样 的。现实生活当中的农民正像高晓声笔下的农民一样，他们也苦, 也累，也绝望，但他们始终保持一种对生活的幽默态度，包括对 自己的一种幽默态度。我想这是中国农民的一种非常宝贵的性格。 在我的小说里也经常出现类似人物，也是无论多么艰难困苦，他 们的这种幽默感是不会改变的。我觉得只有在困苦当中，在艰难 当中，保持一种幽默的心态，人们才可能克服困难走向未来。
夏谷：你对福克纳还是比较感兴趣的，你说，他对你的影响比较大，说 他的《喧哗与骚动》里头建立了一个文学共和国，你说你看到他 这部小说后，也想建立一个“高密东北乡”的文学王国。
莫言：福克纳是我非常敬仰的大师。即使到现在我见到他，肯定要向他 鞠躬并拜他为师的。我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大概1985年 的时候“结识” 了他，首先读的是他的一个短篇，叫《献给艾米 丽的一朵玫瑰花》，讲的是一个带有哥特式恐怖色彩的故事，就 讲一个出身没落贵族家庭的小姐很多年没有出门，实际上她把自 己的未婚夫暗杀掉了。当时看到这个故事也没觉得这个小说特别 好。后来看到了他的《喧哗与骚动》。《喧哗与骚动》当时是由中国一个很有名的翻译家李文俊翻译的，里面有一篇长长的一万 多字的序言，详细地介绍了福克纳的生平、著作和艺术风格，其 中介绍到他用自己的作品虚构了一个约克纳帕塔法县，这个县在 美国的地图上是找不着的，但在他的文学里面是一个县。我想这 实质上是他以故乡作为基础，吸纳了美国的甚至世界各地的所有 和文学有关的传统素材，营造的一个文学的领地。这个让我感觉 非常非常了不起，而且，我觉得我也应该向他学习，我觉得一个 作家，尤其像我们这种写乡土的作家，必须立足在自己最熟悉的、 最亲切的或者最仇恨的、感情最强烈的地方，一辈子就写这个地 方，在这个地方不断地往下深深挖掘，找到这个地方文化的源头， 然后把它发扬光大。这样才能够有所成就。否则的话，你今天写 海洋，明天写另外一种陌生的环境，很可能什么都写不好。这是 福克纳对我最大的启发。
夏谷：可是，在福克纳的小说中，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差距是很大的。你 觉得这种差距跟贫富差距是类似的东西吗？
莫言：我觉得构成福克纳核心矛盾的，还不是贫富之间的差别，而是两 种文化、两个族群之间的差别。在福克纳的小说中，白人反而是 穷困潦倒，有很多穷的白人他们很可怜。也有很多旧的贵族白人, 他们已经衰败，他们已经没落，这个时候无论在生活能力还是精 神方面，都不如黑人。我记得他有个小说写到，其中一个黑人为 了防止白人来侮辱自己的妻子，就在自己家周围建了一圈高高的 栅栏，木栅栏。这个黑人每次回家，像鸟儿一样跑起来，飞身而跃, 进入自己的院子。而那些白人奴隶主，虽然看着奴隶的妻子很漂 亮，但他们爬不进去。我觉得这个情节很有象征性：黑人实际上 是一个蓬勃的、生命力非常旺盛的族群，在他们身上可能代表着 一种未来；而白人奴隶主的文明已经走向了没落，尽管他们还有贵族身份，尽管他们在精神上自认为比黑人要优越，但实际上他 们的好日子已经过去了。所以我想福克纳实际上是带着一种非常 矛盾的心理在写作。一方面他是白人，他有白人的优越感。但是 一方面他也看到现实生活当中黑人这种蓬勃的力量，这种生命力。 所以他是一个作家，然后他把一切都客观地描述出来。他在描写 黑人和白人的时候，忘掉了自己的肤色，他是站在人的立场上， 站在一个作家的立场上，客观地描写了故乡人的生活和精神状态, 这对我启发非常大。所以我在写作的时候，实际上在我的小说里, 不管是大家认为的好人还是坏人，我都是站在人的立场上，站在 作家的立场上，或者说站在跟福克纳类似的立场上对他们进行描 述。所以，有一些野蛮的人，有一些被人认为是坏人的人，在他 们身上反而表现出了一种蓬蓬勃勃的生命的力量。
夏谷：我有这样一个印象，《红高粱》这部小说随着张艺谋同名电影的 放映，它的影响变得很大。可是如果您现在写这样的一部小说， 它能像《红高粱》那样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吗？
莫言：这个肯定不可能了。我想《红高粱》这部小说，现在回头我再来 读反而能找出很多不满的地方，现在再写，不会再犯那些技术性 的错误，同时我也体会到，那是我年轻时候的作品，那里边有一 种非常强大的力量。现在再让我写，我也可能写不出那样的东西。 这部小说在八十年代，尤其在张艺谋把它改编成电影并获得了西 方国际电影节大奖之后，在中国引起的轰动，我前天开玩笑说， 一点都不亚于我现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因为当时我正在高密写 作，一次回北京，我深夜下火车时听到北京街头上很多年轻人一 手提着啤酒瓶子，一边大声地高唱着电影中的插曲。老百姓经常 把《红高粱》的插曲当成自己在很多场合必唱的歌曲，借此来宣 泄自己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我觉得《红高粱》是适应了那个时代的精神需求，因为在八十年代中国进行了改革开放，老百姓在 经过了长期的压抑和禁锢之后，迫切地需要获得一种抒发个性的 自由。所以像《红高粱》里头对个性解放的赞美，对小说里边像“爷 爷奶奶”这样一种下层人民的敢说敢做的生活状态的向往，恰好 适应了八十年代那个时候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在精神方 面、心理方面的一种需要。所以，这部小说和电影，在当时能够 产生那么大的反响。假如现在再出这么一部电影、再出这么一部 小说，我估计很可能是默默无闻，因为类似的东西现在已经很多 了，人们有压抑，但是排除压抑、解决压抑的方式也非常多了， 未必再靠一部小说、一部电影来宣泄自己。
夏谷：小说里头的“气魄”很大。
莫言：对，是气魄，有一种气，有一种昂扬的、追求精神解放的“劲”， 这样一种精神。
夏谷：你现在写小说的灵感和构思是从哪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