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地区外向交通有地理条件的严重阻障，然而这一地区交通建设的成就却相当显著。
汉代石刻中多见有关巴蜀地区交通建设的资料。如《隶释》卷四《广汉长王君治石路碑》：
表
惟右部官国之珍宝冲路危险侠石磐岩□道人马□行为民害历世弥久靡有留心长广汉
王君建和二年冬任掾杨□攻治破壤又从涂口繇平□□□井间道至别盐得去危就安功夫九百余日成就通达永传亿岁无穷记
《隶释》卷一五《蜀郡属国辛通达李仲曾造桥碑》记载“造此笮桥，□之□基，改奢就俭，莫不安之”的事迹。“阁道”即栈道是汉代山地交通的基本设施。《隶释》卷四《蜀郡太守何君阁道碑》和《隶释》卷一六《刘让阁道题字》，都是记录“阁道”工程的文字。前者有“将徒治道，造尊楗阁，袤五十五丈，用功千一百九十八日，建武中元二年六月就”的内容。此外，还有关于“阁道”维修改建的资料。如《隶续》卷一五《汉安长陈君阁道碑》说：“此道本有阁二百余丈□□□，穿陷坏绝，车马僵顿，常以农时发民□治，岁岁造费直卅余万，君躬自案行，以眇思省去阁，令就土著，长无劳费，为万世基，百姓行人悦歌咏。”其辞曰：“惟此故道，险阻危难，阁阸□，临江缘山，秋雨水潦，□□陷穿，车马僵顿，修隧陨颠，行旅创苦，发赋加民，乃至于今。遭我陈君，舍道施德”，“又省此阁，就乎平便，民无经赋，行人离患”洪适指出：“‘’字未见所出，所谓‘根阁’者，犹李翕‘郙阁’，何君尊‘楗阁’之比。”。看来，地方交通建设多由政府组织，以“发赋加民”形式筹集财力。《华阳国志·蜀志》记叙李严主持的交通工程，“郡去成都百五十里，渡大江。昔人作大桥曰汉安桥，广一里半，每秋夏水盛，断绝，岁岁修理，百姓苦之。建安二十一年，太守南阳李严乃凿天社山，寻江通车道，省桥，梁三津，吏民悦之”。
成都是西汉时期民户仅次于长安的都市。据《汉书·地理志上》，长安户80 800，成都户76 256，成都户数占蜀郡全郡的284%。成都有官营制车机构所在“车官城”，“工商致结驷连骑”，“归女有百两之从车”（《华阳国志·蜀志》），“富实”之家“皆鲜车怒马”（《后汉书·第五伦传》），“其郡四出大道，道实二十里，有衢”（《华阳国志·蜀志》）。其交通条件之便利发达，不让中原都市。
巴蜀地区具备开发水运的地理条件。所谓“浮水转漕之便”，被地方割据者看做“用天因地，成功之资”（《后汉书·公孙述传》）。《史记·河渠书》记述，“蜀守（李）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 ，百姓飨其利”。《华阳国志·蜀志》：“时青衣有沫水出蒙山下，伏行地中，会江南安，触山胁溷崖，水脉漂疾，破害舟船，历代患之。（李）冰发卒凿平溷崖，通正水道。”穿渠首先为求“行舟”之利，“有余”方用于灌溉，这种交通重于农耕的工程指导思想，应当得到肯定的评价。
《汉书·地理志上》记录巴蜀地区广汉郡、蜀郡、犍为郡、巴郡四郡计22条水道即驰水、雒水、绵水、白水、涪水、江沱、仆千水、大渡水、水、邛水、湔水、鲜水、若水、江水、渽水、温水、符黑水、大涉水、汉水、容毋水、潜水、不曹水。，其中驰水、白水、涪水、仆千水、湔水、若水、江水、渽水、大涉水又明确记载流经郡数及水道里程，如广汉郡刚氐道，“涪水出徼外，南至垫江入汉，过郡二，行千六十九里”；蜀郡绵虒，“湔水所出，东西至江阳入江，过郡三，行千八百九十里”。这些水道，当“皆可行舟”，大多都有“浮水转漕之便”。