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梁楚地区交通
秦汉时期重要的东西交通线与南北交通线，在梁楚地区形成又一对于全国交通布局有特殊意义的交通枢纽。
两汉梁国在今河南商丘一带，西汉楚国、东汉彭城国在今江苏徐州一带，时称“梁楚之地”、“梁楚之间”
《史记·河渠书》：“自河决瓠子后二十余岁，岁因以数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卒塞瓠子，“而梁楚之地复宁”。《平准书》：“先是往十余岁河决观，梁楚之地固已数困。”《汲郑列传》：郑庄“声闻梁楚之间”。《季布栾布列传》：“足下何以得此声于梁楚间哉？”。梁楚，形成具有共同地域特色的文化区。陈胜起事，初即“举梁楚而西”（《史记·张耳陈馀列传》）。司马迁自述其行踪，说到“南游江淮”，“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而终于“过梁楚以归”（《史记·太史公自序》）。《史记·货殖列传》论各地区经济联系，也有“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的说法。
梁楚地区西有号称“天下之冲，四通八达之郊”的陈留（《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以及所谓“淮阳天下交，劲兵处”的陈地（《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南有“受南北湖皮革、鲍、木输会”之寿春、合肥（《汉书·地理志下》），北则有“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史记·货殖列传》）以及集聚“彼齐诸儒”的文化中心鲁都曲阜（《太平御览》卷一五六引刘桢《鲁都赋》），东则与贯通南北的交通要道并海道交临。
楚汉战争期间，彭越“定梁地”，“击楚，绝其后粮于梁地”，控制了项羽根据地与中原主战场之间的粮路
《史记· 魏豹彭越列传》记载：“汉五年秋，项王之南走阳夏，彭越复下昌邑旁二十余城，得谷十余万斛，以给汉王食。”，不断削弱楚军的实力，形成“席卷千里，南面称孤，喋血乘胜”之势，最终“引兵会垓下，遂破楚”（《史记·魏豹彭越列传》）。在楚汉成皋会战期间，彭越“下梁地，绝楚粮”，致使项羽不得不亲自率部回师东定梁地，“乃东，行击陈留、外黄”。彭越占据梁地这一东西交通要冲，导致楚汉双方军力对比形成“是时汉兵盛食多，项王兵罢食绝”的形势（《史记·项羽本纪》）。正如劳榦所指出的，汉代“天下之道集于京师”，“而京师之东则关东道路咸集于洛阳”，“然此特就国家行政道路而言耳。以当时货殖之道路而言，则此犹未尽也。当时天下之财富在关东，关东之财富凑于齐、梁，而道路之中枢，实在梁国”劳榦：《论汉代之陆运与水运》，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6本，收入《劳榦学术论文集甲编》。。梁地特殊的交通条件，促成了“关东之财富”的集中，而相应的文化优势，也曾经在汉初形成。参见王子今：《两汉时期“梁宋”地区的商路》，载《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汉初梁国的文化风景》，载《光明日报》，20080113。
《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记述，汉景帝三年（前154），吴楚反，周亚夫为太尉，东击吴楚，行前请示军计：“楚兵剽轻，难与争锋。愿以梁委之，绝其粮道，乃可制。”得到景帝认可。战事果然如周亚夫计谋：
太尉既会兵荥阳，吴方攻梁，梁急，请救。太尉引兵东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日使使请太尉，大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书言景帝，景帝使使诏救梁。太尉不奉诏，坚壁不出，而使轻骑兵弓高侯等绝吴楚兵后食道。吴兵乏粮，饥，数欲挑战，终不出。……吴兵既饿，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击，大破之。
所谓“绝其粮道”，“绝吴楚兵后食道”，即控制了经由梁地的南北交通干线，主要是南线交通。而驻兵梁国东北之昌邑，亦有利于切断梁、楚之间的交通联系。
楚国以彭城为中心。“彭城，古彭祖国”（《汉书·地理志下》）。楚怀王心曾于彭城执行秦末起义联军名义上的领袖的职能。项羽灭秦后自立为西楚霸王，以彭城为都。《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历数项羽十条罪状，即包括“项羽出逐义帝彭城，自都之”。彭城不仅因地当交通四方之要冲，其战略位置历来受到重视参见王子今：《论西楚霸王项羽“都彭城”》，载《湖湘论坛》，2010（5）。，东汉初，楚王刘英据此“交通宾客”，“大交通方士”，还使这里成为佛教在中国早期传布的中心之一（《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楚王刘英》）。《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楚王刘英》：“（刘）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八年，诏令天下死罪皆入缣赎。英遣郎中令奉黄缣白纨三十匹诣国相曰：‘托在蕃辅，过恶累积，欢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赎愆罪。’国相以闻，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絜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因以班示诸国中傅。英后遂大交通方士，作金龟玉鹤。刻文字以为符瑞。”《三国志·吴书·刘繇传》：笮融“往依徐州牧陶谦，谦使督广陵、彭城运漕”，“乃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槃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复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户。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交通条件的便利，使得徐土得以较早接受并普及佛法，所谓“大交通方士”，所谓“招致”“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都反映了这一情形。有的学者认为，连云港孔望山佛教造像，就与这一地区的宗教信仰环境有关。参见连云港市博物馆：《连云港市孔望山摩崖造像调查报告》，俞伟超、信立祥：《孔望山摩崖造像的年代考察》，阎文儒：《孔望山佛教造像的题材》，均载《文物》，1981（7）；步连生：《孔望山东汉摩崖佛教造像初辨》，李洪甫：《孔望山造像中部分题材的考订》，均载《文物》，1982（9）。彭城地区的交通条件和交通能力多次经受战乱的考验。东汉末年董卓之乱后，又有“李傕、郭汜作乱关中，是时四方断绝”，而徐州刺史陶谦则“每遣使间行，奉贡西京”（《后汉书·陶谦传》）。《三国志·吴书·刘繇传》记述，丹杨人笮融“往依徐州牧陶谦，谦使督广陵、彭城运漕，遂放纵擅杀，坐断三郡委输以自入”，后“曹公攻陶谦，徐土骚动，融将男女万口，马三千匹，走广陵”。通过这一记载，能够了解彭城南路与广陵郡之间的交通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