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通过这种出游方式，除进行必要的外交活动外，往往亲自视察军队，即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琅邪台刻石所谓“东抚东土，以省卒士”（《史记·秦始皇本纪》）。参见王子今：《秦国君远行史迹考述》，见《秦文化论丛》第8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此外，有时还亲临前线组织指挥战役行动，为统一事业的实现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秦穆公“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史记·秦本纪》），秦人正是于“破西戎，有其地”之后，得以“东雄诸侯”的（《汉书·地理志下》）。大约正当战国时期，波斯人、希伯来人已经称中国为“赛尼”、“希尼”，以后又出现西语“支那”（China）之称。这应当都是“秦”的音译。由于秦人与西北方向各部族的频繁交往，使得域外诸侯称中国为“秦”。参见林剑鸣：《秦史稿》，50~51、5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也有人认为“支那”为“荆”的对音，“支那”一称由来于楚国的对外影响。参见苏仲湘：《论“支那”一词的起源与荆的历史和文化》，载《历史研究》，1979（4）。秦国与西部各族交好，也保证了对东方各国的战争的胜利进行。
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作为“择日类书籍”，作为“选择通书”，是“珍贵的古代数术资料”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4、423页，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7月。。“当日应是一种家喻户晓的选择书”曾宪通：《〈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序》，见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5页。，许多学者因此将其看作反映战国晚期秦、楚中下层社会生活的重要资料。参见李学勤：《睡虎地秦简〈日书〉与楚、秦社会》，载《江汉考古》，1985（4）；《日书》研读班（导师：林剑鸣）：《日书：秦国社会的一面镜子》，载《文博》，1986（5）。其中许多内容可以反映当时人们对于交通的观念。总计423支简中，简文直接涉及出行归返者达15l支，占357%。在各项卜问内容中，与“行”有关者显然数量最多。这说明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出行已经占据重要地位。简文又可见有关“远行”、“长行”、“久行”等行归宜忌的文字，以及所谓“去其邦”的内容，这似乎可以说明长距离以至穿越国境的交通活动已经相当普遍。《日书》作为社会中下层人的所使用的数术书，而内容多见“制车”、“乘车”、“乘车马”等文句，可以说明当时作为主要陆运工具的车辆已经比较普及。参见王子今：《睡虎地秦简〈日书〉秦楚行忌比较》，见《秦文化论丛》第2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12月；《睡虎地秦简〈日书〉所反映的秦楚交通状况》，见《国际简牍学会会刊》第1号，台北，兰台出版社，1993；《睡虎地秦简〈日书〉所见行归宜忌》，载《江汉考古》，1994（2）。
睡虎地《日书》分甲、乙二种。两种《日书》开头几节有这样的对应关系：甲种的《除》，乙种无题；甲种的《秦除》，乙种称《徐（除）》；甲种的《稷辰》，乙种名《秦》。李学勤据此指出：“每种《日书》都包括两套建除，一套显然是秦人的建除，一套应属楚人，《稷辰》则专出于秦。”李学勤：《睡虎地秦简〈日书〉与楚、秦社会》，载《江汉考古》，1985（4）。分析对比这两套建除中有关“行”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楚人行忌显然远较秦人繁密。一般公认“秦俗多忌讳之禁”（贾谊：《过秦论》），而《日书》行忌则楚俗偏多，推想这应当也与秦国交通事业的发展较其他各国先进有关。
天水放马滩1号秦墓出土的年代为战国晚期的木板地图，可以提供重要的交通史料。图中往往明确绘出交通道路，有些还标记道里数字，如“去谷口可五里”，“宛到口廿五里”等，图中关隘称“闭”，用特殊形象符号表示，共计6处，由此也可以了解秦交通管理制度的严格。参见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初探》，载《文物》，1989（2）；曹婉如：《有关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的几个问题》，载《文物》，1989（12）；王子今：《秦人经营的陇山通路》，载《文博》，1990（5）。
由于交通条件比较完备，交通技术比较先进，运输力量比较雄厚，使得秦国军队可以适应长期远征的艰难条件，不断得到充足的兵员、物资的补充，因而军力强盛，百战不疲。此外，秦国交通的发展，有利于秦人向东西南北全方位地接受和吸取其他地区文化的积极因素，使秦文化具有较为开放、富于进取性的特点，于是“地无四方，民无异国”，“民以殷盛，国以富强”（李斯：《谏逐客书》）。秦人交通建设的优势，无疑也是秦国能够顺应历史大势，连年东进，在秦始皇一代终于完成统一大业的基本因素之一。参见王子今：《秦国交通的发展与秦的统一》，载《史林》，1989（4）；《秦始皇嬴政的统一事业》，见《秦汉史论——何清谷教授八十华诞庆祝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9年10月；《秦统一原因的技术层面考察》，载《社会科学战线》，200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