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列强纷争时，张仪与魏王论魏地形势的见解，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秦汉时期梁楚地区的交通地位。《史记·张仪列传》：
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过三十万，地四平，诸侯四通辐凑，无名山大川之限。从郑至梁二百余里，车驰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与楚境，西与韩境，北与赵境，东与齐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万。梁之地势，固战场也。梁南与楚而不与齐，则齐攻其东；东与齐而不与赵，则赵攻其北；不合于韩，则韩攻其西；不亲于楚，则楚攻其南。此所谓四分五裂之道也。
然而这一地区又因其交通条件具有不容忽视的战略意义。“梁不北则从道绝”，梁的态度最后决定“合纵”战略能否实现。
秦汉时期，梁楚近围即所谓“梁楚之郊”《史记·吴王濞列传》记载，吴楚七国之乱时，吴少将桓将军建议吴王濞“所过城邑不下，直弃去，疾西据雒阳武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警告说：“即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汉军车骑至，驰入梁楚之郊，事败矣。”的交通建设也有突出的进步。《史记·梁孝王世家》说梁孝王经营这一地方形成的权威，“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得赐天子旌旗，出从千乘万骑。东西驰猎，拟于天子。出言跸，入言警”。以交通条件为基础，梁孝王还力图使其统治区域成为山东经济文化中心，“梁多作兵器弩弓矛数十万，而府库金钱且百巨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师”《乐府诗集》卷二八古辞《乌生》有“唶！我秦氏家有游遨荡子，工用睢阳强，苏合弹”句，陈直《史记新证》以为“梁都睢阳，其地出强弓”之证。（114页），又“招延四方豪桀，自山以东游说之士，莫不毕至”。
据有的学者统计，居延、敦煌汉简中简文可见戍卒原籍郡县者除河西地区以外，共395例，其中大致属于梁楚地区的昌邑国、梁国及淮阳、济阴、山阳、陈留、沛郡共88例据何双全：《〈汉简·乡里志〉及其研究》，见《秦汉简牍论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占223%。居延出土汉简中可见出现“车父”字样的简文。“车父”是以私车从事转输服事军役者。居延“车父”简标明“车父”原籍郡县者共16例，属梁楚地区的梁国、淮阳郡、山阳郡者3例，占188%。参见王子今：《关于居延“车父”简》，见《简帛研究》第2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年9月。这样的资料固然难以全面准确地反映当时各地区兵役及转输劳役的征发情况，但仍然可以大致说明，距离河西地区最为遥远的梁楚地区，以其交通能力之强大，承担着相当繁重的对西北边地的人员及物资的转输任务。可是我们通过《九章算术·均输》中提供的资料可以知道，汉代制度规定，所谓“均输粟”与“均输卒”的地方分配数额，一般是依距转输地点间的距离而递减的。参见《九章算术·均输》中关于“均输粟”、“均输卒”、“均赋粟”的算题。
“梁楚之间”交通建设的进步，还体现在这一地区在水路交通方面得先行之利的优势。陶濒于济水，又由于菏水的开凿成功，具备了繁荣的条件。《史记·河渠书》说到战国时期的鸿沟工程：“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是黄淮之间形成了一个水路交通网。陶处于这一交通网之中，因而得到“天下之中”的称号（《史记·货殖列传》）。梁楚地区尽为这一水路交通网所笼括。正如史念海所指出的：“荥阳引河开凿鸿沟后，河、济、淮、泗之间水道纵横，新的经济都会自然会接踵而起。获水、睢水之间的睢阳和获水与泗水交会之处的彭城都因交通的发达，得到了繁荣的机会。”史念海：《释〈史记·货殖列传〉所说的“陶为天下之中”兼论战国时代的经济都会》，见《河山集》，122页。鸿沟，西汉称“狼汤渠”《汉书·地理志上》：河南郡荥阳，“有狼汤渠，首受泲，东南至陈入颍，过郡四，行七百八十里”。。狼汤渠的作用，后来又为“汴渠”替代。汴渠即汳水，原是济水东南入泗的支流，浚通后，西北承河水，东南通泗水，成为漕运主要水道，也是横贯梁楚地区的交通命脉。《汉书·地理志》在陈留郡、山阳郡、济阴郡、沛郡、东海郡、淮阳国、梁国条下记述鲁渠水、濮渠水、睢水、包水、泗水、夏肥水、祠水、涡水、获水起止流向，并大多明确其里程《汉书·地理志上》：陈留郡，陈留，“鲁渠水首受狼汤渠，东至阳夏，入涡渠”。封丘，“濮渠水首受泲，东北至都关，入羊里水，过郡三，行六百三十里”。浚仪，“睢水首受狼汤水，东至取虑入泗，过郡四，行千三百六十里”。山阳郡，平乐，“包水东北至沛入泗 ”。济阴陵，乘氏，“泗水东南至睢陵入淮，过郡六，行千一百一十里”。沛郡，城父，“夏肥水东南至下蔡入淮，过郡二，行六百二十里”。东海郡，容丘，“祠水东南至下邳入泗”。《地理志下》：淮阳国，扶沟，“涡水首受狼汤渠，东至向入淮，过郡三，行千里”。梁国，蒙，“获水首受甾获渠，东北至彭城入泗，过郡五，行五百五十里”。，亦反映梁楚地区交通结构中水路交通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