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交通发展的又一突出例证，是车辆制作技术的进步。
中国早期车辆均为单辕。单辕车须系驾二头或四头牲畜，双辕车则可系驾一头牲畜。陕西凤翔战国初期秦墓BM103出土2件牛车模型，牛一牡一牝，两车车辆形制相同，出土时陶车轮置于牛身后两侧，其间有木质车辕及轴、舆等车具朽痕，可以看到车辕为2根。参见吴镇烽、尚志儒：《陕西凤翔八旗屯秦国墓葬发掘简报》，见《文物资料丛刊》第3辑，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5月。这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双辕车模型，也是世界最早的标志双辕车产生的实物资料。双辕车的出现，体现了交通工具史上的重大进步。两件牛车模型出土于同一座小型墓葬中，且牛为一牡一牝，还可以说明秦国民间运输生产资料的普及程度。独轮车这种对于交通道路条件要求甚低的使用轻巧灵便的新车型，很可能也是秦人最早使用。
秦人除了拥有双辕车等先进车型的发明权而外，投入经济生活的运车数量之多也是空前的。秦景公三十六年（前541），秦后子适晋，“其车千乘”（《左传·昭公元年》）。秦昭襄王三十六年（前271），穰侯免相，出关就封邑时，“辎车千乘有余”（《史记·穰侯列传》）。当时还曾“使县官给车牛以徙”（《史记·范雎蔡泽列传》），动员了官府运输力量。往往集中数逾千乘的运输车辆的大规模的交通活动，可以说明秦国交通事业的发展和运输力量的雄厚。
秦国还充分利用水路运输条件发展航运。《石鼓文·霝雨》：
□□，舫舟囱逮。
□□自，徒驭汤汤。
隹舟以（行），或阴或阳。
极深以，□于水一方。
郭沫若以为其为“追叙由汧源出发攻戎救周时事”。“舫舟，竝船也。囱读为悤遽之悤。” ，“当是蒲谷之蒲之本字”。“郑樵谓极即楫字，案乃假借为楫。”，“疑是之古文，象形”郭沫若：《石鼓文研究》，46~48、73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年10月。。可见秦人很早就沿境内河流从事水上运输。《左传·僖公十三年》记述秦输粟于晋“自雍及绛相继”的所谓“泛舟之役”，杜预《集解》：“从渭水运入河、汾。”《史记·秦本纪》：“卒与之粟，以船槽车转，自雍相望于蜂。”所谓“船漕车转”，即取水陆联运形式。这是史籍所载规模空前的运输活动。《战国策·楚策一》记载张仪说楚王时，也说到秦国的水上航运能力：
秦西有巴蜀，方船积粟，起于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余里。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粮，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里数虽多，不费马汗之劳，不至十日而距扞关。
辩士游说，虽多夸饰之辞，然而应当是以一定的事实基础为依据的。秦国较早就可以“水通粮”，确实曾经是列国以为国力强盛而“不可与战”的重要因素之一（《战国策·赵策一》）。
“汎舟之役”而外，秦史上另一次大规模粮运的记载，是秦昭襄王十二年（前295）“予楚粟五万石”一事（《史记·秦本纪》）。按照汉代运粮车辆的载重指标每车25石计《九章算术·切输》中有关“均输粟”的算题，所列条件有“一车载二十五斛”。根据居延汉简中有关粮运的简文，可知这一数额是符合汉代运输生产的实际的。，运送5万石粮食需组织多达两千辆运车的浩荡车队。
《商君书·垦令》有“送粮无取僦”语，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效律》也规定：“上节（即）发委输，百姓或之县就（僦）及移输者，以律论之。”可见秦在战国时期已经出现营运以取僦值的私营运输活动，而政府对其严加限制，可以反映“上发委输”这种运输形式的组织管理高度集中又极其严密的特点。秦国运输组织的这一形式，对整个秦汉时期都表现出十分明显的持久影响。
秦国运输组织以法律形式保证其集中程度和运行效率的特点，带有浓重的军事化的色彩。其形成，显然与战争频仍的历史背景有关。
秦国善于“远攻”（《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较早创大军团长距离远征的历史纪录。秦穆公谋取郑国，即派遣大军“径数国千里而袭人”（《史记·秦本纪》）。秦军还曾远至宋、楚等国境内作战。秦统一战争中，调动数以10万计的大军连年出击，无疑也需要凭借强大的运输力量保证后勤供给。以秦灭楚的战役为例，秦军出动兵力达60万，以秦汉时通例折算，每天士卒口粮就多达66 667石左右居延汉简所见戍卒口粮标准，一般每人每月为三石三斗三升少。云梦睡虎地秦简《传食律》：“御史卒人使者，食粺米半斗”，“使者之从者，食粝米半斗”，与此相近。《汉书·赵充国传》：“以一马自佗负三十日食，为米二斛四斗，麦八斛。”则日近三斗五升，或包括战马食料。，若无法由当地征集，以车载25石计，则需要2 667辆运车转送，如若运程超过4日，则每日军粮都需万辆以上的辎重车队承运。这一数字尚不包括军马的食料刍藁。然而楚地战事持续长达“岁余”（《史记·白起王翦列传》），军运数额之巨可以想见。显然，秦国优越于其他各国的交通条件，是能够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完成统一的重要因素之一。
秦国国君大多不避尘露之苦，以频繁的出行作为主要政务内容之一。除所谓“勤劳本事”、“临察四方”（《史记·秦始皇本纪》）而外，迁都于咸阳之后，以距上帝之畤及宗庙所在雍城之遥远，也不得不往复辛苦奔波。秦王行迹超逾关中地区者，除前述惠文王于褒谷会蜀王外，在统一战争期间，史籍中又可见如下记载：
秦惠文王
（1）九年，“与魏王会应”。（《史记·秦本纪》）
（2）十二年，“会龙门”。（《史记·六国年表》）
（3）“（更元）五年，王游之北河。”（《史记·秦本纪》）
（4）“（更元）十二年，王与梁王会临晋。”（《史记·秦本纪》）
（5）“魏襄王七年，秦王来见于蒲坂关。”（《水经注·河水四》引《汲冢竹书纪年》）
秦武王
（1）“武王元年，与魏惠王会临晋。”（《史记·秦本纪》）
（2）“三年，与韩襄王会临晋外。”（《史记·秦本纪》）
秦昭襄王
（1）“三年，王冠，与楚王会黄棘。”（《史记·秦本纪》）
（2）十七年，“王之宜阳”。（《史记·秦本纪》）
（3）“二十年，王之汉中。”（《史记·秦本纪》）
（4）二十年，“又之上郡、北河”。（《史记·秦本纪》）
（5）二十二年，“与楚王会宛”。（《史记·秦本纪》）
（6）二十二年，“与赵王会中阳”。（《史记·秦本纪》）
（7）二十三年，“王与魏王会宜阳”。（《史记·秦本纪》）
（8）二十三年，“与韩王会新城”。（《史记·秦本纪》）
（9）“二十四年，与楚王会鄢。”（《史记·秦本纪》）
（10）二十四年，与楚王“又会穰”。（《史记·秦本纪》）
（11）二十五年，“与韩王会新城”。（《史记·秦本纪》）
（12）二十五年，“与魏王会新明邑”。（《史记·秦本纪》）
（13）二十八年，与赵惠文王“会黾池”。（《史记·六国年表》）
（14）“二十九年，王与楚王会襄陵。”（《史记·秦本纪》）
（15）四十六年，“王之南郑”。（《史记·六国年表》）
（16）四十七年，“秦王闻赵食道绝，王自之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绝赵救及粮食”。（《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秦王政
（1）“十三年，桓攻赵平阳，杀赵将扈辄，斩首十万。王之河南。”（《史记·秦始皇本纪》）
（2）“十九年，王翦、羌瘣尽定取赵地东阳，得赵王。引兵欲攻燕，屯中山。秦王之邯郸，诸尝与王生赵时母家有仇怨，皆坑之。秦王还，从太原、上郡归。”（《史记·秦始皇本纪》）
（3）“二十三年，秦王复召王翦，强起之，使将击荆。取陈以南至平舆，虏荆王。秦王游至郢陈。”（《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王政亲至楚地新占领区的这次出行，云梦睡虎地秦简《编年记》中对于当时楚地的战争背景有所记录。简文写道：“廿三年，兴，攻荆，□□守阳□死。四月，昌文君死。”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解释说，“兴，指军兴，征发军队”。“昌文君，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曾与昌平君同时为秦臣，参预攻嫪毐。”（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13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